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产班，我的梦魇

　　高考落榜以后，我曾经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会再走进考场。

　　自从1990年做了乡村代课教师，教育系统定员定编的压力粉碎了我的誓言，迫使我再次加入为文凭而战的行列。

　　1993年秋，江苏教育学院开设了一个在职教师大专学历培训的课程，同校的好几个老师都报了名，他们也怂恿我参加，有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我选择了“小学教育（文科）专业”。

　　本以为学历培训无非就是交点钱，象征性的考个试，然后拿张所谓的文凭了事。谁知，正式入学前还有个资格考试，不及格的不得报名入学。

　　我毕竟是刚从学校门里出来不久，对考试还没有太大的压力，而几个已婚女教师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她们不仅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每人家里还有一大堆家务事要处理，哪里还有时间复习考试呢？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她们没有轻易言弃，而是在竭力坚持着。记得有一次，是夏天暴雨季节，当时去县城教师进修学校的班车很少，我们周末要骑着单车跋涉15公里赶去培训。在路途中，忽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都成了落汤鸡。遗憾的是，那几位女教师终因考试分数不及格而未能取得入学资格。我们学校最后只有我和张老师通过了入学考试。

　　张老师比我大几岁，虽然是男教师，但家庭负担也比较重，除了教学，还要负责两个孩子上下学的接送，甚至放学路上还要完成打猪草的任务，否则家里的猪仔就要挨饿。还有，老婆一个人在家里伺弄十几亩的责任田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还要承担耕种收获时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由此可见，三年的学历培训，对于他来说确是个挑战。

　　有时候，周末去培训，他要忙家里的农事抽不开身，只能找我的听课笔记去参考复习，考试的时候，尽管考的内容都是考前复习时圈定的要点范围内，我也看到他在利用哪怕是一点点的课余时间都在记背默诵，但最终还是有几科不及格要参加补考。

　　考试分数公布的时候，我有几门成绩甚至超过90分。同校的其他老师开玩笑说：“你真不够意思，好歹少考几分匀点给张老师岂不是两全其美？”虽说是玩笑，但我看出张老师的无奈。

　　好在他最后通过补考后全部过关了，而我拿着文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因为我的用工性质属于乡镇聘用制合同教师，即使获得此文凭也无资格享受“聘用干部”的待遇，而参加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学员毕业了却可以享受。说白了，就是三年培训换来的只是一纸空文。

　　后来听小道消息，如果托关系找门路，花点“小钱”也可以“变通”享受的。然而，我一介农家子弟，哪里来的关系和门路呢？何况他们说的“小钱”差不多也是我家当时的全年积蓄了。

　　也不知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恶作剧？就在这个档口，县教育局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脱产班开始招生，助学单位也是县教师进修学校。问及毕业待遇，明确告知可以享受“聘用干部”的待遇。

　　我当时已经结婚，女儿也出生了，此时去参加脱产班，自己也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我心有不甘，就当是去花钱托关系变通吧，三年后毕业起码可以名正言顺。妻子也看出我的心思，父母还能说什么呢？可是岳父提出虑：“要是他们将来不兑现承诺怎么办？”我说有明文规定的。

　　可是第一学期的学费哪里来？家里倾尽所有还是缺少一千块，我要感谢岳母大人，是她的慷慨解囊了却我的燃眉之急。

　　脱产，虽然自己的教学任务没有了，但是家里还有十几亩的责任田呢。父母年过花甲，妻子还有个周岁的女儿需要照看。农忙的时候，我只好逃课回家帮助父母一起耕种收割。为了想多做一些活，减轻父母的劳动负担，我和妻子经常是披星戴月在田间劳作。有一次，正值盛夏时节，我和妻子在棉花地套种的瓜田里顶着午时的烈日收获籽瓜，天热得让人透不过起来，汗水如注。最令人作呕的是，腐败的瓜瓤里注满了蛆虫，吓得妻子不敢下手，我跟她开玩笑说：“那不是蛆虫，那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一学期一次的全省统一考试很快就到了，为了应付考试，我们自制“小抄”，班主任还让我们“集资”去打点考场的考官，同考场的同班同学自然也会发扬“互帮互助”的光荣传统，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第一学期开设的两门课“中国革命史”和“哲学”全部顺利过关。

　　班主任曹老师的年龄与我们相仿，大家课间在一起更是无拘无束。这次考试全班“开门红”当然要庆祝一下，我们几个班委成员拎着几瓶酒直接杀到曹老师的家里，曹老师的爱人卢老师也是一名小学教师，厨房里更是一把好手，不一会一桌热气腾腾的菜肴就端上来了，我们共同举杯，为了这次的旗开得胜，更是对曹老师在这一学期的辛勤付出表示敬意，也是对卢老师一直以来的默默支持表示感谢。起先，大家还注意些师生之间的礼节，酒过三巡之后，哪还有什么老师和学生呀，酒杯面前人人平等，战到最后，老师不知所云，学生也语无伦次，才肯鸣金收兵各自回巢。

　　虽然我们是中文班，也是藏龙卧虎的所在。一次，学校有上级领导临时要莅临检查工作。学校把宣传橱窗的版面更换任务交给曹老师，要求当天必须完成。时间急迫，而我当时正请假在家里秋收。由于那时通讯工具不够发达，“大哥大”已经面世，但那是所谓的“老板”“大亨”所专有。曹老师直接派两个同学乘车到我家来通知我返校接受任务。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只好跟父母实话实说，并连夜赶到学校。

　　纸笔早已准备齐全，下面就是如何分工协作了。我让几个平时喜欢写作的同学负责在近期报刊里筛选时事评论和文艺鉴赏之类的文章供大家甄选，最终确定几篇堪称美文的待用；再让几个平时钢笔字写的很有范的同学拿毛笔当场挥毫抄写一段文字，最后景同学和春同学的毛笔字略胜一筹当选此次宣传橱窗的版面执笔。

　　最后，我把他们完成的各版面内容分类排版好，终于有机会将自己参加“艺考”时学的“三脚猫”功夫派上了用场。我拿起曾经坚持三年的画笔，此时也没有时间来百感交集了，题图、尾花，三下五除二，大功告成。

　　早已有人给曹老师汇报了，夜宵也已经准备就绪。那还客气什么呢？开酒庆贺呗！当然免不了又是一场鏖战。

　　毕竟大多是在职老师来参加脱产的，所以全班同学年龄层次悬殊很大。最大的学长孩子都读中学了，最小的学弟学妹才高中刚毕业。我的年龄介于两者之间，所以两个层次的同学都能玩到一块儿。

　　秀同学是班长，慧同学是她的死党，琴同学又是慧同学的好姐妹；成同学是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林同学又是我的同铺室友。我们经常会在课余时间变着花样的搞个聚会什么的，以丰富所谓的大学生活。

　　慧同学的爱人韩先生在苏南工作，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就设宴为他接风。后来他受我们大家的热情感染，也报名参加了全省统一考试，他自己也戏称是我们班的“编外学员”。

　　秀同学的爱人在老家做生意，因为忙于生计，很少到学校来探望，我们就一队人马直接杀到他家里去，害的他乖乖地放下手中生意，陪我们吃喝玩乐一整天。

　　我脱产学习的那段日子，妻子暂住在娘家，由于女儿太小，每天来回上下班也不方便。周末同学们去我家探访的时候，只好由我独自承担接待任务了，我口头上跟他们说要把妻子接回来大家一起聚聚，尤其是几个女同学更能体谅我妻子的难处，说我们也都不是外人，不要太计较形式。慧同学还给我女儿带来一套漂亮的童装，让我女儿开心好一阵子。我妻子也利用课余时间编织了一套毛线衣裤作为回赠。

　　每学期南京师范大学本部有“考前强化辅导班”，辅导老师神通广大，据说好多人是参加全省统一考试题库编写工作的。面对济济一堂求“答”若渴的学员，他们堂而皇之地断定，这个知识点考试只考填充题，那个要点可以考简答题，那什么内容绝对不考……听得大家视若神明，就好像他看到试卷似的。令人欣慰的是，“强化班”提及的知识点大多都会在考试中得到印证。

　　不过，也不能太迷信他们。学校开设“文学概论”和“写作”课的那一学期，我就直接回村小学教书去了。到“强化班”辅导时，我请假几天去南京师范大学本部听了课，回来后抱着“听课笔记”死记硬背半个月走进考场，遗憾的是，“文学概论”挂了红灯，害得我第二年参加了补考，也是我十门课中唯一补考的科目。“写作”由于平时自己的作文优势勉强得了个“六十分”。

　　1999年夏天，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拿着脱产的毕业证书去办理“聘干”手续时，县教育局告知，上级已经下达新的文件，停止办理所有“五大生”的聘干手续。

　　我傻眼了，莫非这三年的脱产学习又要付诸东流？

　　我都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那两鬓斑白的父母双亲，他们这三年拖着孱弱的病体替我做了多少本该由我承担的体力活呀！

　　我也无从向我那一直默默坚持的妻子去怎样解释，她一个人除了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还要揽下女儿所有的吃喝拉撒。

　　我茫然无助，想对苍天呐喊，想对大地咆哮，可我知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村小刘校长看出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走出去，说不定能闯出一片天地。”

　　2000年春节过后，我离开生养我30年的家乡来到上海，开始我异乡求索的征程。

　　那六年培训脱产的经历，现在想来，无疑就是我人生中的一场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