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保存着第十二届屈原学会国际学术年会的邀请函,还有随函寄来的方铭先生致各位会员的一封信,信中特意告之大家,这一年,三月之内我们失去了三位令人尊敬的楚学前辈,其中就有张正明先生。看到这一消息,呆坐半晌,回想与张先生的交往,眼泪模糊了双眼,这才知道张先生已是近八十高龄的老人。我眼中的张先生,思维敏捷、谈吐自如、行动轻快如风,一点儿也不显老态,一直以为他大概六十多岁。我为自己曾经的冒失自责,也为自己在学术上的不作为惭愧。

  转眼,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12月4日是他去世两周年的忌日。深圳一行见到诸位曾在包头会议有过一面之缘的先生,不由想到张先生的蔼然音容、殷殷勉励,不胜唏嘘。斯人已杳,往事却历历在目。

  2002年,县里动议要有专人来做屈原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于是决定县文联与屈原文化研究会合署办公,并配备了一名干部,但领导要求由我来承担研究会的日常事务。本人虽对楚辞和屈原有一定的了解,喜爱的却是文学创作,哪有专业水平来做这项工作呢?现实迫使我开始新一轮的学习,从重读楚辞开始。其间搜罗了不少有关楚文化、屈原研究的资料,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不能成为专家,至少要对各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如果一问三不知,作为研究会的工作者,那样就笑话了。

  大学毕业后一直梦想再回大学校园,想读研,方向是我喜欢的现当代文学,希望将来可以做文学评论或者做女性文学研究。从接触楚学开始,我发现了一个丰富瑰奇的领域,身为楚人,又生活在屈原的家乡,做些这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斗胆给张正明先生写去一封信,在信里表达了自己继续求学的愿望,并担心自己年纪大了,读书以后去向难以预料。先生很快回信了,详细介绍了华师楚学硕士招生的专业课,要用的教材,不仅写下书名,还一一注明了版本和作者,在将来的去向问题上并不说一些不实之辞敷衍我,而是直接告诉我如果硕博连读,将来可以争取留在楚学所。张先生并不担心我的专业课考试,他担心我的英语能否过关。事实证明先生的担心是对的,离开学校多年,先前学的那点英语都还给了老师,最终没有去应考,对英语没信心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先生在信后写下了他的两个电话号码,并特意说明,两个号码都是家里的。我猜想先生的意思,我有问题是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的,但我不好意思打扰先生的生活,怕占用了他宝贵的时间,只打过一次电话。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心是痛的,我没有按照先生指明的道路前行,徘徊、迂回、延误了时机,也辜负了张先生的热忱帮助。我并非没有上进心的人,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我却分明丧失了奋斗目标,时间在浑浑噩噩中无情地流逝了。

  收到先生回信后几个月,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告诉我说他在离我很近的三峡坝区开一个学术会议,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见见面。下班后我急急赶到坝区,心跳如鼓地敲响了先生的房门。张先生是楚学界的权威,著作等身,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连楚学的门槛都没有跨进去的小学生,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尽管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来开门的是蔡靖泉先生,蔡先生的外貌清峻威严,我越发局促了。张先生瘦极,衣着朴素,满面笑容,言语谦和,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我本活泼外向,又怀了一颗急切求教之心,很快就消除了心中的紧张,与两位先生谈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走时两位先生都起身送我出来,身在行政部门,见多了等级尊卑下的嘴脸,两位先生给我的礼遇,让我备加感动。

  这次谈话也让我明白,到正规大学去继续深造这条路,于我太难了,终究可能过不了英语考试这一关,这让我颇为灰心。不管读不读书,自学是不能放松的。我自学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史》、《中华文化史》、还读了《中国哲学史》以及诸子百家的部分著作,只要有时间,就捧读楚辞,尽量涉及各种版本,弄清前人的说法。即使不读研,我也要不断丰富自己,提高学养,也要追随先生们前行的足迹,也许我终究弄不出什么学术成果,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对屈原的理解。

  2004年春节前,收到了张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用虬劲的字体写着:“恭祝新岁如意,诸事称心!”先生在万忙之中记得写一张明信片给我,心里的感动无以言表。2005年7月包头屈学年会,终于又得见先生,感到分外亲切,遗憾的是,我没有文章交给大会,我那些“文章”,是不能作为论文上交的。分组讨论时,我刚好在张先生这一组,我是这一组唯一的女性,默默地坐在会议室一角,聆听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后来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说“您虽寡言,但专注之情堪称模范”,想来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先生已从我的表情看出我认真学习的态度。此次见面,张先生又一次鼓励我考研,可我因为年龄和英语的关系,再一次犹豫了。会议期间,张先生用他的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并称我的表情好极了,会洗好寄我。我本没在意,先生这么大的学者,哪会记得这些小事。回秭归不到一个星期,我竟收到了照片,一张放大七寸的,两张四寸的,为了保持照片的平整,先生用了特快专递。并在附言中谦虚地说:“晓梅:我这个非专业摄影师技艺太差了,照片拍得不怎么的,抱歉抱歉。”这是整个包头会议期间我笑得最为灿烂的一张照片,镜头后面是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容,我心里的快乐和感恩都写在了脸上。给我的回信,先生也用“您”这样的尊称,先生的谦逊一次又一次地触动着我,他们这一代老先生,学识有多厚,谦逊就有多深。像无声的水,无形中就包容了你,感化了你,让你处处感到亲和却又生出更深的敬意,不由自主地,便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收到照片后,我将自己的小书寄赠一本给张先生,心中有些惴惴不安。书中多处涉及到历史,接触楚学后方知道,有些说法是欠妥的,但已白纸黑字印刷出来,无法改变。先生回信说“读之,如见心?,清新隽永,殊可佩也。”但也直言指出“涉及史事之处,似不无败笔,良可惜也。”从此谨记,此后为文,不能仅快意于文字意绪,还要以学者的严谨求诸史证,在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再做文学的发挥。先生也谈了对包头会议的一些看法,并对下一届的杭州年会抱以厚望。信末,先生补充了一句:“乐平田园,响鼓林泉,令人怀念,又及。”总以为还可以接先生再去乐平里一游,尽管我知道,张先生对秭归是否屈原故里,是存在怀疑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了,从学术的角度,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可以探讨,也可以依从前人的结论。依从前人的结论,也就是在没有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屈原生地之前,秭归就是屈原故里。先生说我可以从秭归出发做些研究,但不希望我钻入死胡同,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花太多精力。我明白先生所言,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片大海,做学问也要有海一样的胸怀。谁知道不仅乐平游成了空影,先生寄以厚望的杭州年会亦未能参加便驾鹤仙逝了。

  再也不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是我没有珍惜曾经的机会。

  2005年9月16日先生写给我的回信,成了永久的珍贵纪念。

  这种事无巨细的回忆对他人来说也许显得罗嗦,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有些伤感、有些遗憾,但又给了我力量,我还有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以消弥内心的惭愧,以无愧于张先生生前的勉励与关怀,以此督促自己不虚度时日,过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