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句话
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显然，我是没了主张，就好像被赶进了一个细长的编织袋里，口子死死扎住，我和悲伤在狭小黑暗的空间拥拥挤挤，一会儿被卡进漩涡里，一会儿又跌跌撞撞将头探出一点来。
他也不出声，想必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那之前，我们都认为自己还是孩子，吃饱穿暧就不用愁，天热了会下雨，风起了就回家，总之，以为这样的无忧日子一定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按说结婚证领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成人了，已经独立撑起了一个世界，可习惯了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的我们，就是不愿承认长大。后来，有了女儿，看她从丁点大慢慢长大，她叫出了爸爸妈妈，她一天天出落得婷婷玉立，甚至快要及过我的肩头，我们，还是固执地停留在被保护的意识里。
害怕破茧的疼痛，所以甘愿躲藏在茧中做丑陋的蛹。最后，也只能由生活伸出巨硕的大手，严厉地逼迫我们成长。
发现女儿鸥的听力不佳时，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还是决定带她到北京的大医院检查一下。先去了301，坐诊的是一位年轻医生，看起来也不过二十七八，他先开了几个单子让我们做例行检查，报告出来时，情况不算太好，可能属于神经性听力障碍，也没有什么有效药物，只能观察，随时注意。
从诊室出来，心情有些沉重，但看着鸥有些惶恐的眼神，我又不得不安慰她没有什么大事。再后来，我们又挂了一个专家号，这次是位满鬓白发的老阿姨，她给出的结果与之前大同小异，那一刻，我的心里是有些绝望的，特别是她提出再不行就要戴助听器。
助听器，就像一个时时在脸上恶笑的丑陋的刀疤 ，代表的不仅仅是耻辱，还有挥不去的疼痛。我无法接受，强烈地排斥，我怎么能允许我的孩子有这样的瑕疵？怎么可以？她理所当然是一个完美的天使，是在生她之前，梦里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的那只洁白而可爱的小羔羊。
我还一度抱怨，怎么对于我们如此重要而难过的事情，在那位白发的老太太的嘴里竟然像嗑瓜子一样？
在北京茫然的街头，我们三个人即便手拉手拥抱在一起，也小得如蝼蚁般不起眼。害怕、难过、无助都和北京的陌生一起撞击着胸膛。
能怎样呢？回家吧！就算把刚才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像牛一样翻过来倒过去反刍，甚至恨不得从牙缝里把它们的细枝末叶都抠出来找个放大镜，也照不出多少让人惊喜的东西来。每半年复查，目前全世界也没有更好的关于这方面的治疗方案，平时多注意，最好少感冒，免受外力刺激，如果继续下降就戴助听器。这每一个字就像一块大石头，惊涛骇浪，横冲直撞。
孩子，是父母在这世上比命更重要的人，她们的一点点的不好就会让父母剜心切肤一样。
我的心脆弱得一塌糊涂。
半年后的寒假，我们又一次坐了七个小时的火车，在夜里七点多抵达京城。尽管依然慌乱，身为这芸芸众生中最平凡的普通人，深深知道一粒小小的石子也有可能会将我们绊倒，但还要硬着头皮往前闯。
这次，我们想去别的大医院再看一下，第二天五点多起来跑到北医三院，检查结果依然不理想，然后，带着一身疲惫，我们又跑到另一家知名的大医院，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绕了好几个圈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宾馆住下。昂贵是昂贵些，可看着鸥欢跳的样子，仿佛是于我心里的愧疚有了些许的安慰。
接下来就是愁挂号的事，万一挂不到专家号怎么办？一推好几天，我们吃住都是钱啊！
第二天早上，不到四点，外面还黑乎乎一片，他就起床，也没顾上洗脸就直接奔向医院，可等他到了医院门口时，那里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坐的、站的、抽烟的、打呵欠的等等各自形态不一的人在昏黑的世界里，各怀心事，各自惆怅着。
排队的地方并不在大厅，医院七点多才开门，而在此之前，所有排队的人只能在外面划好的区域等，有的人干脆抱着一卷行李守一宿，真想不到大冷的冬天，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但这的的确确就是真实的生活。
虽说我和鸥没有起来，可也是辗转反侧，最后干脆起来洗漱，等他消息。好不容易等到他的电话，却说正轮到我们时，专家号挂完了，排期最近两天都没有了，怎么办？
如果光找普通医生看，显然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专家号必须要到票贩子手里才能买到，一个号三百块啊！
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花了这冤枉钱，想着上午赶紧看了。经过票贩子里应外合的安排，又经过一层层的手续，最后终于站在了候诊室门口。早上都没顾上吃饭，或者是根本没有心情吃饭，我问鸥饿吗？她说不饿。其实她都十二岁了，心里什么都明白。
看病的人真多啊，密密麻麻，来来回回，让烦躁不安的心更加动荡。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了，叫了鸥的名字，我们推门进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专家。她的表情还算和蔼吧，让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有了一点点舒缓，她例行公事式地盘问，我们屏声静气地听，小心翼翼地回答，生怕漏掉一个字。
越是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越是头脑变得空白，甚至想不起来该问些什么样的关键问题，而稍微多问几句引来的医生的不耐烦更让我们胆怯，不知道为什么，在医生面前，都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显得战战兢兢。那位女专家冷静地、系统地将病情说了一下，然后麻利地在电脑上敲打了一通，一张处方单就出来了，她说先买药，然后回来我再吩咐你们怎么用。我们木然地应着，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
出了门，我问他，为什么不先把用法告诉我们，他说不知道，可能怕我们不买药吧。
买了药，再次回去，她看了药，然后把用法告诉我们，我还想多问一些，就如同想要拼命拔开云层找到一点点阳光，可是她已经不屑于再多说什么，而是把一个冰冷的球再次抛给了我们，很若无其事地说，先回去打针吧，完了看情况，你们也别问了，问也没用，得这病也不是只有你们。最后，她又叫来一个助手，让我们把下次预约的钱交一下，还是三百，到时候来了给她的助手打电话直接就可以看病了。
似乎，我们别无选择，木讷地听从着她的安排，还得捂着哭泣的心挤着难看的笑，连说着谢谢。
出了门，他与鸥回住处取东西，而我，再难掩心里的伤悲，就算人来人往又如何？泪如雨下又何妨？心有万万言，却不知从何说起，无奈与无助如咆哮的狂风一般死命地要将人吹倒 。
那时，世界是黑暗的，伸手不见五指。
后来，母亲打电话，说鸥的后脑部胎带的那块小疙瘩顺便也检查一下，到了北京了嘛，让人家大医院的医生看一下，放心。
拖着无力的双腿，看鸥小脸上的愁苦，我还一味安慰着她，她说让我们再生个更好更健康的吧，我说你就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你就是最好最健康的。一家三口，就这样相依相偎着，彼此把心紧紧贴在一起。
他挂了号，自然没有专家的了，好像只是一位普通的医师，我也没有心思细看。走进了诊室，老先生让我们坐下，一脸慈祥，他低声地询问，然后伸出宽实的大手轻轻在鸥的后脑部位摸了几下，又问她疼不疼，最后笑眯眯地说，没事没事，什么事也没有，不要管它。
我们的心自是宽慰了些许，我又多问了几个问题，确定了真的无碍，然后就连说谢谢，准备 出去。
来，给你们，把这个挂号单拿上，出去退了，就说等不到，你们不看了。
我们都有些错愕，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又说，这一张好几十块呢，挺贵的，退了吧。
黑色的夜，仿佛有一粒微弱的星光闪耀着照过来，那跌倒在沼泽里的心慢慢苏醒。而直至现在，虽然过去了两三年，老先生的容颜我并不记得，除了一头银白的发，还有那又宽实的大手，唯有那句话刻骨铭心。
挺贵的，退了吧！
那位老先生一定不会想到，他简单的一句话，曾经像一个火炉一样温暖过一家人，在他们最凄惶的时候，是他给了他们前行的勇气，也是他，让他们仍然相信这世间依然有美好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