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六岁时,我只知周姨特别好,却不知任姨那么坏。十岁,不,大概是十一岁那会儿的某一天,不经意摄入眼里的一个场景改变了我的看法,当时正是“文革”最波澜壮阔的日子。
   周姨和任姨是矿山救护队唯有的两名女性,周姨是财务兼总务,任姨是修理组的维修工。
   半军事化的矿山救护队设有井下事故专线电话,值班人员昼夜看候这条生命线。救护大队分为三个中队,主班由两个中队二十四小时值守,备班的一个中队处于待命状态,三个中队交替轮岗。家属住宅毗邻单位,队员家的电铃连接值班室报警装置,一旦电铃骤响,一定是井下有事故发生,那声音多半与死亡连在一起。电铃几乎每月都响,特别是元旦为党献礼的时日响得更繁更甚,铃声就是命令,它连结着矿工兄弟的生命,值班队员必须在三十秒内登上救护车各就各位,更换作业服及配戴呼吸器都在车上完成,救护车必须在一分钟内启动驶离车库。备班队员无论白天抑或夜间必须在三分钟内集结,做为第二梯队待命。
   这样一个特殊环境让我有机会走近父亲单位,有机会在父亲单位的球场上、单双杠上、双臂吊环上、跳远沙坑里疯玩儿,有机会在两座小山贯通的演习巷道外跋涉,从一个山头登上另一个山头,有机会接触父亲单位形形色色的大人们,有机会亲近我喜爱的周姨……
   周姨生长在江苏徐州一大户人家,她是那种给洋学堂教育透了的女子。因了她文雅沉静同事喜欢称她---老周,其实她并不老,“文革”那年不过四十几岁,看上去虽人到中年她却把自己修剪得姣好,或许长年坐办室的缘故,修长的身材留下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缺憾,就是背部显现一丝美丽的畸型,这并没为她风韵带上负值,小小偏差轻而易举被优势打磨掉了。
   我喜欢周姨的修养与矜持,那是北方女人无以临摹的一种气质,还喜欢听她讲一口标准江南味道的普通话,绵软柔和,婉若琴瑟。听父亲说周姨是国高毕业,曾就读江南一所历史名校,我便更加仰慕周姨。
   说不清从啥时有了一种感觉,好像周姨特喜欢我,常常拉着我小手逗我开心,还总爱捏捏我的尖鼻子,其实我特不想人家捏鼻子,那是因了我的鼻子已经够尖够高,担心会再被增加体积,所以每当鼻子被大人以喜欢的形式侵略,我都会做逆向复位运动,一遍,二遍,甚至若干遍的往回推,现在想来真的蛮可笑。
   还是说不清从啥时起,长大后的某一天我突然产生一种意识,周姨和父亲很要好,是那种相互品读、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好。当亲身经历之后对这种意识有了另一种解读,他们是可以倾听的知音,是能够倾诉的知己,那种友谊纯净可贵,是人生高品格的精神追求,就像母亲把青梅竹马的恋人尘封心底,把亲情关爱依然留给父亲一样。
   从五六岁的童年,到十几岁的少年,再到二十几岁的青年,直到四十岁的中年及六十岁的暮年,我依然喜欢周姨,想念周姨。
   当我的文字摄下周姨,一定要曝光救护队的另一个女人任姨,尽管她让我厌恶,依然是我笔下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儿。
   任姨生长在辽西北一庄户人家,是那种给无教化损毁掉了的农妇。十八岁那年她嫁了个农民,婚后两年没生出孩子,婆家便找出若干理由把她抛弃了,离家那天她无比轻松,心想抛弃得好,省得我抛弃他了,那个永远不能满足自已欲望的窝囊废。
   边地先祖传承一个歧视女人且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被丈夫休掉的女人是不可以回娘家的。于是,任姨跟上涌向城市的盲流大军来到这座边地小城,做了无需文化只要气力的矸子山捡煤工。这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因了心思重、言语轻,人们都叫她---任蔫巴。
   事实上任姨的蔫巴只是一种表像,她能以心计制造奇迹,就像她能在举目无亲的小城立锥,也能从一个捡煤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还能在短短三年里当上矸子山的“山大王”又能从最卑微的岗位调进矿山救护队,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更何况一个农家女。
   孩子的好奇心攫住我脚步,列列巴巴地拽着窗钩、趾着墙围、扒住窗台,呵!好玩极了,屋里有太多的未知。当毫无顾忌地走进“闲人止步”的修理组,那会儿我还不认识阻止外人进入的那几个字,或许是父亲的威望和面子任姨没撵我出去,我如愿以偿地看到了被开膛破肚的呼吸器,也看到了大氧气瓶往呼吸器小氧气瓶充i气的情形,还听到了气泵工作时发出哐哧哐哧的响声。长大后我才读懂“闲人止步”几个字的意义所在,它纯粹是因了氧气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属易燃易爆物质,所以修理组大门才会挂上如此醒目的警示牌。
   依然不知深浅地闯入禁地,依然不知深浅地拉开任姨的抽匣,偶然看到她被装在一个花纹相框里,任姨指着那张老旧的全家照告诉我:那是娘,那是大妹,二妹……大弟……小弟,还有那是爹,那是……任姨指给我看照片上的一堆人时眼里闪着曲折,她极耐心又极低沉地像有许多心事,尽管有点让人心恻隐,我还是不够喜欢相貌平常的任姨,她上睑边缘一道浅浅褶痕划出一副落入俗套的双眼皮,圆滚肥硕的脸蛋子是像片上那个爹对她生命的先天参与,她的模样一点也感动不了我,想必也感动不了我叫叔叔的那些男人。偶尔会为像貌自卑的她却不气馁,除了丈夫她啥都不缺,户口、粮证,党票、房子她都有,甚至工会救济也拉不下她,当然农村家的理由已足够充份。
   救护队分配来三名复员兵,曾在部队汽车连服役的任继忠进了父亲负责的车队,年轻人身上有严肃严谨的军人作风,也有纯朴淳厚的农民品格。他是任姨的老乡,也是任姨的远房兄弟,谁都不知他为啥躲避这女人。
   那一年中秋赶上任继忠备班,父亲邀他来家过节,尽管是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依然高兴有客人来家吃饭,当然不是任叔叔拎的一兜水果所致。
   母亲的厨艺实在不怎么样,为了那点凭票证购买的食品不致遭蹋在她手上,父亲扎上围裙亲自下厨烹饪。那顿中秋节晚餐或许是酒精的催化,任叔叔脸是微红的,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任香兰是个可怕的女人!”
   说这话时他加重了语言的感叹效果,沉吟片刻又端起酒盅咂一小口,然后像陈述外调材料似的话说任姨。
   “任香兰的公爹是十里八村儿革命透了的农会会长,”
   “等等……”
   父亲目不转睛地瞅着任叔愣住了。
   “你说谁公爹?”
   “任香兰呀。”
   “这可不是乱说的,小任子虽说相貌不佳毕竟是个大姑娘呢。你怎么给人家弄出个公爹?”
   “哎呀!不是的,她可不是什么大姑娘,是个阴损的乡下娘们儿。”
   任叔急得由盘腿坐姿一跃蹲在炕上。
   “天那,我家你嫂子还想撮合你俩成个家,都老大不小了。唉!亏得没去跟小任子提这事,不然真没法收场了。”
   任叔情绪似乎平静许多,像说书似的接着说起这个女人的故事。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中,她公爹当上了农会会长,由最穷的佃户一跃成为春风得意的农会干部,并住进青砖砌筑的堂屋,灰瓦盖顶的高房,当权力变成经济数字抑或物质基础,他总有被一双眼盯着的感觉,这宽敞明亮的大房虽然住着舒坦,那响当当的银元虽然花着惬意,却不安生,不塌实,倘若它真正的主人永远闭眼……不久,他就把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定为恶霸地主给杀掉了,执行枪决前,家族上下几十口子一起跪地求情,他还是没放一条生路给人家。
   为巴结走运走红的农会会长,更为多分得几亩离家近便的良田,任香兰的爹把她嫁了会长家木讷憨钝的大儿子。
   会长常常瞅着青堂瓦舍的大房子发呆,望着二十多亩良田沃土发愣,房屋、地产、儿媳都齐全了,就差孙子继承家业,可是媳妇进门一年多肚子咋没的一点动静呢?
   其实任香兰压根儿就没想给他家生孩子,她不甘心沦为说话吭哧瘪肚,做事拙手笨脚这样一个憨子的女人,从女儿身被摧毀那刻起她便产生一个念头,报复!要让这家人断子绝孙。一定!
   任香兰主动接过婆婆为全家人烧饭的活,而且每顿饭都给家里男人们打点一道可口的炖菜,自己却总是咸菜一口酱一口的穷对付。她常说从嘴上省下点钱多抓几付药,尽快怀上好给家里添丁进口,公婆听了特别高兴,只要是抓药,倾其所有也无怨言。
   任氏医堂,这方牌匾在这支任姓家族大门之上挂有百余年了,甚至它要比小镇历史悠长。周边几十里内外的乡邻都来这里瞧病抓药,遇上穷人来就医,任老先生还吩咐儿子免收药费,大家称老先生为善人。
   被农会会长弄死的地主是善人堂弟,对会长一家人他的怕大于恨,即便是恨透了也超不过怕透了。六亲不认的会长能为鸠占雀巢索取他人性命,但从没想过会长家儿媳任香兰同样歹毒。最初听到任香兰的主意几乎让他目瞪口呆,再听到不配合的结果更让他魂飞魄散,心想这些恶毒之人怎么都集结一家,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儿:“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善人在任香兰的威逼下屈就了。
   任香兰隔三岔五去镇上抓药,她做给会长家男人们的菜愈来愈有特色,差不多有半年光景,一家老少爷们愈发男人不男,雄性骤减,如马铃薯退化逐而萎谢。蒙在鼓里的公婆认为任香兰生不出孩子了,便策划给憨子另娶,这个阴谋中的阴谋正中任香兰下怀。
   当会长家休掉任香兰,恶婆婆还当着众乡亲羞辱她是只不会抱窝的母鸡,愤怒之下任香兰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狂笑……
   “哈哈哈!老刁婆!去问问你家那堆带把儿的傻小子们,我每天做给他们的炖菜还够香吧,我不会抱窝那是老娘不想给你家留后,两个老东西你们给我听好了,恐怕你家住的这几间大瓦房娶进个七仙女也生不出小人来了,绝种了!绝户了!绝了!哈哈哈!哈哈哈!”
   狂笑中任香兰扬长而去。
   任叔叔的故事反道让我不怎么烦任姨了,一下子憎恨起那个混蛋会长和他可恶的老婆,这样子的认知持续了很久,直到我认识“闲人止步”几个字的年岁,依然不把自己当闲人,在幼儿园放学路上偶尔去任姨的修理组或扒门看一看,或对任姨摆摆手……
   十岁那年“文革”来了,不久学校便停课闹革命,高年级学生成立许多各种名目的战斗队,我们低年级小孩子回家充当观众,那会儿满世界的地富反坏右,还有那么多特务、走资派和反动技术(学术)权威,带高帽挂黑牌游街的队伍一拨接一拨。大姐不允许我去凑热闹,她在家作画,我在家读书,整天被她看得牢牢的,直到习惯了以书本打发时间她才逐渐解除了对我的看管。
   十一岁夏末的一个傍晚,白天的燥热还没散尽,这会儿的温度和湿度摸得人实在不怎么舒服。虽然派性作崇邻里不再像从前一样围在树下纳凉聊天,各家各户的门窗却依然敞着,晶亮的细丝铁纱窗和灰色的草珠子门帘挡着蚊蝇的侵袭,也挡着外人伸向自家的目光。街上高音喇叭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革命歌曲唱的铿锵有力,像咬人?像吵架?说不准,总之挺横的。
   突然一阵骚乱杂沓一片,一群半大孩子还有几个好事的娘们儿从窗前跑过,我揣摩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纷乱的脚步好像踢着我的心脏撞向石壁,一点点瘪陷,一点点收缩,仿佛窒息,我匆匆走出家门夹在人群中……
   那是救护队一间空置的仓库,棚顶四周布满蜘蛛网,墙壁黑黢黢的,地上沉积厚厚一层粉尘,它被封在那儿已有许多年,甚至被遗忘也有许多年,我不顾一切挤在窗下,又列列巴巴扒上窗台,幽暗的灯光下眼前一幕把我惊呆了!
   周姨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地上,是跪,不,是堆在那儿,任姨薅着她的头发疯狂地扇耳光,这种施虐是相对作用,看上去任姨的手一定是扇疼了,她甩甩手换了一种方式,片刻间周姨的脸和脖颈还有上胸被任姨手指抓得如同耙过的地,一条条血道子纵向延伸,或许她的手又乏了,拣起地上的三角带狠狠向周姨的背部臀部抽去,开始周姨还趴在地上翻滚,不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出溜下窗台哭着跑去找父亲,让他快去救救周姨,父亲木然地站在那一动不动,我感觉到父亲的身体在抖,剧烈地颤抖……
   那一夜我失眠了,脑子里全是周姨,周姨的笑,周姨唱诗般的声音,周姨紧紧拉着我的小手,周姨轻轻捏着我的尖鼻子,还有周姨……
   还有周姨在仓库地上被毒打的情形,我哭了,哽噎……抽泣……失声,母亲拉亮灯,原来父亲也没睡,泪在他眼里成熟、饱满,抑制不住地推动它涌出,一颗,两颗,一串串像散落的珠子……
   我突然从炕上爬起趿拉鞋子跑出房门,跑向那间废弃的仓库,跑到仓库窗下,再次扒上窗台,屋里漆黑一片,安静得像狂风扫荡之后,被害者与害人者都沉淀了,什么也看不见,我依然努力往里看。
   “周姨!周姨!周……”
   我拍着黑洞洞的窗子,一声声呼唤,一点回音也没有,我不知周姨是否还在那间废弃的仓库,是否依然趴在仓库的地上……
   我每天都去那个废弃仓库扒窗找周姨,每天都失望地离开那里。

    父亲说周姨还活着,母亲拿光了抽匣里所有的止痛和消炎白药片给父亲,让他通过看守送给周姨。
   记不起已过去多少个日子。一天,突然看到周姨踉踉跄跄担着两桶水向救护队的男厕所走去,我张开臂膀举着两只小手向周姨跑去……
   周姨放下担子把我搂在怀里,我能感觉到她很虚弱,但依然爱抚地摸摸我的脸蛋儿捏捏我的尖鼻子,我再没有让鼻子复位的念头,只要是周姨的手作用于我的鼻子情愿让它再长些。我踮起脚伸手摸周姨的背,突然忍不住地哭了。
   “周姨,还疼吗?我妈稍给你的药片吃了吗?”
   周姨也哭了,继而又笑了。
   “好孩子,不哭,周姨也不哭,你看周姨不是挺好的吗,周姨吃了你妈妈稍来的药片就不疼了。”
   说着说着周姨的泪又流了下来。
   我毎天都在男厕所旁等周姨,每天都帮她把满满两桶水冲在水泥台上,这样的接触极短暂,差不多有十几天吧。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母亲端上的饭菜他一口也没动,坐在桌前呆呆望着窗外的巷子,眼里空洞洞的毫无内容。父亲从不吃酒吸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一包卷烟一根接一根地吸,像个不会咀嚼的婴孩,烟在嘴里徘徊呛得一阵阵咳嗽,他抽烟的样子近乎狼狈却还大口大口地吸食。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沉默许久他才说出一句话。
   “老周够呛了。”
   “怎么会呢!昨天还担水刷厕所,今天就够……够呛了?”
   父亲将大半截烟扔在地上,脚掌踩着它用力捻了两下。
   今早她周姨被押去局里批斗,下午被抬了回来。参加批斗会的人说,她被红卫队打昏三次,身上的肉都打烂了,每次都是凉水浇醒的,红卫队逼她交出电台,逼她交待特务活动,这欲加之罪是要把她逼向死亡绝地啊!
   那个晚上周姨去了。
   苏醒后她摸到一只碗,是用摔碎的碗碴儿割腕了结的。不知周姨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都想到了什么,亲人、友人,同情她却拯救不了她的人,我想:她一定会想起我的,还会想起我的父亲母亲……
   周姨走得还算尊严体面。是父亲托着周姨身体把她安放在救护车担架上,也是父亲为她盖上一条白地儿蓝道儿的大方格床单,还是父亲开车把她送去殡仪馆……
   近十年的“文革”岁月里,任香兰胸佩像章、臂带红箍、手捧宝书红到了极致,也坏到了极致,即便站在坏人堆里的坏人都对她刮目相看,与救护队那几个打手的面孔一模一样没有人性只有凶残,他们挥洒残暴的满足和销魂坦荡公然,令人发指。
   十一岁那年的人和事记忆深刻,时空已跨越近半个世纪,依然历历在目。
   十一岁的那个晚上开始,任姨的称呼彻底在我心中抹掉了,她变成了一只禽兽,衣冠禽兽。
   或许任香兰内心的卑琐与偏激、深藏的占有欲与征服欲是家族的基因血统所致,我实在找不出其它任何答案。
   二
   雪人心脏!直到许多年后我依然这样叫他,尽管他有个很狂野的名字---飙。
   座落郊外C区这幢灰白色二层小楼,是九十年代末飙花去一百三十万置下的。做为公司二股东的他没时间来这儿休闲,只有节假日在此小住几日放松一下工作压力。
   昨天下午,飙在这座别墅突发心肌梗塞,在送往医院途中心脏停止跳动。我是次日清晨得知飙离去的消息,惊诧之际不禁感叹雪人心脏的心脏跑得太快,刚刚六十几岁就撞上生命终点线,很是为他惋惜。葬礼安排在一周后举行,看上去这个日子有违常规,而飙就是这么个不按常规做事的人,要么怎会有雪人心脏之称呢。
   霏霏细雨中的墓园有些凄凉,撑开的黑伞高高低低连成一片,悼念飙的人群有肃穆悲痛的大人,有泪眼盈盈的少年,浑厚悲伤的气氛像摇晃的墟向人们倾轧过来。突然,摄进眼里的一个人让我瞠目,他!尽管岁月已把成熟与暮色染在他脸上,我依然能剥离出那个年轻气盛的脸廓,他让我吐出一个重重的叹息!
   依然是我十一岁的童年,依然是寒冷催雪的冬天,小城的派别斗争在武力厮杀中角逐,毛泽东思想派与毛泽东主义派形成两个对垒阵营,天天发生武斗,天天有伤者抬去医院,时有死亡消息在小城传播。思想派有支左部队支持顺理成章为革命派,相对主义派处于劣势。飙是实验中学初二级的班干部,也是主义派井岗山兵团的干将,被思想派列为剿灭对像。
   或许上帝还不想接见飙,于是来自天庭的雪飘了一夜,清晨在高音喇叭的吵闹中沉淀哑然。雪,掩住房门;雪,铺满小院;雪,盖住屋顶;雪,挂满枝槎。早饭前我的第一任务是除雪,墙根儿堆满了,板杖旁堆满了,还有许多未除的雪待运院外,我累得气喘吁吁通身冒着热气,索性吃过早饭再做。
   “站住!站住!快!从两面包抄,这条巷子没有出口,他跑不掉了……”
   一阵喊声由远及近,小院门突然被撞开,又被跑进来的陌生人迅速关上。
   “小妹妹,请帮帮我,后面一伙人在追杀我……”
   我知道这是派性你死我活的斗争,会出人命的,而我们一家人既没被思想又没被主义,虽然哪派组织也没参加,无论是谁我们都不会眼看他去送命。
   我还知道造反派会毫不客气闯进民宅,像地道战里鬼子进村一样挨家挨户的搜。这会儿母亲和姐姐已站在我和陌生人面前,看上去她们正在为来人搜索藏身的地儿,我突然想起雪人儿,堆雪人儿,倘若把来人堆在雪人儿里谁也找不到的。我拎起锹赶紧靠板杖挖出个的雪窝子,示意来人坐进去,姐姐摘下挂在墙上的柳条筐,倒出干辣椒将空筐迅速扣在他头上,母亲摘下棉门帘围在他身上,我们一起手忙脚乱地往他身上填雪,片刻间一个硕大的雪人儿堆出来了,筐上零零散散敷层薄雪既透气又看不出破绽。追杀的人已在隔壁搜查,母亲轻轻拉开门栓虚掩院门,不多时传来一阵急而重的拍门声。
   “谁呀?门没闩。”
   母亲边大声问边迎出去,瞬间涌进五六个带红袖标的中学生,其中一人手里拎着军刺声称抓反军黑干将,其它人提着棒子紧随其后,我的心顿时提到嗓眼儿,小院空气仿佛凝固,这伙人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没发现目标便离开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刚要伸手扒开雪人,姐姐一把拦住我。
   “等等!他们走远再动手。”
   果然不出姐姐所料,这伙人听说我家没谁参加任何组织,认为我们是中间派,而中间派对革命不坚定不彻底,不可依靠不可信任。于是他们杀了个回马枪,再次闯进我家里里外外又搜查一遍,并警告我们如果藏匿反军黑干将,定以同罪论处。
   “孩子们,我们又不是阶级敌人,干嘛那么凶啊!”
   母亲不卑不亢的温和质问削弱了他们的匪气,这些人没再说什么便离开小院。
   自那次历险救下飙,我送他一个名字:“雪人心脏!”飙问我为什么,我说他在雪人肚子里,雪人就有生命,就是活的。
   姐姐用她的文化概括我的想像,她说:
   “飙!仿佛活脱脱的心脏在雪人胸腔里跳动,给雪人以生命活力。”
   飙说喜欢这名字,更喜欢聪明的小妹妹和机智的姐姐还有善良的母亲。
   后来的许多年我和我的家人一直这样叫他:雪人心脏!
   或许我的记忆力天生勤奋,这样自我定义似乎不很谦虚而事实的确如此,即便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或事,只要它存在着特定性或特殊性我是不会忘掉的。葬礼结束,分开人群走近那位给我一个重重叹息的人,与我想像的一样他的确一点也记不起我了。
   我向他伸出手。
   “您好!还能记起我吗?”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慢吞吞地伸过手却没有握的意思。
   “你是……”
   “我和你一样都是飙的朋友。知道雪人心脏吗?”
   他蓦然一惊!
   “雪人心脏!”
   他脱口而出。
   “知道知道。你怎么也知道雪人心脏!”
   看着他诧异的神情我笑了。
   “雪人心脏是我送给飙的又名。”
   “天那!你就是那个……”
   “对!我就是那个在你军刺下救起飙的小妹妹。”
   他一下拉起我的两手攥得紧紧的,嘴里嘟哝着。
   “飙呀!我的兄弟,求你多少回让我看一眼咱小妹,你偏说她是你一个人的小妹。”
   说着说着他竟不顾围上来的目光,劈里啪啦地掉起眼泪。
   我要从他那儿求证两个未知,一是要知道当年拎着军刺在我家抓飙的他姓甚名谁,二是想了解他俩从水火不容的敌对两派成为好友的戏剧性变化。
   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
   “请问怎么称呼您?”
   “砚,就叫我‘砚’吧。”
   “呵!挺‘文’的一个名字,一点也不像举刀的刽子手。”
   我笑着调侃,还是诚恳的伸出手。
   “您好!砚,很高兴认识您,即便迟到了近五十年。”
   那天,砚为我讲述了他和飙的故事。
   六十年代末,“文革”中的老三届在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从城市向农村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
   1968年9月12日,飙和砚从你死我活的对立派一夜间成了辽西北山区的插队知青。
   知青点是接生产队马棚后墙垛起的三间干打垒土房,男生住东屋,女生住西屋,中间是灶房。
   农民不像工人遵循早八晚五的作息时间,社员干活是以日出日落为基准。飙和砚他们来小山村插队的第二天,正赶上九月割谷季节,天刚放亮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就响了,大家带着队上为他们准备好的镰刀和社员一起来到谷子地,知青第一次深刻领悟了广阔天地的内涵,一条条谷垅好像没有尽头,直起腰抬手遮住耀眼的日光一次次远眺无边无沿。镰刀起落做着垅沟长度的减法,差为零才意味一条垅割到头,飙和砚他们的速度要比社员慢许多,割着割着真想省略过程跑到地头直接等于零。下午人们手里的镰刀机械地重复上午的运动,机械地操做垅沟长度的减法,直到太阳西沉天光暗去才拖着一身疲惫收工,一天下来腰酸腿疼满手血泡。
   秋天的身后是冬天,它一样那般辛苦。
   北方的冬天地里没农活,生产队的钟声依然天亮就响,大家揉揉睡眼朦胧的眼起来和社员一道或往地里挑粪,或打着红旗、扛起镢头、推上小车修水渠,走在田间小路上不甘寂寞的飙哼起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低沉宽厚的歌声几分悲亢又几分凄楚;砚接着哼起苏联二战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田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伶伶……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这首歌仿佛给人们带入一种境地,小路上有艰苦卓绝,小路上有浪漫爱情,歌声给走在田间小路的知青以向往的情怀。
   这是一年最冷的时节,修水渠工程已进入尾声,预计再有两天这项工作就基本结束。飙的小车盛满石块向最后一段坝体推去,他低着头猫腰撅腚地往前拱,嘴里喘着粗气脸上憋得通红。忽然感觉一阵轻松车轮一下子滚上土坡,飙下意识地抬起头,原来是砚拽着车身铆足力气往上拉呢,飙的心佛仿被重重撞了一下,他一个字没说只此一个深深眸望……
   飙和砚插队的第二年夏末,正是玉米成熟、高粮灌浆的季节,队上派他俩看青。这活儿不累却不轻松,说不准哪个偷偷进田里劈苞米掐高梁的社员就是队上或公社什么人的亲戚,动真格的抓了这蟊贼,伤了伤不起的土鳖官,不抓又失职,自来了插队知青,这活儿就成了他们的专利。
   飙和砚是初次看青。飙的窝棚紧靠山坡下搭起,砚的窝棚搭在大田的另一头,隔着过人高的庄稼谁也看不到谁,一个夜晚要绕着大田转上几遍。
   这天的前半夜还是弯月勾天繁星眨眼,后半夜却乌云密布星月无踪,天地黑得浑然一体,不多会儿便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砚站在窝棚里拎起当锣使的破铜盆冲着山坡下飙的方向猛敲一阵,雷声雨声湮没了“锣声”,对面没的一丝回应,他索性走出窝棚顶着雨敲击那只破铜盆,依然听不到飙的反应。突然,砚有种不祥预感……他顶上破铜盆打亮手电简匆匆钻进高梁稞子直奔山坡下飙的窝棚。
   砚顶着雨水趟着泥泞,一只鞋子从泥里拔出另只鞋子又陷进去,干脆他把两只鞋子搁在破铜盆里端着,深一脚浅一脚的踹着烂泥往前走,不知过去多久,砚已影影绰绰看见飙的窝棚,他把鞋扔在满是泥淖的地上,用手电筒尾部敲击铜盆,飙那边还是没动静,砚的精神顿时紧张起来,瞬间把心提到嗓眼儿,他揣恻十有八九是出事了,这会儿他已顾不上手里的物件,扔掉破盆,丢下鞋子跟头把式的向山坡下跑。
   砚被眼前情形惊呆了,这蓬窝棚彻底坍塌了,上面零散压着山体滑落的大大小小石块儿,飙被压在里面。
   “飙!飙……听到了吗?飙,快回答我……”
   飙听到砚的呼喊一股热流涌遍浸在泥水里的身体,庆幸自己有救了,他右小臂伸出倒塌的窝棚胡乱地抓着,晃着。
   “砚!我在这儿,砚……”
   看上去他伤得不轻,声音极微弱。
   砚拚力扒开一块块石头,不时还有山上滚落的石块儿继续堆在窝棚左右,砚十分清楚眼前的险境,雨,一点也没弱去的迹像,随时有山洪暴发的可能,随时有遭遇泥石流的恐怖,他要抢在危险发生前救出飙。砚抠起一块块泡在泥水里的石块儿,拽出一根根压着飙的木杆,掀开一层层盖住飙的棚草,砚顾不上疼痛流血的手指,背起飙扎进茫茫无际的高梁稞子。

     飙昏昏沉沉趴在砚的背上,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恍惚,任由砚趟着没过头顶深的青稞子跌跌撞撞与雨水泥水对峙。
   砚隐约闻有呼喊声,驻足细听又像是哗哗的雨声,或许是幻觉,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懈怠,他和飙随时都会被灾难吞噬,拚命也要逃出这危险境地。
   还是有呼喊声穿过雨幕,一声,三声,几人,十几人的合声,不错,是知青的呼喊,还有队长……还有社员……忽然喊声一片,砚后悔丢弃那只铜盆,他已没气力回应,但这喊声给砚注入了巨大力量,他背着飙坚韧地走出了茫茫青纱帐……
   时间早已稀释了飙和砚的派性纠葛,当他们再次经历一场惊心动魄,飙和砚真正成了生死患难的手足弟兄。
   公社给队上两个招工名额,队上和知青一致推选飙和砚回城,他俩谁都没填写招工登记表,你看我,我看你缄口不言。
   砚终于耐不住性子对飙说:
   “飙,咱俩是过命之交的好兄弟,那个雨夜全体知青和全队社员出动营救我们,为感谢这份情意,我们让出名额你同意吗?”
   飙等的就是砚的这句话。
   “砚,我也这样想,但不忍心拉你这么做,你为救我付出那么大代价,这话怎能从我嘴里说出,既然我们想法一致,那咱俩就最后回城。”
   飙和砚伸出右手击掌为盟,异口同声。
   “一言为定!”
   飙和砚在公社中学做了六年代课教师,插队九年后在知青大返城中最后离开知青点。
   飙分配在有线电厂销售科,他挺喜欢这份工作,走南闯北开发市场为厂赢得经济效益,稍带公费旅游一举两得,可谓公私双赢。飙在销售部门工作出色业绩斐然很受厂长赏识,为提拔他,厂里把原销售科长上调副厂级,飙名正言顺填补了销售科长的空缺,并且在这位置上一干就是十来年。
   有线电厂是省属明星企业,老书记离休后省公司又派来一位新书记。据说这人很有来头,不但市里有人,说是省里也有靠山,做为兢兢业业经营了二十一年有线电厂的老厂长偏不买他帐,至上而下的全厂职工都说老厂长好,即便老厂长不讲理也是和蔼客气的不讲理,面对这样一位能力强威信高的厂领导,新书记挺窝火,也挺恼火。之前新书记已任过两家企业的党委书记,实践证明大凡与他配合不默契的厂长,无论你有多大本事抑或对企业做出多大贡献迟早被调离或降职。
   不久,上边一纸官场任命文本真把老厂长调离了,他被安排省公司任工会主席。做了三十几年企业领导,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做企业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没到养老年龄就闲赋起来,而且还被搁置的挺高,这回轮到老厂长憋气窝火了。
   老厂长人事关系已到省公司,他人却没去上任。这些天他在酝酿筹划一件大事,丢掉这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网络各方人才开办公司。老厂长是个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人,既然决定就不再犹豫。他最先想到的合伙人就是飙,销售市场是起步的重中之重,当然生产的分量也犹为重要,而供应依然不可小觑。总之,供产销三环节缺一不可。
   俩月后由四个股东注册的《XX矿山防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飙做为二股东依然分管市场营销,老厂长运筹帷幄打造强强联手的公司发展迅速,生产形势如火如荼,十年间股东们便腰缠万贯挤身富人阶层。
   飙的精神财富与经济财富齐驱并进,拥有金钱却不沾染铜臭,墓园黑伞下的素装少年都是他资助的孩子,购买郊外那幢别墅是他最奢侈的一笔开销,一百三十万!这数字的分量和纯度托起盛着空寂的建筑,飙觉得不值并后悔,打算卖掉它为自己曾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建造一所小学校。这计划与砚商量,砚也有意向参与其中。
   砚回城后分配在矿区集体公司煤场工作,几年下来他对各类煤的买卖进出业务可谓了如指掌,无所不精。于是九十年代初他就小打小闹尝试做煤的生意,当煤炭的国内市场陷入第一轮大萧条,砚已赚得盆满钵满。
   飙与砚的想法一拍即合,可惜这项工作还未及启动,飙竟然意外离去。
   半年后,飙的小楼有了买家,看上去二百万的售价还算合理,买家听说这笔房款用于建造乡村小学校,他便不再讨价还价欣然接受了这个数字。我和砚来到飙溘然离去的小楼,它已盛着半年的空寂,是飙远去留下的空寂,那儿依然有飙的影子,飙的味道,还有砚和我带着悲伤的苦笑。
   一年后,我们完成了飙的夙愿。
   我说是“雪人心脏”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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