提起自行车,老北京人怕是都不陌生,张嘴就能说出“飞鸽”“凤凰”“永久”什么的。本来嘛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王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然是当仁不让了。据说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就出现了自行车,宣统皇帝——溥仪就有过在紫禁城里骑过自行车经历。记得我小的时候游览故宫时就看见许多的门槛都被锯掉了,据父亲讲就是当年小皇帝骑车时,嫌每道门都有门槛,骑车不方便,于是下令锯掉的。等我长大后读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一段文字与父亲的说法完全吻合。溥仪写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我叫人统统锯掉。”御前侍从周金奎回忆,当时宫中还曾以100元月薪,聘请飞车小李三当自行车教习(教练)。另据清宫档案记载,供溥仪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有20余辆,平日存放在御花园内的曾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绛雪轩”。当年的乾隆皇帝如何晓得此刻的“绛雪轩”竟然沦为了溥仪的自行车库。


  大家都知道自行车是英国人发明的,鸦片战争后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外国的商品蜂拥而至。而自行车的进入中国,或许也只能说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自行车完全是靠进口。初期是英国车占据了优势。英国车全是手闸,左、右手分别控制前后闸,车带是钢丝的,质量特别的好,但它的车架是按欧洲人的身材而设计的,不太适合中国人。当时的名牌有“蓝牌”,平把“K”字轮盘,手闸的闸棍是圆形的,闸皮似一块硬方橡皮,一看就知道是英国车。后来有的英国商人专为亚洲人设计、制造了车架较矮的“飞利浦”牌自行车。因为售价便宜,老百姓也都能买得起,所以很是畅销。此外,还有“韩牌”“三枪”“双金人儿”“凤头”等等英国的名牌。


  其他国家当然也不甘示弱。德国有两种牌子也很不错。蓝牌和G字(俗称勾字儿)都是倒轮闸。法国的“飞燕”牌的车是变速的赛车,因为老北京的路况不好,不适于细瓦圈赛车,在土石路上骑容易变“龙”。美国车多为大把,也是有些水土不服,性能也不适应北京路况。所以这些车的销售都不是很好。


  总之,欧洲各国的自行车,除了德国车外,都用钢丝带,人骑虽然轻快,但载重能力较差,不适应中国国情,所以销售受到一定影响。


  三十年代,日本车大量涌入北京。日本车是压边带,载重能力强。二六车型、二八车型都有,虽然比英国的二八车要重10公斤左右。但骑起来快,再加上倾销贱卖,比欧洲的贵族型车如凤头差两三倍的价钱。那时,北京城里的一些学生、职员和小伙计们大都喜欢骑这一类的自行车。日本车有菊花、僧帽、铁锚、富士等名牌。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人的自行车装配厂,尝试生产中国自己品牌的自行车。建国后,天津在此基础上生产出“飞鸽”牌自行车。上海则在英国的“飞利浦车”的基础上,生产出“凤凰”“永久”牌自行车。

  

  五十年代,全国的自行车的车型都趋向于制式化,但真正能叫的响也就飞鸽、凤凰、永久那么几种牌子。所以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的街道上能见得到的自行车基本也就是这几个牌子。

   

  建国初期,公共交通并不发达,有些街巷没有公交车,有的地方也不一定有直达车,外出很不方便,因此人们喜欢选择骑车出行。除了使用方便之外,又节约能源,又可以载重、又没有污染,很是实用,全天候使用,因此在北京,自行车便成了老百姓的一种主要交通工具。

   

  骑自行车有许多优点,但也有很多的不便。冬天骑车就特别的冷,如果再赶上下雪、路面结冰,那可就更麻烦了。夏天很热,刮风下雨时赶上顶风,力气小的都回不了家。当年,车子还要具备“灯、铃、闸、锁、牌”,警察有时还要检查。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成名之作“夜行记”里就有一段台词可以印证,为了逃避警察晚上检查车灯,而买了一盏纸灯笼糊弄,而后来灯笼起了火,连袖子都烧着了。

   

  建国初期我家里也有两辆车,父亲、母亲各一辆。父亲的是一辆28男车,是辆“攒车”,也就是用各种零件拼凑的车,这种车价格便宜,性能也说的过去。母亲骑的是辆女车,也是28的,是母亲参加工作之后赊购的。当年人民银行与一些商家有协议,银行职工可以赊购一些物品,然后逐月从工资中扣还。因此,母亲能够在参加工作的当月就有车骑。免去了挤公共车的烦恼。这两辆车几乎伴随了父亲、母亲大半生。

   

  当年的自行车除了可以代步,还可以成就人的终生大事。那个年代,在结婚时女方经常索要所谓的“三转一响”,也就是三样转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一件会响的:收音机。“自行车”就包含其中。就像今天结婚要的“三子”一样,(房子、车子、票子)当然现在车子早就升级为小轿车了。

   

  说了半天都是曾出现在北京的外国车和外地车,难道北京就没有生产过自己的自行车吗?当然不是,北京也生产过自己的车。六、七十年代,各地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于是各地都搞起了“小而全”。因此,北京也要结束不能生产自行车的历史,七十年代一种“首都”牌的自行车应运而生,当时的新闻报道时使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说法,说是“首都”牌的自行车填补了“首都北京不能生产自行车的空白”。当时北京的市民可是很兴奋了一回,终于有希望买车可以不要“票”了。以后北京还生产过“火炬”牌和“燕牌”的自行车。可惜,都没有坚持多久就下马了,据说是成本、质量都不能和飞鸽、永久、凤凰几个名牌比。

   

  对于北京的这几个牌子的车,许多北京人似乎是没什么印象,甚至有人压根就没听说过,有人听说过,但没有见过实物。真正见过这三个牌子车实物的人并不多。因为当时这三个牌子的车买的时间很短,所以存世量都很少。不过我倒是有幸见过一次“燕牌”的车。那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由于工作的关系,十分需要一辆自行车,但是,当时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于是我只能去车行看看准备有了票再买。一次,售货员见我只看、只问,并不购买,猜出我可能是因为没有“票”,于是就对我说,那辆车不要“票”,你要急用也可以凑合着骑。从外观上看那辆车几乎和飞鸽车差不多,就是牌子是“燕牌”的,以前没听说过,于是我就问他是哪里产的,质量怎么样,价格是多少。那时候的售货员诚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他如实对我讲,“我是卖车的,别的(指不好的话)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这种车不要‘票’,你要急着用也可以凑合着骑。”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更犯起了嘀咕,犹豫再三,还是不敢轻易下决心买。

   

  不过,说来也巧,没过几天我就在单位就抓到了一张自行车票。有意思的是抓阄过程还更有戏剧性。若干年后我和女儿无意中提起这件事情,女儿很感兴趣,再三追问了许多细节,看来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年的那些当时看着很普通的事情。我只得详细的讲了抓阄那天的全过程。

   

  当年,上班前是要开会的,内容不外乎是读报纸,或听领导的讲话。那天领导讲完话之后,工会干事小唐让大家先别走,说有件事情要说。等书记、主任等几位领导退了场之后,她说几句固定程式的开场白,具体内容我想不起来了,大约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之类的话,接着说上级领导为照顾职工生活,方便大家上下班,特分配给我们分理处一张自行车票,是飞鸽牌的28车。第一,只限职工本人使用;第二,凡是在历次抓阄中抓到过东西的,都不能参加。于是会场中就剩了七八个人,我一看基本都是中青年的同志。于是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留了下来。唐干事再次向留下的人机械地询问了一下,“都是自己用吧,都没有抓过别的东西吧?!”当时大家还是很自觉的,所以小唐也没有查历次抓阄抓过东西的人名单。接着她清点了一下人数,取出一张白纸,按人数裁成几小块,并在其中的一张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把每张纸都折叠成统一的式样,放在一个小搪瓷盆里,有用手搅合了几下,然后从几个角度看了看,确实看不出那张画圈的“阄”,然后说可以抓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几个人便一拥而上,每人都飞快地抢了一个“阄”,但紧跟着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失望的表情。显然大家都没有抓到!此刻被挤到了一边的小唐,看见小盆里还有一个纸团,忙问,“还谁没抓?还谁没抓?”大家的目光一齐集中到我的身上,小唐拾起了小盆里剩了最后一个阄,轻轻的展开,一个铅笔画的圆圈赫然在目,于是小唐宣布:“这张车票是小张的了。”看着大家羡慕的眼神,小唐半开玩笑,半幸灾乐祸地说,让你们抢,看看人家,坐享其成,这叫有福之人不用忙……

   

  女儿听了之后说:平日里看见银行的职工,在柜台里面个个都西服革履,正坐危襟的,想不到背地里竟也这样,真是不可貌相!

   

  接着女儿又问,为什么要用铅笔画圈,我说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听有的同事说原来是用钢笔写一个所抓物品的一个字,比如,抓自行车就写一个“车”子,缝纫机就写一个“缝”字,大衣柜就写一个“柜”字,依此类推。集中几样东西一起抓也不会混。但有一次抓阄,前几个人就抓完了,后边的人有意见,说是纸背透出痕迹,被察觉才被抓的这么快。后来为了公平,就改用铅笔写,这样就不会出现前面说的那些问题了。听完了我的讲述,女儿说你们那会儿可也真是的,买辆自行车还这么费劲,哪像现在满大街的共享单车早就臭了街了!看来今天所谓年轻人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们那个年代了啊!

   

  自从买了这辆车我是格外珍惜 ,首先是确实上班需要,当年我在储蓄所工作,上班前要到分理处开会学习,然后再去所里上班。上班的路要分成两段。从我家到分理处的交通还算方便,再到储蓄所就不一定了,有的地方还相对比较偏僻,没有自行车实在是不能保证正点到岗。其次,当时我参加工作时间很短,还没有挣钱,反倒要家里出钱给我买车,心里总是有些愧疚。

   

  一年以后我谈了女朋友,并很快的结了婚,又有了孩子,接送孩子去托儿所、幼儿园的工作,就要由我们两人轮流承担了。于是,我买了两个小座椅放在我们俩人自行车的大梁上,天天带着孩子在汽车、自行车堆里穿行,现在想想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过来的,幸好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也不在少数,因此,警察也不怎么为难我们,各种汽车的司机也尽量给我们提供便利。

   

  不过这辆立下汗马功劳的自行车,却在若干年后的一天里被小偷偷走了。此时,丢车已经成了“常态”。同事们见怪不怪,甚至有的同事还半安慰半开玩笑地说:“怎么,你也被‘支农’了。”闻此言,我也只能苦笑着说,也该轮到我“支一回农了。”因为当时偷车的基本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挣钱困难,其中个别人只好铤而走险。所以大家对车子被偷,戏称“支农”。我周围的同事有的已经丢了近十辆车了。我一直还没丢过,或许是得益于我在车上的安装了两道锁。但这个贼确实不简单,至今都我没弄明白,他是如何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撬开后扬长而去的。看来这位贼也是个高手中的“高手”!

   

  幸好那时买车已经不再要票了。后来我发现新车更爱丢,因此我看上了委托店的二手车,价格便宜,也不显眼,再后来我也很快追上了同事丢十辆车的记录,可能是小偷也领略了其中的奥妙,所以后来不管你是新是旧,一律照偷不误。我也只好丢了再买,买了又丢,真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吧,不管你如何谨慎,最终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直到我搬出了城区,离单位远了,改乘公交车了。这才算结束我与小偷的这场“大战”,不过我的骑自行车情缘也随之结束了。

   

  现在共享单车已经占据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这是也许是老北京自行车的延续,或更是一种变革。最近听说谷歌已经研发出超智能技术——无人驾驶自行车,这款无人驾驶自行车不仅能够在原地保持自身平衡,更能躲避障碍物,这真是逆天了,不知我的有生之年能否有幸见到实物。另外还听说,国外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进入试运行阶段,那么无人驾驶的自行车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或许北京自行车的交响曲就真的就要画上一个休止符了。或许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