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遥远的火光（上） 
人说父爱如山，我们感受了父亲一辈子如山的爱，却不知一块巨石压在了他心底一辈子——他把幼年时对我和弟弟的歉疚苦苦地留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1995年夏天，弟弟来了一个电话：
“我安排爸爸去北京，你陪他好好看看玩玩……”
太高兴了！我在京城工作五年了，父亲还是头一次来 。单位正好放暑期工休假，半个月的时间。父亲也有虚荣心，听说常拿女儿住在京城给自己长脸。亲自来玩一趟，回去还不得兴奋一年半载？我能想象出他在人前说这一趟感受的神态、语态和举止动态。我一定带他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地坛……我把每天的行程安排好，尽量带他多玩一些景点，只是不知他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吧！他身体一向不错，至今还练长跑，听说参加矿里老年运动会长跑项目还拿过亚军呢！我脑子飞快地转着……
弟弟的下一句话却像晴天霹雳。
“他得了食道癌，晚期……”
刚才还活跃万分的大脑一下僵死了，惊愕无措地拿着听筒，半天没听明白弟弟还在电话那端说什么。只觉得全身像被抽了筋似的，两腿双肩直往下沉……
十五年前，我和弟弟守在医院手术室门口提心吊胆等候医生的通报，手术台上躺着我们的三弟——一个英俊潇洒，乒乓、篮球都打矿队主力，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大小伙子。他肚子痛了好长时间吃药打针总不见好，泡澡摸着好像有个包。手术室的门开了，大夫出来说：“情况不大好，肠系膜上都是肿大的淋巴结，现在等活检报告。”
走道的窗户开着，六月的风吹进来，我感到透心的凉。等到报告出来的时候，我全身都僵硬在了窗台边。
三个月后，我帅气的三弟走了，二十三岁，连个女朋友都没交。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没能从他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在梦里时常见到他，每次都是痛苦的表情，每次都让我泪湿枕巾。
现在父亲又成这样了，叫我情何以堪？
父亲乘坐的列车晚点，午夜才到。我家先生在外地出差，我抱着困得东倒西歪的女儿在北京站出站口望眼欲穿。
父亲的出现让我的泪蓄满了眼眶，可是我不能让它流出来。弟弟告诫我“不能有情绪，让爸爸看出什么来。”
因为吞咽出现了问题，弟媳妇领着父亲去医院做检查。报告出来了，弟媳抢先上前接过。她是学医的，根据症状，她预感不好。一扫报告单，果然如此。医生刚要张嘴，她对医生一使眼色，大声说“哦，发炎了。吃药打针吧。”医生见状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她对父亲说：“这单子我拿着去找医生开药，你回去休息吧。”父亲被瞒得死死的，至今都以为是炎症。
我的悲伤不能让他看出来！
极度消瘦的父亲在人流的裹挟中蹒跚走来，恍恍的灯光下愈加的瘦削。挽着他胳膊的时候，我的泪就要决堤了。只走了十来步，他停了下来。拉着我的手望着我，浑浊的双眼饱含泪光，哽咽着说：“小时候，你和弟弟的那件事情……”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把头埋在他肩上失声痛哭了起来。不是为了“小时候和弟弟的那件事”，而是为他的绝症，为他即将油干灯尽的脆弱生命。
“我们愧疚了一辈子……”他很伤心，大把大把地擤鼻涕擦眼泪。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这是第三次看见父亲在我面前落泪，而且是最痛心的一次。
“爸爸，您不要提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我泣不成声。
“不，你要让我说出来……在我心头几十年了……” 没想到已经被我和弟弟早已淡忘的往事，在父亲内心深处竟如此沉重。以至于一见面就迫不及待的述说，连到了我家再说都等不及。
“我们不怪您……”我安慰他。
“不，没照顾好你们……”他满眼、满脸、满腔的痛苦深深的烙进我的心底。
36年前的事啊！他一直没放下？！
好沉重啊！装在心里几十年了，我们竟然一直没察觉！我此刻的心是何等的疼啊！
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父亲背着如此沉重的良心债，而这个债本就不该由他这来背的！
父亲，我的五脏六腑都仿佛被撕裂了。那种痛，那种无以言表的痛，让我顾不得大庭广众下的面子，大声地哭了起来。
北京站前广场，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哭成一团。
“那不是您的错，那都是时代造成的……” 我哭着对他说。
“是的，时代，时代……”母亲抹着眼泪喃喃。
那是一个让千家万户难以忘怀的时代：
一九五五年，苏联援建了个化肥厂，这是当时四川省最大的项目。项目轰轰烈烈上马，人员四面八方调集，父亲成了其中之一。住简易工棚，吃大锅饭，没日没夜、加班加点……
记得母亲病了，我到张山矿场叫父亲回来。矿场到家十来里地，父亲走道一瘸一拐。走了不到一半的路，他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撩起裤腿。厚厚的纱布渗透了鲜红的血迹，我吓哭了。他叫我别怕，说只是一点小伤，不要紧。他把纱布掀开看了看，可能是伤口痛，也可能是渗血厉害，他和我商量“你自己回去，行吗？”我摇头表示不同意。 那时的我只有五、六岁，不大懂得大人的痛苦。后来才知道矿井塌方，父亲带队下井抢险冲在前被落下的石块划伤了大腿。我见过伤愈后的那道疤，像大蚯蚓、千脚虫那样黑紫黑紫的趴在腿上，比我的一拃还长，硬梆梆的。
自从调来化肥厂，父亲陪我和弟弟玩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非常怀念以前在威远煤矿的日子。
那时候，父亲每天下班总给我们带回一个大白馒头，啃着馒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在门口的坝子上玩“老鹰叼小鸡”，跳“青蛙舞”，肩上扛着一根竹棍，在坝子上昂首阔步转了一圈又一圈地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遍又一遍地唱儿歌“李承晚大坏蛋，坐飞机丢炸弹。炸死人民千千万，人民要他赔血汗。赔不起敲砂罐，砂罐敲得稀巴烂。” 把竹棍当马，“骑”着满坝子疯跑，边跑边唱“胖儿胖嘟嘟，骑马上成都。”坝子边上的一大溜栀子花开得很烂漫，父亲经常摘下来给我戴头上，整个脑袋都香喷喷的了。
礼拜天，父亲领着我们姐弟俩到俱乐部看演出、到大操场玩秋千、玩滑梯。到商店买白糖糕、买动物饼干、麻杆糖、水果糖。到茶馆喝茶，茶太苦，我和弟弟不爱喝，西瓜子我们不会磕，只吃椒盐花生。到饭馆吃饭，吃味精面、鳝鱼面，我就喜欢啃兔头。每次吃完饭，父亲都记得给我用草纸包上一个，让我拿着回家慢慢啃。弟弟喜欢咸鸭蛋、鹅蛋，也给他拿着。一次父亲喝高了，一踉跄从石阶路摔倒路旁的庄稼地里，把骑在肩上的弟弟也甩出去老远。因为是土坡，都没摔着，弟弟还咯咯地笑着喊：“噢，爸爸薅秧子啰。”撅着屁股满世界扒拉他的那枚大鹅蛋。
这些快乐的日子是父亲当普通工人时带给我们的。当了干部的父亲一年到头都浸在了“忙”里。礼拜天的父亲也不属于我们的了。
那个年代叫“大跃进”。
父亲去了更远的地方。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需要燃料，他是煤矿出来的，他的父兄都是煤矿工人，煤矿世家懂得煤矿，总厂领导让他去找煤。
父亲带着三个工人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没日没夜地在荒山老林里转悠。渴了，喝一捧溪水，饿了啃一嘴干粮。没水的地方掰农民老乡的玉米杆解渴，干粮没有了，刨一个老乡的红薯充饥。老林里没路，攀着岩石走。不见天日的地方苔藓湿滑，柱着木棍走。碰见过蛇，也看见过狐狸，还被黄蜂蜇得头大如斗过……无比的艰辛没有白费，终于有一天在一座山腰发现了痕迹。父亲高叫：“快点找把锄头来！”
一锄头下去，乾坤就定在了那里。
一个月过去，一块一吨重的煤块披红挂彩，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被送到了五十公里外的总厂报喜。
在父亲锄头落地的地方开了一个矿洞，洞口所在的山坡在一条深谷里，这个矿场随了当地地名杨村铺。矿场招来了千军万马，机器设备快速进场，曾经有老虎出没的深山老林立马喧嚣了起来。
父亲成了这个矿场的场长。
那一锄，让他成了日后人们念叨的“开山祖师”。
那一锄也让日后两代、甚至三代都猫在了这个山旮旯里的人好生抱怨。
那一锄是他人生的壮举——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用一个日后开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产量还不低，且煤质优良的矿做了自己人生的丰碑。虽然父亲已过世二十多年了，但他的名字还流传在这个矿里。
我想：即使多少年后矿源枯竭了，成了废矿了，父亲的名字也还会和那废矿连在一起。
我钦佩我的父亲，他是他们那个年代事业有成的佼佼者。尽管为了他的事业牺牲了对我们的一些呵护，让幼小的我们饱经风霜。
我们不怨父亲，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谁能改变得了。
我们不怨父亲，因为人人都有过年轻，没有谁愿甘居落后。
我们不怨父亲，因为自古家国两难全，他也很受熬煎。
煤炭是大跃进的金子，尽管是黑色的。
事业是辉煌的，尽管父亲夜以继日地劳累。
我和弟弟是没有监护线的风筝，尽管有父母。
父亲离不开矿场。三月、两月回不了一趟家。有时到总厂开会能到家看一眼。就不错了。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住在总厂的家属区。最大的我不满九岁，最小的妹妹不足周岁。母亲不能在家里照顾我们，她得去高炉拉板车运矿石，三班倒。
我在家带弟弟妹妹，还要背着妹妹到高炉上去找妈妈喂奶。和弟弟抬着小木桶到小河沟抬水，把家里的水缸灌满了，妈妈回来好给我们做饭。家属区的公厕有点远，我总是憋得不行了跑着去，跑着回来，小妹妹在床上爱乱爬，我怕她滚下床来。她滚下来过，太能爬了，围着被子、枕头都不行。
我多么渴望还能像从前一样，妈妈在家照管我们：
冬天烧一大锅热水 ，倒满一大木盆，让我们的小脚丫都泡在热乎乎的水里，过一会儿续上一些，过一会儿续上一些，然后浑身暖烘烘地钻被窝。
夏天，挨着个给我们洗澡。洗澡盆里滴点十滴水，浇在身上爽爽的。洗完澡的我们头上脖子上胳肢窝都擦着痱子粉，凉丝丝的，粉嘟嘟的。星期六的下午，妈妈早早地把我们收拾好，给我穿上花裙子，撒上花露水，扎上蝴蝶结，脸蛋抹上胭脂，眉心点上小红点。把弟弟也打扮得干净利索，在他眉心也点上小红点。我叫他假女娃子，他不依，追着我打闹，我们就围着妈妈转圈跑。闹够了，妈妈会让我们到路口去等父亲。总是父亲一手扶着骑在脖子上的弟弟，一手牵着我回到家里，妈妈已经在桌上摆好了饭菜。
我们一家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假如妈妈不去高炉上班，她也不能在家照顾我们，不上班的家属必须到乡下去帮农民收庄稼。农民们都出来炼钢铁了，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城里、厂里的闲人统统去支农，早出晚归且不定点，更是照顾不了家庭。既不上班，又不去支农的家属统统动员回农村。我的妈妈只能在高炉上三班倒。为了保出勤，妈妈硬着心肠给小妹妹断了奶，每月十块钱的保姆费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老太照看。
杨婆婆天天背着小妹妹到收过庄稼的田里、地里转悠，无论阴天、还是晴天。她总是就地取材: 拖过两蓬稻草扒拉扒拉平，把背袋或者尿布往上一舖，把小妹妹放在上面，然后满田满地的捡拾遗落的庄稼去了。小妹妹饿了、渴了、尿了、拉屎了、困了、哭了、爬到有水洼的泥土地上……全都影响不了杨婆婆拾遗的高涨热情。一天，路过一块刚收过蚕豆的地。我看见地里有块花布很眼熟，走到近前怎么像我家小妹妹的背袋？上面糊了一滩屎。四下里一看，不远处地里趴着一个小孩。我心想：该不会是我家小妹妹吧？跑过去一看：就是我家小妹妹！她看见我，咿咿呀呀的伸手让我抱。妹妹小手上抓满了屎，嘴上、脸上、身上糊的都是屎，我下不去手抱她。她便哇哇地哭了起来，声音细得像小猫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哭了起来。边哭边喊杨婆婆。老太太跑着过来一看，大声嚷着：“哎呀，咋个又拉了，烂屁股。刚刚才收拾完，又整翻了……”她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薅起小妹妹，拧到旁边的水田里涮洗起来……
妈妈下班回来听了我的哭述 。领着我马上去了杨婆婆家。小妹妹被杨婆婆用绑带拦腰捆在一把竹圈椅上，她正忙着打理捡回来的粮食呢。看见我们母女，她一脸的讪笑。说：“我刚给妹子娃喂了稀饭……”
妈妈带着小妹妹和三弟找父亲去了。矿场有个托儿所，妈妈到那里当保育员，把小妹妹和三弟都放到托儿所里了。矿区没有小学校，我和七岁的弟弟留在了总厂的家属区，就近上学。
多少年后妈妈对我们说，当年如果不这样做，小妹妹和三弟可能就没有了。当时小妹妹严重的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胳膊像鸡爪，脖子像磨芯，头发是又细又绒的黄毛，差不多都掉光了。在幼儿园吃不饱的三弟，每天回来看着我们吃饭眼巴巴的站在桌子旁边。弟弟还老轰他“去，一边去。你不是在幼儿园吃过饭了吗？饿痨罐……”妈妈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三弟的绿花小搪瓷碗里，他端着碗乖乖地躲到门后悄悄地吃去了，我看着心里就特别难过。遇到弟弟要说他的时候我就拉拉弟弟的衣袖，让他别说了。有时他也带回来一块饼干，或者用草纸包着的一片肉分给我们吃。我从来不吃他的，分给了我，过一会儿我又喂给他吃了。他好可怜哦，还不到四岁。
妈妈走后，我和弟弟更可怜。
九岁、七岁的孩子不会做饭。因为两家离得很近，父亲把我们托付给了他的部下——矿场的伙食团长秦，每月付给他二十元的伙食费，请他在总厂的父母家人管我们姐弟二人的一日三餐。
那是困难时期，但管着几千号高定量的煤矿工人伙食的团长家，吃饭应该是不太困难的。后来的一次交通事故也证实了这一点：搬家的大货侧翻在斜坡上，粮票、钞票都散落在现场。
团长在矿场，很少回家。他家有父母、妻子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弟弟。每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去亲家，他们都吃完饭了。给我们留的是红苕稀饭、泡萝卜皮、泡豇豆，咸得要死的苞谷酱，而且只是一小碟，只够下饭。有时一人多给一根小红苕，让连皮吃。我和弟弟晚饭后回家就翻箱倒柜找吃的东西，有一小袋生蚕豆，我们今天几粒、明天几粒，没多久都给吃完了，还怕妈妈回来知道了挨骂。从来没离开过妈妈，对家人的思念，对寄人篱下的凄楚和饥饿，让我常常半夜醒来。听着弟弟熟睡的鼻息，我不敢出声，只有悄悄流泪。
妈妈，我好想您哦！我想您想得肠子都在痛！
妈妈，您知道，我才九岁。九岁的我还要带弟弟，哄弟弟。怕别人欺负他，怕他受委屈，怕他想妈妈，怕他哭闹……
妈妈，您想我们吗？
有月亮的夜晚，我就更伤感。透过窗户看见天上的月亮，满世界的清辉勾起我对小时候我们一家在月亮坝里欢娱的回忆：
我们玩丢手绢。爸爸总是“不知道”我们把手绢悄悄地舖在他背上，逮住他的时候，他的手在身后的地上摸来摸去怎么也摸不着，站起来转着圈地找怎么也找不着，我们就心奋得又拍又跳，从他身上薅下手绢来，拈在手上晃来晃去，看着爸爸“沮丧”的样子，我们更是快活得意；
我们坐在小板凳上并着两腿，大声念：
“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
“点兵点将，点到和尚…… ”
“雀儿翻山，翻到南山。南山太陡，跑死野狗……”
随着这些口令爸爸开始数我们的脚丫，口令的最后一个字落在谁的脚上谁就当“猫猫”。往往口令一念完，我们就一哄而散——各自找地方藏了起来，该当“猫猫”的也藏了起来——弟弟最爱耍赖，爸爸“只好”当“猫猫”。我们躲在门后、桌子底下、床下…… 听爸爸从外面一路喊进来“哎，藏哪儿啦……我怎么找不见啊……”
夏夜的月儿很亮。有时爸爸拧着个玻璃瓶带着我们在屋前的草丛中逮萤火虫；有时打着手电领着我们在田埂上逮青蛙；有时在草地上舖条草席，我们就躺在草席上缠着爸爸讲故事：牛郎织女鹊桥会、王母娘娘蟠桃会、七仙女下凡……听一百遍了还没听够。
月亮是那么的神奇，它还会走路。躺在草席上看它一会儿走进云里去了，一会儿又钻了出来。我们就爬起来在草席上转着圈地来来回回走着唱“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妈妈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会被月亮割耳朵。是啊，弯弯的月亮就像一把镰刀，它可能什么都能割。让人顿生敬畏。
妈妈说太阳是公公，月亮是婆婆。婆婆都有菩萨心肠，都很心疼小孩子。月亮婆婆您肯定也是，您帮我带个信给我的爸爸妈妈，行吗？告诉他们：我们好想他们哟！让他们快点来看我们吧！
过了好久好久，妈妈也没来看我们。我不再看月亮了，一是没用，二是冬天月亮不常有。冬夜的寒冷没人给我们烧洗脚水，多少天没洗脚，我们也不记得了。多少天没换衣服了，我们也不记得了。而我永远记得的是一九五九年元旦的前一天。
这一天很阴冷。下了一点毛毛雨，我和弟弟是穿着雨靴去上学的。早饭时说了，秦家婆婆、公公要去赶场（赶集），元旦供应了一些副食品，要去买回来，不然过期作废。中午我们放学回来和小叔叔 ——秦家的小儿子，一起吃饭，让他把饭热一下。
中午，我们从后门，也就是厨房门进去，看见小叔叔正站在灶台旁端着一大碗白米干饭吃。他抬起拿筷子的手往房间里一指说：“你们的饭在桌子上。”然后就不再理我们，继续埋头大口大口地扒拉他的那一大碗饭。我们到桌前一看：两小碗清得照见人影的红苕稀饭，连块红苕都没有，稀饭汤是灰色的。只有米粒太少熬不稠，或者熬好的稀饭里掺进大量的水才会是这样的。
弟弟一看这样，跑到厨房对小叔叔说：“我也要吃干饭。”
“吃个屁。”小叔叔只顾吃他的那碗饭，头都没抬。
“凭啥子你吃干饭，让我们吃稀饭?”弟弟问。
“吃不吃？不吃就滚！”小叔叔把饭碗往灶台上一砸，他已经吃完了。
好凶哦！
拉着弟弟到桌前，我们默默地把稀饭喝了。回到自己的家，我越想越难过。越难过越想哭，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
没有大人就是受人欺负！我好想妈妈噢！
“找妈妈！” 的念头突然萌生了。
“不晓得妈妈在哪里？咋个找啊？”弟弟说。
“我知道！”妈妈快生小妹妹的时候，一个叔叔带我在总厂坐拉煤的十轮卡车去叫爸爸回来，路程和去张山采矿场差不多，我觉得。 张山采矿场只有十来里路，半天时间就走到了。有爸爸妈妈领着去的，也有我自己去的。一条大马路一直走到头就到了。虽然爸爸现在的矿场我只坐车去过一次，但是我的记性好，记得路。也是一条大马路走下去，在山上盘来盘去，盘到山顶，就能看见燃着熊熊火光的炼焦场。然后一路下坡就到炼焦场了，左转弯，再走一段山沟马路就是。
殊不知寻亲路好心酸，要不然父亲会歉疚成这样。
下午是劳动课，帮农民到地里刨红苕，就在我们要经过的路旁不远处。不去等于是逃课，怕被老师同学看见，我们等了很久。估计他们已经到地里了，我们才上路。
天不时飘下点零零散散的雨星。害怕被老师同学认出来，我把棉袄翻了个个，我的棉袄是红花、蓝花两面穿的。把脖子上围的围巾解下来包在了头上。没敢走大马路，而是走马路旁边的河道。河道低，我们个儿矮，上面的人肯定看不见。其实在大马路上走，老师同学也不会看见。干活的地离马路五百米不止。只不过我自己心虚而已。河道里没多少水，我们穿的都是雨靴，不怕湿。但河道里都是乱石，不好走。一没踩稳，绊了一跤，我的雨靴进水了。怕弟弟的雨靴也进水，我们赶紧上了马路。马路的另一侧是高高的岩壁，岩壁的半腰有一尊石刻观音，后来听人们说这里叫观音岩。距离总厂家属区十来里地。我觉得差不多有张山矿区那么远。感觉快到了，心里默念“观音菩萨保佑我们快点见到爸爸妈妈。”拉着弟弟一起双手合十地向菩萨祈祷，特别虔诚的膜拜。然后大步向前赶，觉得矿区的炼焦场在马路尽头的拐弯处就能看见了。
怕弟弟淋湿了，怕他冻坏了，我把围巾裹在了他头上。牵着他的手，问“走得动吗？”
弟弟说“走得动。”
拐过弯不是山顶，看不见炼焦场，马路继续向上延伸。
“可能在下一道弯。”我安慰弟弟，也是安慰我自己。
下一道弯，又下一道弯，马路继续向上延伸，没到山顶，炼焦场没出现。
“累吗？”我问弟弟。
“不累。”弟弟摇头说。
又拐过两道弯，还是没到山顶。
“腿疼吗？”怕弟弟怪，我又问。
“不疼。”弟弟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
弯越来越多，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陡，一路上坡，就是不到顶。
那个燃着熊熊火光的炼焦场在马路转过一个弯又一个弯，爬上一个坡又一个坡后始终不出现。
人说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一点没错。
我的心越来越沉重！方向没有错啊！
我不明白：去张山矿区和去深谷矿区时间都差不多，深谷怎么会这么远？起码有两个张山矿场远了，怎么就是走不到呢？
其实“差不多时间”不是根据钟表而是小姑娘自己感觉的。九岁的小女孩还没有掌握太多生活的常识：用“差不多”的时间，步行和坐汽车产生的距离就差得太多了。
天渐渐暗下来，雨星仍在飞。我那只湿了的雨靴把脚后跟磨破了皮，垫了好几次纸还是疼。没纸了，就在路边摘几片树叶垫垫，踮着脚尖一瘸一拐地走。
“还走得动吗？” 我不时地问弟弟。基本上是转过一、两个弯，还是不到顶时。
开始，弟弟回答“走得动。”到后来加上一句“就是饿了” ，“就是很饿。”
我不敢再问他走不走得动了。
终于到了山顶，然而马路没有下行的趋势，而是一直缓缓地向前延伸。根本就不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炼焦场火光的那个山顶。
还有多远哪？
深深的失落涌上心头，我的鼻子酸得要命。我用手假意抹额头上的汗水，顺势抹去眼泪，不能让弟弟看见我哭，让他失望。
绵缓的山顶是一坡梯田。路旁的冬水田里蓄满了水，波光粼粼。弟弟说渴了，蹲在田埂上就要用手捧田里的水喝。
我赶紧一把拉起他，对他说：“田里的水不能喝，有蚂蝗。蚂蝗钻进鼻子不出来，会把人的血都吸干的。再说田里的水都泼大粪的，我看见过农民往田里泼……”
“为啥子要泼大粪？”弟弟不解地问。
“书上不是说过‘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吗？”
“哦……现在田里没庄稼呀！”可能太渴了，弟弟还是很想喝。
“现在田里是没有庄稼，可以前泼的粪都存在泥里了。你想想，水还不把粪都泡出来，屎、尿、蛔虫卵……”我还没说完，弟弟已经“呸呸呸”地吐着口水站了起来。
寒冬腊月，一个九岁的女孩领着一个七岁的男孩在石子舖就的、被雨水浸得湿漉漉的盘山公路上蹒跚。没有任何行人，没有一处人烟。公路两侧都是山坡，一侧在头上，另一侧在脚下 ，都很陡。除了偶有车辆经过，就只有姐弟二人雨靴蹭地的“嚓嚓”声。老也走不到的焦虑、饥渴，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下让我又增添了一些恐惧。
不远处的路边出现了房子，这是一下午来第一次看到在马路边有房子。我们一下兴奋了起来；可以问问路，要碗水喝。
路边是一连串的木板瓦房，有十来家。走到房子跟前，我拽住了弟弟。房子的大门上方扣着的那个东西让我害怕了。
弟弟问：“咋个啦？”
“有‘吞口’!”我在他耳边悄悄说。在去张山矿区的路上看见农家门上挂着，问过爸爸。
“啥子‘吞口’？”一看我这神情，他也显得很紧张。
“门方上挂的那个。” 我伏在耳边悄悄指给他。
一个瓜瓢背上画着一张青面獠牙的恐怖鬼脸扣在上面，让人看了背心发凉。
“干啥子的？”弟弟问。
“爸爸说辟邪。”
“啥子叫‘辟邪’？” 弟弟不懂，又问。
“‘邪’……这么说吧，就是僵尸、鬼……”在他耳边悄悄说的时候，我觉得后颈窝都直进凉气，弟弟一下子抓紧了我的手。邻居的哥哥姐姐讲僵尸、鬼怪的故事吓唬过我们，很可怕的。鬼怪就是“ 邪”! 我们拉着手赶紧从门前跑过。后面挨着的房子家家门上都挂着那东西。
“这里可能鬼很多！”我心想。拉着弟弟飞快地走过这个地方，那里还想得起来问路、讨水喝的事。
又拐过了几个弯，这一段是平路。路边树木很高大，我认得。爸爸说叫桤木树，张山矿区的路上就有。树叶早就落光了，只是桤木籽还挂在枝上。桤木籽很像桑葚，要是桤木籽能变成桑葚该有多好啊！其实我也早就饿了。那碗清汤寡水早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了。
有一个人扛着一根木头迎面走了过来。
弟弟说“问问那人还有多远？”
我让他别着急，等人家走近了再问。那是一个中年汉子，头上缠着一大圈厚厚的黑包头布，我的爷爷也缠过那样的布，说叫“包头帕”。不知是头帕太重，还是扛的木头太重，待到近了，见那人脸憋得很黑，呲牙咧嘴的样子很是吓人。弟弟摇着我的手，催我快问，不然人家就走过去了。我使劲捏了一下弟弟的手，给他使了个眼色，摇了摇头。弟弟没敢吭声。我拉着弟弟往马路边上走，远远地 躲着那人。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停驻的直到那人走得看不见了，我才告诉疑惑不解的弟弟：“你看见那人腰里别着的弯刀了吗？”
“看见了，咋个啦？”
“忘了王家山那个人脑壳的事……”我还没说完。
“噢，姐姐，不要说，我害怕……”弟弟死死地拉住我的手，我也紧紧地拉着他。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