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悬念之旅
（一）
1999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国法制文艺委员会秘书长于洪笙教授打电话告诉我，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第12届大会”的任务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肩上。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这项会议，我的心头顿时升起一种相当沉重的使命感。大会定于10月16日在位于黑海之滨的瓦尔纳市召开。数着挂历上那二十几个小格，我知道自己必须争分夺秒去办理签证。于是，我充分发挥自己的“奔跑”能力，也多亏人民大学和北京市政府外事部门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在“50年大庆”前夕，我的护照终于被送进了保加利亚的大使馆。
除去国庆7天假，我满打满算还有一周时间。我能及时拿到签证吗？这个问题就像侦探小说中的“悬念”那样折磨着我。节日过后，我每天都很不好意思地催问“外办”的同志，而得到的答复都是“还没有”。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星期四（14日），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那都应该是保加利亚大使馆给我签证的截止日期。然而，那天晚上得到的答复依旧。第二天上午，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于教授。她让我直接给保加利亚大使馆打电话，并且给了我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对方很热情。我询问签证的情况并讲述了自己着急的理由，对方让我5分钟之后再打电话。我照办了，得到的答复是签证已经批准，让我立即去取。这真像侦探小说一样，“悬念”看上去很复杂，但是破解起来竟如此简单。
拿到签证之后，我立即向于教授报喜，然后开始买飞机票。我们本以为那是易事，结果还是“悬念”。我们查询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售票处，大胆地设想不同的飞行航线——法兰克福、巴黎、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得到的答复竟然都是“没有座位”。通过在民航总局工作的学生刘昊阳的帮助，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据说17日晚上由北京飞往布加勒斯特的航班可能还有空位。虽然赶不上大会的开幕，能够参加后几天会，也不枉前面的努力。然而，第二天是星期六，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售票处休息。我们打了半天的电话，也找不到人，既买不到机票，也不知道那个航班还有没有空位。我们决定到机场去碰碰运气。
17日晚上，于教授送我去机场。虽说手中没有机票，但假戏也得真做。我收拾好行装，如往常出国一样跟家人告别。妻子笑道，你也就是到国境边上转一圈儿，假装出趟国。女儿则说，一会儿见。
在刘昊阳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能够替罗马尼亚航空公司“出票”的地方。但是售票员说，计算机显示已经没有座位。虽然这趟航班平常人不多，但是因为有刚刚参加完国际体操锦标赛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运动员，所以爆满。又是一头冷水。不过，冷水浇得多了，头皮也就麻木了。我们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我们又去找了罗马尼亚航空公司驻北京机场的“站长”。我向他讲述了我的情况。他似乎愿意帮忙，让我等那些带着许多大包小包的运动员都办完登机手续之后再来看看运气。
飞机预定在11点5分起飞。10点30分，我终于拿到了登机牌。我跟一直耐心陪伴我的于教授和刘昊阳告别，然后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她不无惊讶地说：“你真走啦！”
飞机离开跑道，飞向天空。机长代表机组人员向获得冠军的罗马尼亚体操队的队员们表示欢迎、祝贺、感谢。机舱内响起一片掌声。我把头转向舷窗，目光投向深蓝色的夜空。虽然我以前去过两次欧洲，但是没有到过东欧国家，所以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集中到此行的目的地——保加利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据航程，我将在布加勒斯特换乘飞机，大约在上午10点到达索菲亚，下午5点再飞往瓦尔纳。虽然于教授说她会发个电邮给保加利亚的大会组织者，但是会有人到瓦尔纳机场接我吗？开会地点在圣·康斯坦丁的“国际科学家之家”，据说离瓦尔纳机场还挺远。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在天黑之后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有点儿犯忌，但是我别无选择。
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的机场上。虽然是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钟，舷梯下仍然聚集了很多欢迎罗马尼亚体操队的人。我和其他旅客在一片闪光灯下悄然离去。在机场等候3个多小时，我又坐上了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飞机。不到一个小时，飞机降落在索菲亚机场。
入关之后，我先到问询处打听办理转机手续的事情，然后换了一些保加利亚货币。索菲亚机场确实有些寒酸，特别是国内航站楼的候机厅，就像个火车站，污浊的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的气味。我不可能在这里熬过7个小时的时间，便把包存放在行李寄存处，花12列弗（约合60元人民币）买了一本保加利亚旅游手册，走出大厅，坐公共汽车来到市区。我按照地图，游览了索菲亚市中心区的名胜古迹，然后赶回机场，登上飞往瓦尔纳的小飞机。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这种螺旋桨的小飞机。我坐在前舱，螺旋桨就在我旁边的窗外转动，发出巨大的噪音，带来让人难以忍受的颤动。然而，那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显得格外漫长。当飞机终于安全地降落在瓦尔纳机场的跑道上时，我和旅客们一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机场的出口处站着十几个人，但是没有人像我期望的那样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也没有人对我这个“老外”显示出特别的兴趣。我一直等到人们纷纷离去，才走出门，来到广场上。
天已经黑了，空气中漂浮着潮湿的气味。一个身穿皮夹克留着小胡子的男子走过来用不太标准的英语问我：“出租车？”我本能地摇摇头，转身走了回去。在冷冷清清的出口处，我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不会说英语，但是马上叫来一个年轻女子。后者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很高兴，便告诉她我是来开会的，地点是……我掏出邀请信，让她看信上的地址，然后问她有没有公共汽车到那里去。她说有，让我到外面的广场坐409路汽车，然后再换8路汽车。我问她换车地点。她说了一串保加利亚语，我没听懂。不过，我想先找到409路汽车再说吧。我向她表示感谢，并称赞她的英语讲得很好。她很高兴，不无自豪地看了旁边那个男子一眼。
我终于等来了一辆挂着409牌子的中巴。上车后，人不多，售票员是个相貌和善的小伙子。我拿出邀请信，让他看上面的开会地址。他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但是用手势告诉我应该坐这个车。我掏出钱，让他自己拿。他笑了笑，拿了一张2列弗的纸币，又找给我几个硬币。我坐在车门旁边的座位上，看着窗外那稀稀落落的灯光。
中巴停了几次之后，车上的乘客逐渐多了起来。小伙子动作很灵活，说话也很快，脸上总挂着和善的微笑。路旁的灯光渐渐多了起来，然后又出现了楼房、街道、行人。我估计这应该是瓦尔纳市了。我看小伙子很忙，就举起车票，向他示意，问我该不该下车。他很快地摆了摆手。以后，汽车每次到站我都问他，但他都冲我摆手。眼看着路旁的楼房开始变矮也变少了，我的心里有些不安。我是否应该自己下车？这个小伙子会不会骗我？小伙子看上去很善良，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跟着感觉走。
(二)
汽车出了城市，速度加快了，车站与车站之间的距离也明显拉长。路旁都是山林，偶尔才能看到一些灯光。车上的乘客逐渐减少，小伙子也不那么忙了。我试着跟他说话，问他我应该在哪下车，但他似乎不愿意跟我说话，只是笑笑，就把头转向窗外。突然，一丝猜疑从我心底油然升起。如果是他故意耍弄我呢？如果是他不懂装懂呢？我看看手表，汽车已经跑了40多分钟！我一边观察着路旁的地形，一边想，只要到了下一个城市，无论如何我也要下车。然而就在这时，汽车又到站了。小伙子示意我该下车了。前面还有两个女子下车。我看了一眼窗外，怀疑地问道：“我应该在这儿下车吗？”小伙子使劲点了点头，似乎有些着急。我别无选择，只好走了下去。
汽车开走了，公路上一片寂静。我向四周张望，在公路那明亮的灯光外面，只有黑黢黢的山林，没有房屋，也没有灯光。我抬起头，天空中云层很底，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不禁有些慌乱。此时，先前下车的两个女人已经穿过公路，向我们来的方向走去。我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
她们终于停住了脚步，用猜疑的目光看着我。从年龄上看，她们很可能是母女。谢天谢地，那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还会说一些英语。我说自己是来开会的，地点在“国际科学家之家”。她有些困惑。我连忙掏出邀请信，让她看信上的地址。她用我听不懂的语言问母亲。母亲想了想，说了一些话，又向对面指了指。我仔细观察着她们脸上的表情。
女儿终于把头转向我，磕磕巴巴地说：“我觉得……这个国际……科学家之家在……那边。你走……”她用手指了一下对面。我看了看，那里只有黑色的树林。她犹豫片刻，转身又对母亲说了起来。我觉得她好像要给我带路的样子，但是母亲显然不同意。她们争了起来。最后，女儿坚决地对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让我跟她走。
我们穿过公路，沿着路边走了一会儿，拐下一条小土路。两旁都是高大茂密的树木，公路的灯光也几乎被身后的树林遮蔽了。她走得很快，我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说不清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她。又拐了一个弯儿，远方出现了隐隐约约的灯光。她终于停住了脚步，有些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看，那里有路，你一直走，这边有一个……汽车站，那边有一个……商店，然后……在左边，就是……”我重复着她的话，这时连忙说：“就是‘国际科学家之家’了，对吗？”
“对！对！”她的声音很高兴。
我的心里非常感动。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然而，我深知此时不宜多话，她的母亲一定等得很焦急了。我认真地说：“非常感谢你，真的！”她没有说话，转身跑走了。我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黑黢黢的树林之中……我转过身来向前走去，心想，无论前边是不是我要找的地方，我都由衷地感谢这位保加利亚姑娘。
（三）
由于前面有岔路，而且没有我能识别的标志，所以又费了一番工夫，我才终于走进了“国际科学家之家”的大楼。当我在服务台办理住宿手续时，一位老先生快步走过来，热情地与我拥抱。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本届大会的组委会主席、国际犯罪作家协会保加利亚分会主席阿塔纳斯·曼达耶夫。
英美等西方国家早已有各自的犯罪文学作家协会，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国际组织，也许因为犯罪文学作家都喜欢“单兵作战”吧。1986年，前苏联和古巴等国的犯罪文学作家提议成立国际犯罪作家协会。1987年，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第一届大会在前苏联的雅尔塔召开。其后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第11届大会于1998年10月在美国费城召开，与会者四百多人。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是前苏联作家朱立安·谢苗诺夫；第二任主席是墨西哥作家帕科·塔依博；第三任主席是瑞典作家阿尔恩·布罗母；第四任主席即现任主席是英国作家苏姗·穆迪。国际犯罪作家协会是一个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的非政府组织，现有成员国19个（主要为欧美国家），正式会员两千多人，包括作家、记者、评论家和出版商。AIEP是法文“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的缩写。
用热水洗去一路风尘和倦意之后，我在保加利亚分会副主席斯拉夫捷夫的陪同下走进了大会的会场。未等主人介绍，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走到为中国代表预留的席位，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坐下。
与我参加过的许多国际会议相比，这个会场比较简单，会议的气氛也比较轻松活泼。9点钟，晚上的讨论结束，大家到餐厅共进晚餐。我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方面，我要向代表们介绍中国侦探小说的历史和现状；另一方面，我要了解这个国际组织的情况，以便中国作家与之交流。席间，我向国际犯罪作家协会主席、英国女作家苏姗·穆迪表达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意愿。苏姗与另外几位主要人物商量之后，对我说，虽然明天的大会议程已有安排，但是大家同意拿出30分钟的时间让我介绍中国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9点，会议开始。我的座位被安排到主席台上，旁边坐着穆迪主席、国际犯罪作家协会副主席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莱尼茨、保加利亚分会主席曼达捷夫、副主席斯拉夫捷夫和保加利亚翻译塔妮亚。穆迪主席宣布了上午的议程并对我做了正式介绍之后，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首先代表中国的犯罪文学作家向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表示问候，然后代表中国侦探小说大赛组委会向国际犯罪作家协会赠送了礼品——“独角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我便从“独角兽”谈起，从皋陶治狱讲到中国现代侦探小说……
我用英语讲，塔妮亚翻译成保加利亚语，所以我觉得很从容。我讲了大约20分钟，然后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提问非常踊跃，确实让我始料不及。大家的问题包括中国犯罪的发展变化和现状、中国犯罪文学创作的历史和作家的组织、我的个人创作经历、以及《狄公传》和《水浒传》等作品的情况等。大家热情很高，穆迪主席不得不一再宽限，最后我一共用了大约100分钟的时间，人们仍然意犹未尽。当穆迪主席宣布休息，我站起身来向大家表示感谢的时候，那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很激动。我知道，中国的“独角兽”得到了与会作家的认同和欢迎。
第二天上午，我在电梯外遇到了曼达耶夫。这位年逾古稀但仍很有些孩子气的老作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今天早上，你……上电视了。我……也上电视了，因为我……坐在……你……旁边。”
会议结束了，下次大会初步定于2000年9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大家在依依惜别时都相约再见布拉格。来自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等国的作家还特别对我说，他们回国之后要对新闻记者和朋友们讲述的主要话题就是来自中国的犯罪作家。后来，我在美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通讯上看到了关于我这次保加利亚之行的报道。
（右一为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