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萧红 
让呼兰河名扬四海的女儿
如果没有萧红博物馆，我不确定今生是否有缘分,能与呼兰河深情地对视。
而数十年的时光里，挽着“火烧云”余色，寻着一缕呼兰草的清香，不远万里络绎源源的人流,带着虔诚的膜拜之态，踏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这座清末传统八旗式青瓦房里。细数那聆听过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个女婴第一声啼哭的房檐。既敬重又不断叹息的人们，是否和我一样的不确定呢？
十年写作，流芳佳篇。究竟靠什么，让喜新厌旧的读者们，痴情如初呢？
铁匠坊、豆腐馆、一幅窗花，牵着探寻和追忆走入呼兰清明上河图。喧闹的戏台，节日的礼仪，像秋千一样，在生活处处涌现高科技，老风俗逐渐退居二线的今天，荡起内心层层涟漪。
2017年8月1日晨，我捧着那颗早已被萧红人生碾碎的心，默默踏着苍天的泪珠，毕恭毕敬地靠近我心中文学的女神，走进萧红故居。
1911年距离现在，在宇宙时间概念里相当短暂。但是，对于人生有限生命概念却是漫长的。五月初五这天，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预测到这个呱呱坠地的女婴，能承载起让呼兰河名扬四海的使命。
农历的五月初五, 是让几位名人都无法绕行的日子。忧伤日记记载了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遭保守派贵族谗言攻击，最终被放逐。因理想无从实现，自投汨罗江而亡。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人在每年这一天，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成为端午节主要内容。东汉孝女曹娥，年仅14岁的。其父溺于江中，十七个昼夜搜寻，沿街哭号，终不见其父尸体。悲情难抑之际，大喊一声：爸爸！一头扎入江中。这一天是五月初五。五天后，曹娥双手紧紧抱着父亲浮出江面。两位名人不约而同地在这一天完成了人生的涅槃。我不晓得“五月五”到底是什么怪圈，让大忠大孝之人，成为特殊的日子。还是上帝赋予了这一天什么魔力，命运注定了他们的旷世之举。无论幸与不幸，命运就让萧红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时辰。
萧红，按文学宿命来说，她是幸运女神。这让多少怀揣梦想，在文字里百转愁肠，终未拨开云雾见太阳的女郎们嫉妒。首先，在她生命频临绝境之时，幸运地遇上了她的真命天子：萧军。使她文学的种子，在具备了阳光、温度、水分等前提下，赋予了它决定性的一个条件：土壤。使它如一片树叶，寻到了茂密的森林；一朵浪花，融汇了狂奔的大海。其次，在她刚刚踏在文学的林荫道上，幸运地被中华大地文学泰斗鲁迅先生赏识并提携。把她从静观星闪月圆，品花香、闻鸟鸣的自我小天地里。牵引到宽阔的，关注国家命运，民族之魂的大格局上。真乃阿里巴巴找到了金矿的千载良机。这对于一个有文学底蕴，追求进步女孩，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契缘呀。
所以，古老的呼兰河与萧红，是一对万年修得的母女姻缘。呼兰河水养育了她，赋予她灵性而高尚的灵魂。萧红用文字回报了母亲河，将它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描绘在史册上。在生命的花朵上，结满了人间百态的果实。作为母亲，呼兰河倾尽了母爱与养分。作为女儿，萧红在短暂的生命里，用一部不受时间、地域束缚的《呼兰河传》，答谢了恩重如山的母亲。从此，让名不见经传的呼兰河名扬四海。世间，还有比这更融洽的母女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
按20世纪初时代背景、家境来说，萧红的出身，绝对是幸运的。祖父张维祯敦厚，善良，幼读诗书十余年，在当年当地绝对称得上文化人。生有三女一子。三个女儿均已出嫁，唯一的儿子也不幸夭折，这真是给二老天大的打击。几经斟酌，过继了堂弟的儿子张延举。在萧红出生前，这个宽大的宅院里，已经很久没有小孩的喧闹声，很是寂静。家里常住的只有年迈的祖父张维祯、祖母范氏、母亲姜玉兰。父亲聪明、干练，长期在外做事。所以，这个小生命的驾到，即刻让庭院喜庆起来。更是送给期盼孙辈多年的爷爷晚年最珍贵礼物。
父亲张延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被授予师范科举人。最后官至呼兰县教育局长，那是后话。母亲姜玉兰，呼兰城北地主姜文选的长女，粗通文字，勤俭持家。在别的家庭每天为温饱忧虑状况下，张家占地7000余平方米，房舍30余间。家族可以请私塾先生，可见读书人对教育的重视。对于几辈子大字不识的旧中国百姓，委实难得一见。更重要的是血液里的基因，虽然，我们不迷信血统论。但科学概念里，父母的良好素养，文化程度的高低，确实对子女发展起扭转乾坤的作用。那种接收知识的灵性，文学的天赋，是多少平凡之家的企盼呀。生活上，起卧有保姆，吃喝有佣人，家境在当地，也是屈指可数的殷实富足八大户之一。
如果按惯性思维，一个有文化，有财富的家庭，培养的女儿一定是乖巧、可爱、文雅的。将来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绅门郎君，相夫教子，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一生。可世间，人的命运不是按公式运行。它存在很多特定性，偶然性，环境的影响性。
可以说，任何家庭，都有它的两面性。出身豪门望族，必然传统礼仪繁多。培养后人学文化，知识自然产生思想。有了思想，行事就会有判断，有分歧与反抗。而出身寒门陋室，生存都没有安全，哪里还能顾及到太多礼仪文化。生存的经历易滋生淳朴、同情心，知识与阅历的匮乏，往往使其对事物缺少判定而容易盲从。
所以，萧红的出身，既是幸运，同时也是悲剧。
幸运的是，文化的基因与环境。她接受文学的灵性，驾驭文字的飘逸感。慈祥的祖父没有重男轻女观念，从小教她三字经，唐诗宋词三百首，千家诗，使她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石。这为她日后写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人类创造了那么优美的文字。仅以“火烧云”为例，就足以证明。我想，这在万千贫困女孩中，是没有这样机会的。
大户人家，自然规矩多多，家长权威至上。我们从以往的其它文学作品中，也了解到《家》《春》《秋》《雷雨》等，都有很深世袭观念。而这种千年的封建思想，往往比今天法律更加难以逾越，加工成诸多人间悲剧。
而萧红个性上，恰恰又是特敏感、执拗的女孩。这也许就是宿命的根源。母亲过早离世，让还没有吸允多少母爱滋味的她，失去幼童撒娇般依恋。在旧时代，妻子在世时，男人三妻四妾都是再自然不过。何况张家还是名门望族，遇到眼前状况，多少女子排着队，翘首等待嫁入张府。父亲的续弦顺理成章，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人，选择续弦不单单是为了照顾自己，传宗接代。更多的是要有一个既能料理家业，又能对外应酬，同时也能付出母爱，疼惜萧红的女性。尽管在表面上对女儿很严肃，但内心深处，无时不牵挂幼女。
所以，在媒婆面前，他一再强调，此人必须是善待女儿，会照顾孩子的人。媒婆们跑断腿，送来的姑娘一溜，最后，张延举在多方打听性格秉性之后，才确定了梁亚兰。于萧红生母去世百天忌日刚过，迎娶进门。
要说梁亚兰，也属于眉清目秀之列，虽然家境一般，可家教颇好。听媒婆说了张家境况，怜惜之情油然。而她也是幼年丧母，深深体会过孤单与不安。小小年纪，就开始替父料理家务，算计支出，把自己娘家日子经营得井井有条。临出嫁时，年迈父亲是那样的不舍，流着清泪嘱咐道：“在婆家，上有公爹公婆年迈需照顾，老年人都有特性，一切要顺应他们的心思。下有继子女需要呵护，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还是在妈妈怀里耍娇的年龄，有不懂事的地方，千万要耐心。过去后处处需想得周到，小心行事，万不可亏待前面那三个孩子。”亚兰边听边点头，内心既有嫁入张府的荣耀，也有离家的不舍，更多的是一个姑娘如何面对三个幼童的恐惧。想到这，五味杂陈的泪水簌簌流下。父亲心疼地拍拍她的肩头；“苍天在上，我的好闺女，我们也是信佛道义之家，一切都要用良心做事。延举是读书人，明事理多，遇事多与他商量。既是一家之长，难免有脾气或武断，有分歧时，得懂得谦让。把张家的读书、经营风气扶正，守住产业。如果实在有过不去烦心事，就回娘家呆两天，跟爸爸说说，万不可在婆家使性子。”
因为继母的身份，本身就带有多面性、复杂性。又碰上萧红这样一个任性、泼辣、敏感、孤独、叛逆、不安、好奇、探索、迷茫的特殊性格孩子，就可想而知在继母与小萧红间，掺杂着多么复杂的顾虑，造成有意无意间的沟通障碍。当唯一疼爱她的祖父离世，让她彻底失去了精神的庇护所。伤感之余产生的逆反心理，犹如疯草蔓延在她的青春期。
过去，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更多的是因为没有文化，就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对事物缺乏判断力。降低反抗的力度，自然就会依附与接受长辈和丈夫的安排。而萧红本性不是温顺的性格。况且，有祖父和私塾先生的文化支撑，恰逢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自己想掌握命运，是一种使命。但究竟她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她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自己的幸福是怎样一番模样？一切都是未知数，何况在20世纪20年代，新思潮的开始，还很少有女孩抛头露面的时代，一切都是茫然的。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她不会步入常规女孩之列。
根据萧红弟弟张秀珂儿子张抗先生的表述，梁家绝对是明事理之家，萧红的长辈们也同样为她着想。他们都渴望给萧红一个温暖的巢穴，一个爱的暖窝，一个千百年来延续的幸福模式：嫁入富足门第，相夫教子一生。
但理想与现实，永远都有一段距离。更何况目的地不同，路途自然迥异。
桀骜不驯的叛逆娃
都说萧红是时代的另类。
因为，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它的基因，成长环境，认识世界的思维度、角度，都会对它的性格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萧红，自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奶妈就不住的念叨：“哎呦，这个小女娃子，哭声怎么这麽大呀？” 妈妈姜玉兰，虽然在娘家也略学简单文字，但并不是特别温柔、细心的妈妈。我们很难从萧红的作品中，找到多少妈妈的疼爱，也许她太小，也许妈妈温暖的痕迹太浅。爸爸，虽然饱读诗书，接受“五四”的新思想，但做事雷厉风行，可见性格的果断与强势。这样的父母怎么可能孕育一个温婉可人的“黛玉式”萧红呢？所以，在小萧红很小的时候，妈妈轻轻摇晃挂在房梁上摇篮，待见她渐渐入睡，便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试图让她睡得更安稳一些。结果，“哇”的一声，一边哭，一边小手小脚不停地抓、挠、蹬、踹，两只小眼睛瞪得溜溜圆。直到母亲懊恼地把裹布全部扯下来，扔给奶妈，重新任其自由地放在摇篮里，才能安静下来。
稍大一点，奶奶想按当时社会风俗，悄悄准备好裹脚布，给她裹“小脚。”可是，聪明的她，一眼就明白了大人的用途。趁奶奶不注意，一把将其扔入炕上的火盆。眼看着裹脚布燃烧的火苗，向上一串一串的，她乐得围着火盆转圈跑，高兴得从炕上蹦到地下，地上再蹦到炕上来回庆祝。气得奶奶拿着鸡毛掸子，满屋追打她。她的喊声传出院墙，很远很远，与宅院精致的建筑和父亲读书人的名誉，格格不入。
那时候，由于北方寒冷，有一个现今已消失的风俗：窗户纸糊在外。就是在窗户外面糊上一种特制的白纸。这种纸在当时相当昂贵，涂上油之后既防雨又透亮，这在普通人家一纸难求的贵重东西，也是上等人家的一种标志。可这漂亮、华丽的窗纸，却引起小萧红的破坏欲。她常常趁大人不注意，爬到炕上窗户前，伸出小手指， “嘭、嘭、嘭”，像乐律一样，一格一格地按曲线型把窗纸捅开。哈、哈！别提多惬意了。可要知道，她的这份快乐要换来多少人的头疼呀。尤其，在寒冬腊月里，她的恶作剧，换来的是嗷嗷的北风烟雪，刮进温暖的屋子。
不过，小萧红也有遭到奶奶“暗算”的时候。一次，她又故伎重演，趁照看她的奶妈去厨房，一个飞跃爬到窗前，先用小拇指放到嘴里，蘸点吐沫，一个一个画好要捅开的洞。然后，“扑”，小手指穿透油窗纸伸到了外面。“哎呦”“哎哟”随着变调的喊声，小拇指机械性地缩了回来。只见，嫩嫩的指尖冒着血珠，一滴一滴向外涌着。原来，预谋已久的奶奶，早就埋伏在窗户外，用一根针等待她的习惯性壮举。
想想，从小如此顽劣的女孩。确乎少了柔情，多了野性。长大的萧红，让华夏少了一位美丽温柔的贤妻良母，多了一位敢于离经叛道的女才子是偶然之必然。
文学的秋收季节
20世纪的四十年代，是萧红文学的秋收季节。
在感情世界此起彼伏的跋涉中，从最初懵懂的依恋，无奈，到后来与真命天子的激情与碰撞，风流倜傥的吸引与失落。她像树上的倦鸟一样疲乏极了。没有故乡的呼唤，没有子女的牵挂，唯一能够排解所处异乡寂寞，渴望爱的抚慰，就只能依赖于写作的倾泻。
写作于她是一种心理挣扎，是烈火与坚冰的缠绵。1940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短篇小说《后花园》，纪念鲁迅先生的哑剧《民族魂》。同时，一部凝聚着她浓浓思乡情结的巨作《呼兰河传》，历时三年，终于完成了。而在当时，她并不知道，也不可能预想到，这部作品对整个民族及呼兰县，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1年，她拖着病体躺在床上，又在短时间内，一声声咳嗽的间隙中，完成了短篇《北中国》和《小城三月》。继而开始了《马伯乐》的创作。
《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系萧红思乡三部曲。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思乡"的旅程。这三部作品，隐约看到她经过包装的轻松思乡之情，尽管调子开始时是缓慢、静悄悄的，后面则隐隐地躲藏着一团希望，一声感叹，一丝悲苦。不知这些作品，是否也预示着她心魂在受到故乡召唤，结尾那处处凄凉绝唱，更加凸显了作者思乡的浓烈而孤苦。
她从来不为自己作品表白什么，辩解什么。因为，她每部作品都是内心最真实的心声。无论读者怎样理解，评论家怎样评价，都相信自己是在用心去表达思想。萧红关注点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者，即使是在描摩弱势人群，但笔下依然有温暖，有温度，是从正面看待生活。这一点与同时期女作家张爱玲不同，张爱玲往往从背面看人，看到多是阴暗和隐私，冷静而冷漠。萧红则是感性升华理性地自然流露。
萧红一生短暂而多难，像一颗划过夜空，画出美丽轨道之后迅速逝去的流星，虽曾有耀眼瞬间，但更多是艰辛与沧桑。她在女性感悟基础上，加了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给生命内涵提供了更加深邃和厚重的解读方式 。萧红小说沉郁，厚重之感，是因内容沉重所致，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对死亡方面描述，对精神家园追求，对国民性探讨，对人生悲凉、生命意识体验，这些都是厚重有深度的命题。她这些作品具有三个层面悲剧性：一、生命悲剧感；二、女性悲剧感；三、寻找家园悲剧感。这些悲剧感，都是一些“忙着生忙着死”的命题。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乐观心态，具有温暖，关怀希望的效果。抒情、写实、是萧红散文主要特点，同时也加入了反讽，幽默等调剂品。萧红的幽默是丰富多样的，有语言幽默，诙谐幽默，悲悯幽默，讽刺幽默，夸张幽默，黑色幽默，儿童式幽默，女性化灵气的幽默。使作品有了一种关怀，体贴，圆润与成熟。
其实萧红本人经历的人生痛苦，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因此，作品更容易打动读者，与读者产生共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怎样才是真实有深度？萧红在这方面贡献是突出的，既表现感情又不宣泄感情。
爱伦、坡曾说过：“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把自己思想和情感，全部真实写出来。因为这会把她笔下的纸点燃。”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最坦诚的作家，仍会压抑自己本性中某些不道德、不正经、颓废、病态和残忍的无意识成分。对于作家来说，豪无顾忌地唤醒读者内心原始的野蛮情绪，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情绪虽然从未在人心中完全清楚，但却是在社会文化中不允许公开发泄的，只有在犯罪坦白中，性错乱者对医生自述，或者在战时暴行记录中，我们才可能直接看到这种“返祖”现象的当代例证。当然，有些心理变态作家，也会不顾一切地暴露自己灵魂，从而用那些病态、不道德东西来满足心理同样不健康的读者。没有保留、毫无顾忌。但萧红没有这样做，萧红使自己的感情有收有放，收放自如，能够做到怎样把心中的情感加工成艺术作品。这一点也是萧红与一些女作家不同之处。萧红虽然经历了太多人生痛苦，“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但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宣泄自我。
作品所体现的情感内涵不同，有的眷恋，有的悲哀，有的凄凉，有的寂寞，有的忧伤，但那感情都不是很强烈的激情式的宣泄，而是淡淡的，悠悠的，轻轻的。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细雨，点点滴滴都浸润到人们的心底，任感情的小河自由的流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动被感染了。
文学艺术说到底，是依靠情感来打动人的。所谓的零度写作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也不能算是文学，充其量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符号而已。文学就是作家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到的情感转达给别人，让别人也能被这些感情所打动。萧红没有把写作变成一种宣泄式文学，歇斯里底式的闹剧。尽管命运极为悲苦，英年早逝，一直处在极端苦难和坎坷之中。可没有将视觉滞留在这种不幸的诠释中，在作品中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她创作开始，便严格回避了令她吃尽苦头的爱情婚姻题材。执着，勤奋，锲而不舍追求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不但对生命的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艺术也有更深刻的领悟。
什么是真正美的艺术，是萧红生命追求的一个主题。但没有把生活和艺术完全等同，文学不是人生，生活也不是文学。在这一点上，萧红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爱的给予与收获
萧红丈夫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他的作品《我的婶婶萧红》里，曾提到一些对萧红的微词。比如只关心自我感受、个人痛苦，为“小我的悲哀愤懑不己，摆脱不了阶级身世和性别留给她的感情”等等。其实萧红所得所失，都呈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
尤其对于萧红处理自己的两个亲生骨肉的做法，让常人非常难以理解。
1932年8月底，萧红在万般痛苦中，产下了自已第一个女孩。也许这条小生命，由于爸爸负心，留给妈妈太多的愤恨。也许年轻妈妈还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总之，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小英灵。她生下来几斤重，是白是黑，像爸爸还是像妈妈？一切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她与未婚夫的孩子出世后，为了能够顺利与萧军走到一起，她坚决不认这个无辜女孩，任凭医院隔壁房间孩子的号哭震天，任凭奶水打湿了前襟，任凭周围人的苦劝。当年轻的护士小姐，把宝宝抱到萧红床头，想让她看看自己的骨肉时，萧红当时由于无钱结算住院费，正在焦急中。一脸烦躁地把脸转向墙面，背对着抱着孩子的护士，大声喊道“快出去，快出去”。虚弱的手却摆得那么坚决。连续六天，那个襁褓中女婴始终没见到给她生命的母亲一面。直到第七天，孩子被送给了他人。从此，与自己的骨肉永远的分开了。一生再无挂碍。
从1932年8月底至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世的10年间，这位给母亲河留下巨作的文学家，却从来没有给自己唯一的女儿留下只言片语。她回忆过祖父，回忆过幼年宅院里的仆人，街道上的店铺，调皮筋的玩伴。也给无数朋友写信问候、牵挂，可对于自己的骨肉却从来没有打听过。她是否已经长大？是否在抱养的家庭快乐，是否有机会像她一样受到教育？是否-----
萧红的女儿生于1932年8月，今年如果健在，也有85岁了，她在哪里呢？在萧红失眠的夜色中，她是否曾经想起过女儿？在看到朋友搂着扎蝴蝶结宝贝，或看到路边蹦蹦跳跳的女孩，是否牵起过对这条无辜的小生命向往？漫漫长夜里，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无法知晓。
1938年11月初，在重庆一家私立医院里，萧红顺利产下萧军的骨肉，一个白白胖胖的可爱男孩。在一个女人27岁，属于成熟的年龄，她完全有思辨能力，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小宝宝在护士中，传来传去，大家都喜欢他像爸爸一样黑溜溜的眼睛。试想，有着超凡文学基因的这个孩子，如果秉承父母的才华，将来是一颗多么让世间璀璨的文学之星呀？宝宝白皙的皮肤，让周围的宝妈们很是羡慕，可睡梦中的他，完全不知道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更想不到是自己的亲生妈妈亲手实施的。
萧红密友白朗的养女金玉良撰文：在生下宝宝后，白朗每天在左右照顾。一天，萧红牙痛的很，向其要止痛片。白朗见她痛苦的样子，也没有多想，就跑到药房给她买了德国拜尔产的止痛药：加当片。这在当时属于疗效特好的药。比阿司匹林药效来的快。白朗把药交给她，并没有多想，转身回去给她准备回家的东西去了。
可是，当第二天一早，白朗过来探望时，萧红却平静地说：“孩子昨天夜里抽风死了。”表情出奇地安静。白朗当时就蒙住了，缓过神了，非要找医生问个究竟，这可是一条生命呀。可是，萧红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死活也不让去。反过来劝慰白朗：“死就死了吧，算了，别找了，这麽小的孩子，活下去真的不容易呀！”望着萧红的冷漠，白朗一脸困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萧红如此对待两个孩子，多年来，人们无限的揣测与分析，究竟是出于战乱，无暇顾及子女私情？还是因为两个孩子出生时，都是与孩子父亲已经分手，不愿意给自己未来新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亦或与萧红本身不愿做母亲的意志有关？如今，伊人已逝，伴随着当时的其他当事人先后作古，一切一切的追寻都像谜一样流逝啦。
从萧红一生的经历来看，作为文学洛神那是没得说。但作为女人，她的精神太漂泊了，一方面在黑暗势力面前，她是英勇无比的斗士。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有相当成分的不确定，不能说她与男性频频的执手与分手，都是对方的错。其中太多的自我在作怪。她不是合格的妻子，更不是合格的母亲。她是极合格的文学家。
纵观萧红从少女到去世的短短十多年间，她始终都在渴望情爱。爱情，在人类诞生就为世人歌颂的伟大之情，多少艺术家为之写下不朽的篇章；多少男女为之生死而忠贞不渝；多少事迹为世代传送。作为一位女性文学家，萧红比她人更加渴望这份情，珍惜这份爱。
可爱是伟大的，也是脆弱的。究竟怎样爱，才能达到理想的爱？作为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地思考，就在飘忽中渐行渐远了。这里，性格和思想占很大比例。首先，萧红不是温柔的乖乖女类型。一个敢于走出家庭，与父母抗婚的女孩，一定是有一定想法与胆量的人。
而与萧军在一起，她是感恩的。在她生死攸关之际，萧军救了她。同时，受到萧军影响与鼓励，使她走上了文学道路。并一举成名，并所幸受到鲁迅先生的赏识。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而值得珍惜。可是，才女萧红，不能胜任贤妻角色，两个性情刚烈的人，势必要常常擦出不和谐火花。这对让世人羡慕的文坛男女，本着人性更自我，甚至某时暴露一点人性自私时，矛盾自然而然地不期而遇了。萧军晚年曾将与萧红的关系比喻成两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独。”这或许是即将走完人生沧桑的萧军，对与萧红相处一种理性总结。因为本质上，两人都是个性鲜明，充分尊重自己人格取向的人。当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时，人格取向和艺术取向的差异，自然会凸显出来。双方都希望对方多给予自己一点爱，一点支持，一丝温柔。
因此，他们能够在携手度过艰难的岁月，却在成名之后，劳燕分飞。爱情没有对错，有的只是对爱的理解。
与端木蕻良在一起，弥补了萧军对感情的粗狂，得到了更多尊重与爱的细腻。端木蕻良出身于富有的家庭，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语，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之前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有争论时，每每端木蕻良都是以欣赏的语气，站在萧红一边。这让萧红享受了女性的宠爱与自尊。经历了多年感情的漂泊，始终都没有婚姻的安全感，这一点细心的端木蕻良体会到了。他要给她一场隆重的婚礼，尽管他们的朋友内心都对这场婚姻不是很赞同。他要用婚姻的契约，战胜周围人迟疑的目光，明示他对萧红的珍视。可见，他们俩当时对未来是多么努力。
然而，随着交往，俩人间的矛盾也显露出来。端木是妈妈最小的儿子，从小聪颖好学，容貌帅气，深受妈妈的宠爱。处处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一点也不知道体恤爱他的妻子。或许，他还没有长大，除了给予她婚姻，还没有学会怎样爱她、疼她的能力。
世间所有的人，都总结到：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
十年浩劫以后，端木几乎年年都要去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自己不能去时就托朋友去，并写悼诗献于墓前。1987年11月4日，端木与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性格内向、孤傲的他，长久地以这样方式来表达思念、哀悼及忏悔。
萧红，一生把爱情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女人。为了爱，追求自由的爱遍体鳞伤，心灵上伤痕累累。她主宰了自己的笔，主宰了呼兰上河图，却始终没有主宰到自己那份最想得到的爱。
春天播下了爱的种子，夏天等待着希望，没曾想，秋天却失落了果实。
有二伯:可怜与可悲
有二伯是个性情古怪、倔强、麻木、而又勤劳的老人。如果从他的出身看，应该属于张氏家族内部的人。由于他那股祖辈们缺少市场营销的头脑，所以败落得最早。这就使他无形中被划为家族圈子以外的人，由富裕走向贫困的地位，在世俗人们的眼里，甚至还不如一般仆人。
他三十岁就来到张廷举家当长工，一开始，自认为是主人家的族人，格外谨慎尽心，既节省又不偷懒，处处以给自家做事的态度要求自己。从春暖花开干到冰封河面，到头来，所得到的奖赏只是吃点残羹剩饭，被剥削得一贫如洗。干了几年，依然穷得浑身上下只有虱子麂子做伴，更别指望哪位姑娘会斜眼看他一眼了，哪怕有位寡妇瞄瞄，他都会在冰冷的土炕上，幸福得做梦笑出声来。
睡觉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今天仓库，明天门房。全部固定资产就是一卷开花的行李：轻轻一掀动，被角就开始往外流棉花的被子；和一掀动毡片就一片一片掉下来的褥子；枕头只要一翻身，就“哗哗地往外流着荞麦壳”。每天穿着大半截子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无论路人怎样开动脑细胞，也辨不出他是哪个朝代的大侠。戴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穿的鞋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两只脚走路时，永远离不开地面。属于“耍猴不像耍猴，讨饭不像讨饭”的那种。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装束，即使再时尚的古今中外艺术家，恐怕也设计不出来。
无论他怎样辛苦劳作，主子始终待他都不如一条狗。日俄战争时，俄军杀到呼兰，主子家里人人逃命去了，有二伯却被他们留下守家。俄军的马刀乱杀乱砍，他能活下来真是死神打盹的幸运。多年的折磨，使他心态逐渐形成扭曲。老厨子奚落他，孩子们取笑他，长期的压抑成为了常态，他都已经麻木得没有了反应。人世的炎凉，他已经没有了与人沟通的欲望，只喜欢和天空的麻雀说话，和大黄狗谈天。只要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也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他开始对主子不满，常常指桑骂槐，有时直接谩骂出气。骂张家“黑心粒、兔羔子、尽是些耗子”。他除了用怒骂对付张家的毒打外，还以偷的办法报复主子，他偷钢酒壶、锡火锅、大钢钱、大澡盆等拿去卖。他还在粮仓里边偷米，背到粮米铺去卖。以此来发泄心底积压已久的不满。
有二伯是麻木的，他性格中有阿Q影子。虽然地位极低下，却还不忘记自己是主子的同宗二哥。因此， 一听人家叫他“二掌柜的”就心花怒放。叫他“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伯”，也都是一样地笑逐颜开。他最忌讳人家叫他乳名：“有子。”但萧红祖父叫他“有子”，他却一点也不生气，还解释说：“向皇上说话，还称自己是奴才呢。人总得有个大小。宰相大不大，可是他见了皇上也得跪下，在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可见封建等级思想，在他看来有多重要。
虽然，他和小团圆媳妇同属于地位低下的人，按理本应该同情小团圆媳妇的遭遇，可他面对小团圆媳妇的惨死，不但漠然得无动于衷，反而却跟别人一样说：“介(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象个团圆媳妇了。”看到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成家，有二伯却认为“那算完了，长得一身穷骨头贱肉，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偏看上个灰秃秃的磨官，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
有二伯，本身处于奴隶地位，可思想却是主子们的思想。时间和环境使其形成病态心理和扭曲了的性格。
小团圆媳妇的呐喊
小团圆媳妇刚刚14岁就来到胡家，进门就开始被婆婆打。面对如此教训媳妇行为, 婆婆却这样解释：“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我虽然也打过她，那是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的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点是不能够中用的……这孩子嘴特别硬，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我就问她：哪儿是你的家？这儿不就是你的家吗？她可就偏不这样说, 她说要回她的家。”
从婆婆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生存状况。媳妇到了未来的婆家，必须要接受挨打式封建伦理教育。目的就是为了绝对地服从妇道三从四德，尤其是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家里长辈说的话就是真理。小团圆媳妇骨子里面有着叛逆，遭受婆婆毒打时候，她会选择反抗。文中说到“这个小团圆媳妇才厉害呢，没见过，你拧她的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她就说要回家。”小团园媳妇的反抗，也许是萧红要表现一种挣脱封建伦理束缚的努力，她所喊出的回家，也许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家，而是想彻底摆脱这种封建伦理的束缚。
小团圆媳妇生病的病因，其实在读者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小小年纪，刚刚离开家，到了陌生的环境，本身就已经很孤独了，还要天天被迫屈辱与被毒打的。面对媳妇的病，这位婆婆并没有把她的病因归结为自己的毒打，而是说小团圆媳妇出马了，用农村的话解释就是有什么鬼神附身，或者是有鬼神在召唤小团圆媳妇的灵魂。
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让医生看看，哪怕是中医。村子里的妇人们你一个偏方我一个偏方，都是专治出神的。这里面的偏方是：1扎一个谷草人，到南大坑烧。2到扎彩铺去扎一个纸人，叫做替身，把这个东西给烧了。3把小团圆媳妇脸画上花脸，把大神请到家里，让大神看看，嫌她丑，就不会要她了。4更有甚者，还主张让小团圆媳妇吃一个全毛的鸡。并要选择一个星星全出的夜晚，吃完后用被子将人蒙起来，让她出一身汗……各种各样偏方应有尽有，真乃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小团圆媳妇病情并没有好转，伤痕累累的身体没有细心地照料，再雪上加霜搞迷信救助，怎么可能使得病情好转？可是就在呼兰河那个地方，还是要坚信自己习惯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迷信：要给小团圆媳妇请大仙、跳大神。请来大仙骗走了钱，小团圆媳妇不但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按理说被骗之后应该会有教训，可是封建迷信在农村根深蒂固，婆婆的反应是继续封建迷信，请来了跳大神的人。
就这样小团圆媳妇继续着她的宿命，大缸、开水、公鸡，都预备好了。原本刚有点好转的小团圆媳妇，怎么能经得住这番折腾？把活生生的姑娘放在热水缸里面，旁边竟然还围一圈看热闹乡里人们。看着小团圆媳妇被压进滚热的水中，不吱声的时候，大家心就跟着揪起来了。议论纷纷：“是不是由于水太热了？不该往头上开始浇?”就这么来回浇了三遍热水, 闹剧结束了，但是结果并不是婆婆期待的，小团圆媳妇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小说中这样描写“怕是真魂就要附体了，真魂一附了体，病就好了……”但是过了六七天，她还是不饮不食地昏睡，要好的迹象一点也没有。最后的办法就是赶鬼，赶鬼不成，小团圆媳妇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她死了。婆婆家却传出一个荒诞的说法：小团圆媳妇是个妖怪，因为，死的时候她的大辫子脱落了。
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却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
在给小团圆媳妇治病过程中，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农村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不了解，处于完全封建迷信的笼罩中，而且在她们潜意识中，封建迷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二，农村妇女也是有感情的，看到小团圆媳妇遭罪，也希望能给一点帮助，并不是完全的麻木。
也许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农村里面流传已久的习惯、风俗，是没有办法在一时间改变的，参与迷信的这些妇人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导致迷信自私的灵魂和病态人生，封建文化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呼兰上河图.文化胎记
茅盾曾经这样评价《呼兰河传》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短暂的一生都在魂牵梦绕间，追溯着她的故乡，特别是在她孤苦的感情遭受重创时期。越委屈，越寂寞，越撕心裂肺地想念家乡一花一草，一石一瓦。天际边那捉迷藏漂浮的云，呼兰河中跳跃嬉戏的一滴水。特别在冬季，躺在潮湿被褥上，赶上肺部一阵紧是一阵的疼痛，多么渴望遥远亲人的一声问候，哪怕端来一碗水，送来一片药，她都会感动得泪水涟涟。也许她让父亲等亲人伤心过了头，也许战乱中通讯隔绝，家人无法知晓她的处境，也许自己当初太任性、太决绝，挡住了回家的路。也许，也许---。
每当她推开窗子，向着家乡方向遥望时，爷爷那敦厚的背影就浮现眼前。她多么多么渴望，回到小时候，回到给予她无限欢畅童年乐土后花园。无论那里是鲜花还是荆棘，是喜鹊的合唱还是乌鸦的鸣叫，是明媚的朝霞还是落日的余晖，都在她童心里撒下自由和快乐的种子，都曾在她成长中盛开过美丽的花朵。从呼兰河传中，我们看到她无时不在关注那里的父老乡亲，并为之叹息。
文章中写到呼兰人，除了过着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会。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做的。跳大神是为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鬼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祭鬼。而对唯一为活人唱秧歌这一举动，小说只轻描谈写一笔带过。可见，作者描写呼兰人盛举目的，重点在于揭示他们愚昧、迷信的精神状态。
《呼兰河传》以闭塞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这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生存状态、思想性格。这里，既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比如:有二爷无奈的麻木,形成可怜可悲的扭曲心里。小团圆媳妇的反抗, 却终究逃不出时代和环境的悲剧等。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民众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 小团圆媳妇的悲剧结束了，我不知道中国的土地上这样的悲剧上演了多少次。虽然萧红的《呼兰河传》,只写了呼兰地区的这种封建, 却让读者联想到当时整个社会, 由于封建意识毒害了多少人。其他地方受封建文化束缚地方，人们也是一样这样地活着。忙着去生，忙着去死。
《呼兰河传》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因萧红而精彩，呼兰河因萧红而凝重。故乡于萧红是一道风景，萧红于故乡同样也是一道风景。
这就如一首诗：“你站在桥梁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