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戎马一生
我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十六岁参加革命，风风雨雨将近六十年。红军时期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解放战争中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担任主攻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担任主任（司令员）期间发现并培养了雷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得了三级八一勋章（红军时期）、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日战争时期）、一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时期），1988年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现已奉命交班的我，能够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一项贡献，无非是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党的旗帜下战斗的历程，总结出经验和教训，给子女后代以借鉴，以利于我们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十六岁以前
（1917.10——1932.12）
1917年旧历九月初三日（公历1917年10月18日）子时，我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斯连垭乡龙门沟村一个农民家里。我幼年时，家里有几亩场田。我六岁时，爷爷和祖奶奶相继过世。按照族规，这样的丧事必须大办。为了办丧事，爸爸向地主王安一借了十几块现洋的债。没想到，从这以后，我们的家境便开始败落下来。
这笔高利贷，还了四年没有还清，十几块钱的债象驴打滚一样，翻成了一百五十块大洋。只好卖地还债，但还是还不清。我只得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私塾。地主要债要得紧，又派了乡丁来抓人。死逼无奈，我十岁那年的年关，爸爸逃离家乡，后来听说过了大巴山，至今下落不明。爸爸走后，家中生活靠妈妈给人帮工和我为人家割牛草维持。记得那时一背篓草可以换得一碗米。不料，我十三岁那年妈妈又病故。这时家里已经穷得连丧衣都做不起了，还是我的大姨给做了两件单衣穿上的。想到今后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在妈的坟前哭了一天一夜。
妈妈去世后，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只得去地主家放猪、放牛、割草、打柴，晚上看苞谷地，勉强维持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14岁上，幺婶子介绍我到离家70里的清江渡，进了一家染坊当小工。每月的工钱是三斤棉花，这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
1932年冬天，听说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了通江县城，老板害怕“红胡子”打过来，染坊关门了。我跑回家，在姑姑家的造纸作坊里帮忙，勉强有口饭吃。当年年末，红军打进了关山寨，又来到我们龙门沟，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看到红军队伍里有饭吃、有衣穿，二话没说就参加了赤卫队的少先连。
红军时期
（1933.1——1937.6）
1933年1月，四川军阀田颂尧分三路围攻川陕根据地，各地赤卫队开始集中。我们少先连在斯连垭过了春节后，开到清江渡，被编入川陕省保卫局保卫营，随苏维埃政府行动。记得临离开斯连垭时，大姨舍不得，哭着拉表哥和我回家。当时天下着小雨，想想就要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离开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表哥经不住大姨的苦劝留了下来。我狠下心，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硬是跟着队伍走了。我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从此我和表哥、堂弟他们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守着老婆孩子，过着清苦但平静的生活，一辈子呆在大山里。而我则经历了大小几百次战役战斗，历尽磨难九死一生，22年后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将军了。当然，这是后话，当时是想都没想过的。还记得解放后，我回到老家探亲，表哥提起小时候有一次，跟我表哥在镇上算命，先生说几个人里，我的命最硬。
当时我们的保卫局长是袁国平（我曾经给他当过2个月的警卫员），我们营长姓尹，我那时当了班长。我们保卫营的任务，就是看守和处决犯人。那时，张国涛的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开始，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抓来的甲长、排长以上的俘虏，全部交给我们杀头。经我手杀了一百多。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击刘湘、刘文辉的六路围攻的胜利，失而复得通江、南江、巴中。8月中旬至10月底发动了三次进攻战役，巩固住了川陕根据地。一年的战斗生活，使我很快成长，1934年1月在木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有营教导员董明瑞、指导员姓梁（名字记不得了）、排长杨大有等三人。
1934年4月，我们被编入川陕省独立团，这时我已升任排长。8月份打下洪江洞后，又编入新成立的红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为二九四团。军长是创建川东游击队的王维舟，团长吴士安。我们二营营长张仁初，六连连长穆慕人，指导员胡炳云，我是二排排长。编入战斗部队后，我们的仗打得很多。当时，三十三军里的连、排长大部分是湖北过来的老红军，很有战斗力。我们排里的一个班长，原来当过营长，在湖北“肃托(当时党内开展的‘肃清托洛茨基派敌对份子’的运动)”下来的，对我帮助很大，好多点子都是他出的。
那时，张国焘没有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通南巴，赤化川陕甘，等待（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指示，而是走了先盲动后逃跑的路线，提出“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主张，没有巩固住红色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里，仗没少打，但是，基本上是节节后退。
1935年3月开始，四方面军主力陆续退出川陕根据地，撤到嘉陵江以西。5月，我们二九四团从通江撤到南江县的木门镇，奉命掩护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撤退。一天，我们排在木门的后山放军事哨，敌人迂回上来，在战斗中把我们包围。我下令跳崖突围，全排同志没有胆小的，都跟我跳下了的悬崖。悬崖虽然深不见底，但满山的树藤救了我们，等敌人冲上山顶，我们已经去追赶大部队了。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此我总觉得树藤是个好东西。退出木门后，渡过嘉陵江，到达江油、中坝一带。6月14日，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从江西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会合，加入了长征的队伍。
根据两河口会议“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苏区根据地”的指示，我们开始向西北方向进军。7月，我们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与三十军二六八团一同向北，去打松潘，我们主攻松潘县城，二六八团打宝塔山。经过战斗，我们打下了松潘。但是由于张国焘阻挠，指挥意图不坚决，宝塔山得而复失。其他几个主力军也未打下江油等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北出计划放弃，只得西进。我们团就在松潘附近掩护主力西进。那时几乎天天都在生死线上，曾经连续几天吃不上饭，实在饿得受不了，就靠拣别人大便中没消化的大麦粒或烤大麻叶子充饥。同时，仗打得也很残酷，我几次遇险、首次负伤。一次撤退时，一个敌人追上来抓住了我的枪背带，幸亏我们排的一个战士手疾眼快，回手“砰”的一枪，撂倒敌人，我才脱身，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我下山到炊事班为排里领野菜汤，来了一架敌人飞机，丢下两颗炸弹。炊事班黄班长抓起羊皮衣盖在我身上，我得救了，而黄班长被炸死了，我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掩护任务完成后，奉命撤到毛尔盖（大约是8月15日左右）。为增强红一方面军的力量，部队进行了整编。九十八师被分解，我们二九四团被编入右路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后萧华）四团（其前身是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团长杨得志，政委杨成武），为二营。我在二营六连一排当排长（营长张仁初，连长穆慕人，指导员胡炳云）。
我们刚编入一方面军的第三天，张国焘就开始闹分裂。有人拿着喇叭对我们喊：四方面军的弟兄们，你们回来吧，不要跟毛泽东逃跑！但是没有一个听他的。大家都按中央的指示积极筹备干粮，准备北上。第四天（1935年8月20日）天不亮就出发了。
我们团是右路军过草地的先头团。出发不久，四方面军三十军的部队插到我们前方，架起了机枪等我们来，据说奉张国焘的命令要消灭我们。但他们军长李先念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制止了他们。在水草地我们见到了朱总司令，他扛着根钓鱼竿，对我们说：“同志们哪，你们跟毛主席北上走吧，我们暂时离开了，将来总会会合的！”
经过6天行军，打了三次来袭击的藏族骑兵，8月26日到达班佑。到了班佑，总算有牛肉吃，有牛屎棚子住了。我们在班佑担任两天警戒。29日，我们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的四十九师，攻下上、下包座。
9月12日，中央在川甘边的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揭露张国焘的错误，巩固红军，还决定组建陕甘支队（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合并），下辖一、二、三纵队，继续北上。从俄界出发，翻过“千里雪”的岷山，经过连续二百多里的行军、消灭了鲁大昌派来围堵的一个营。那一仗缴获武器很多，我背了两支驳克、一支步枪。9月16日到了川、陕关隘腊子口。
腊子口号称天险，两座山崖之间是条河，河上有座木桥，木桥两端各有一片开阔地，对岸开阔地及半山腰山洞里总共两个营的敌人防守，修筑了碉堡工事。红军北上，必须攻克之，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主攻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六连。当晚，连里组成了一个30人的突击队，我担任队长。一支短枪、一把大刀、十颗手榴弹。命令一下，在机枪掩护下我就带队向桥上冲去。由于敌人碉堡坚固，火力太猛，冲了几次过不了桥。
这时，毛主席亲自到前面来指挥战斗，又派一、二连涉水过河，攀着峭壁，从侧翼袭击敌人。经过调整部署，第二天凌晨，我又带着15人的敢死队冲上桥头。这时，一、二连也从山上杀下来。趁敌人乱时，挥刀一阵猛砍。拂晓时我们才攻下腊子口，为全军北上打开通道。这次战斗打下来，30人的突击队连我只剩下2个人。我也负了重伤，两腿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六处，至今还留着弹片。建国以后，攻打腊子口和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等长征战斗故事广泛传播，被编入学生课本，这是我这个幸存者，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1984年，我的大孙女上小学，他们学到攻打腊子口的课文，她对同学说：“课文里说的那个英勇果敢的一排长，就是我爷爷。”同学们都说她吹牛，她还委屈的哭了。我知道后对她说：“那就是爷爷，看看爷爷身上留下的弹伤。”这是我第一次给孩子们看我的伤疤。
腊子口一仗下来，我的腿伤非常严重，没有药，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两条腿化脓感染，肿得不行，后来的行军，我是骑牦牛、毛驴走的。当时年轻，半个月以后伤口竟慢慢的好起来，别人都说我命大。
在宁夏的哈达铺，部队进行了休整。我们和二团一起听了萧华同志作的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报告，才知道张国焘没有带四方面军过来。这时，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三军团总共剩下八千来人，编为18个大队。我们是一大队，大队长李天佑，连长胡炳云，排长张万春，我又当了班长（当时一场战斗下来，部队减员，团长变营长、排长变班长甚至战士，是经常的事情）。三天以后，向六盘山区前进。过了六盘山，又走了一个多礼拜，于10月19日到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震惊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我们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击溃了一直尾追我们的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师。这一仗打过以后，我们与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的二十五军会师。这时，已经到了1935年的11月了。会师后，中央到了瓦窑堡，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原一、三军团合）、红十五军团。这期间，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清除陕北的敌人，巩固根据地。在延安周围打下了百灵庙、宝安等地。
11月下旬，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个伏击。当时，把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全用上了。毛主席亲自到了我们大队（团）部，我们二连是突击连。从11月21日我们开始冲锋起，连续打了4天，终于取得胜利，全歼敌一零九师及一个团，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这一仗打过，敌人轻易不敢再向根据地进攻了。毛主席说：这一仗，是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的奠基礼。
直罗镇打过后，就在一个叫套头的村子过的春节。过了节又开始整编，恢复了师、团等编制，但没有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还是一、二、四三个师，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副师长李天佑，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下辖二、四、五团。俘虏的万把东北军分到各部队。我在四团二连二排当排长。
1936年春发起东征战役，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五团先锋，我团本队，二团后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先从米脂到劲节，2月20日夜里突然在柳林渡过黄河。过河后占领了石楼县，又走了一天到达关上。在这里遇到前来增援的阎锡山的号称“满天飞的第四团”。
26日下午，我们四团与二团一同打，从黄昏打到天黑，敌人退到一个山头上，一个炮兵营始终不投降，我们连攻了几次没上去，伤亡很大。把四连又换了上去，打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企图突围，被我们彻底消灭，敌团长被三连俘虏。我们还缴了三门山炮。这些山炮后来送到延安，成立了炮兵学校。
阎锡山怕红军在山西站住脚，集中了18个团围堵我军。我们又会同各兄弟部队在郭家掌打了个击溃战，使阎军闻风丧胆。接着在洪洞、霍县、赵城、临汾一带扩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打襄陵时我连担任主攻，打断了三根梯子，最后才攻下来。我们把当铺打开救济老百姓，老百姓非常拥护红军，纷纷要求参军。我们团一下子扩大了一千来人。
4月份，阎匪又会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来围攻我们。我们负责掩护军团主力西渡黄河，边打边向黄河边撤。5月初的一天，在午城镇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我一支步枪一把驳壳枪，打死的敌人数不过来。第二天，我们守在黄河边一个羊库仑里，等五团过来。五团没到敌人先到了，刘亚楼师长在河边喊：“不是五团，是敌人，快打！”在我们猛烈的火力下，敌人的尸体把羊库仑周围的沟都填满了。打到下午四点，战斗结束，我们开始渡河，这时听说刘志丹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因为刘志丹同志为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立了大功的！
过河后，我们驻延川。没怎么休整，又于5月中旬开始西征。这时，我在四连当了副连长。西进第一仗打的甘肃曲子镇，消灭了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师。接着打土城，捉了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师长。打土城时，正冲得起劲，胡宗南的一架黄飞机丢颗炸弹，正落在我脚下。巧的是，没爆炸，这是我第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到固原，经罗荣桓等同志做统战工作后，驻固原的东北军王以哲部队与我相持，不再进攻我们。东北军当时也很苦，我们常煮好面疙瘩汤，送给他们吃，把他们变成了友军。
8月31日，我们奉命开赴会宁，接应二、四方面军，并准备打静（宁）会（宁）战役。但敌人先逃跑了。直到10月，四、二方面军才先后到达，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1月，胡宗南调集五个军向我们进攻，中央决定集中几支主力，在环县附近的山城堡狠狠打他一下。我们团（团长罗华生）负责断敌退路。团里给我们连配属三挺重机枪、三门迫击炮。22日拂晓，敌人全退了下来，但是被我们堵在山口前。敌人几次突过山口，在肉搏混战中我们又把它打了回去。一直打到上午九点，终于吃掉了胡的一军一师一旅和七十八师。这就是红军时期的最后一仗了。记得，战斗最激烈时，我们全连与敌人拼刺刀，刺刀断了拼手榴弹。我正杀得眼红时，猛听身后青年干事兼掌旗手李兴生喊：“连长！”我回头一看，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对我来了。我扔下手榴弹，接过小李递来的旗杆，狠狠向那个敌人刺去，正中敌人心脏，这是我第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是，小李被后面的敌人打死了。小李是个好战士，他牺牲后，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12月的一天早晨，突然团里传来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一致主张把这个卖国贼杀了。但不久又传来中央指示：不能杀，以免国家分裂。这时，何应钦已经调动三十万大军抵达潼关以东，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我们奉命火速出发，协助张杨保卫西安，连续行军三天三夜到达西安北面的三原县。途经庆阳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夹道欢迎我们。
“双十二事变”之后，我们两上西北，两下西安。后来，在三原、云阳一带活动，同时开展大练兵。
抗战时期
（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蒋介石宣布抗战，实行国共合作，又同意把北方的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下旬，我们红一军团被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十五军团为三四四旅），我在六八五团（原四团、团长杨得志）二营（营长刘汝明，副营长胡炳云，教导员李世才）六连（连长曹传法）。任副连长。我们是在三原以北开的会，拿掉红五星红领章，摘掉八角帽，大家哭得够呛。
8月22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我们团与六八六团从三原出发，在韩城南芝川镇渡过黄河。过河后在霍县上了火车，沿途顺利，到太原时天还没亮。当地薄一波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学生、工人在车站慰劳我们，肥皂、毛巾、香烟扔了半车厢，那热情劲真是感动人。车到忻县附近，天已经亮了，飞来三架日本飞机，炸坏了我们一节车厢，其余的继续前进，抵达原平下了火车。9月中旬，又向东北方向徒步行军两天，到平型关右侧待命。当时，师长林彪指挥阎锡山的三个军及我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以东的冉庄、东长城村一线设下埋伏，我们六八五，六八六，六八七，六八八团摆在公路两侧，担任主攻。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我军第一次和日本鬼子面对面的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9月25日凌晨，日军的板垣师团一万多人沿着公路从东北方向来了。战斗一打响，我们就插下公路，把日军先头的一个联队切断、截杀。6点多，一部分残敌企图占领制高点，我们强攻上山又向下打，几次反复，终于把鬼子全部消灭。直到天黑，战斗结束。那次向山上冲时，我看见坡上躺着一个鬼子少尉，手边有一把指挥刀，就弯腰去拾。没想到鬼子是装死，抓刀跳起就要砍我，嘴里还哇哇乱叫。我吓了一跳，退后两步，举起驳壳枪就给了他一梭子。这一仗，消灭日寇一千多，烧毁敌人汽车二百来辆，缴获枪支无数。
平型关之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中国，国人个个欢欣鼓舞，慰问信象雪片一样飞来、慰问品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平型关大捷，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不仅仅是一次著名的战役，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役。
平型关打过以后，到河北阜平一带周旋三天。这时，我当了连长。10月上旬，又把我们团调回山西五台县，准备配合卫立煌的部队守忻口。但忻口丢了，我们撤到太原。太原失守，又撤到洪洞、赵城一带。这时，我们归入十八集团军的学兵团（团长肖延久，政委吴法宪）建制。1937年12月在侯马、绛县一带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扩军。我被分在绛县扩军。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昂，我们三天就能扩大一个连。1938年2月扩军回来，我带了四个连。
3月中旬，部队整训后，由于日寇企图西渡黄河进攻陕北。我们六八五、六八六团火速驰援大宁，在午城、井沟、张庄歼敌八百余，击毁汽车近八十辆。接着，又在汾离公路上三次伏击日军。在井沟战斗中，四连长牺牲，我奉命去接替。这期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役，但是几乎天天都和日寇作战，纠缠了一年多。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来电，叫六八五团迅速向总部靠拢。这时，我被调到三营（营长刘中英）当副营长，我们营很快进驻潞城。
12月7日，总部在长治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朱德总司令动员说：“你们要到苏鲁豫去，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会后还和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回来准备了一下，三天后从孝义县碾头出发，出壶关。途中，我们六八五团改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副支队长梁兴初，参谋长田维阳。三个营变为三个大队。出壶关后，经陵川、临淇，在宜沟越过平汉铁路，又经濮阳、定陶、单县，行程2000余里，于12月下旬到达江苏丰县。途中一个月也是几乎天天打仗，主要敌人是红枪会等地主、汉奸武装。
12月底，在丰县的崔庄打掉了王歪鼻子四个团的汉奸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抗日武装李贞乾、郭影秋部会合。
1939年到1940年上半年，我们苏鲁豫支队主要在丰县、沛县、砀山、铜山、鱼台、萧县一带活动，打击日伪军，摧毁伪政权，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立、巩固了丰、沛、萧、砀根据地，，根据地形势非常之好。但是1939年下半年搞了个“湖西肃托”。由于扩大了打击面，给地方党和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包括梁兴初在内的我们几个部队同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直到11月份罗荣桓同志从山东赶来，纠正了错误，放了被抓的人。记得罗政委在干部大会上，拍着桌子说：“有些人忘记了在江西中央苏区几次‘左’的路线中，发生的‘肃托’错误的历史教训。”他又指着白子明、王凤鸣等人骂道：“谁给你们的权利，既不请示，又不报告，就随便把梁兴初支队长都关起来了！”
1940年2月，在谷亭附近的鬼王庙战斗中，我们三大队大队长刘忠英同志牺牲，我奉命接替。接着指挥了智取虞县城、奇袭太平庄等战斗。不久，又调我到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警卫营当营长（政委黄励华，四平战役时牺牲了）。
5月，根据中央指示，我们支队开始南下淮海地区，支援新四军，巩固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8月20日，苏鲁豫支队编入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一支队（后曾编为一一五师教导一旅）。支队司令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我被调到一支队三团（六八五团的老底子）当副团长（团长俞增林，政委罗有荣）。
到淮海区后，在沭阳、钱集打王光夏的一个旅，消灭了敌人两个团。9月，打到淮阴地区。10月初，新四军打黄桥，我们奉命火速南下支援。10月10日在白驹（龙王庙）与新四军挺进支队会合。会合后，我们北撤驻湖垛。
11月初，在湖垛迎接到去盐城的刘少奇（化名胡服）同志，这也是我头一次见到他。之后，我带一个排，护送他去海安。
1940年底，打完曹甸到达长江边的走马岗。正在准备过江时，“皖南事变”发生了（1941年1月5日）。遂放弃过江计划北上。我们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深仇大恨，决心把反顽斗争推向高潮。
1941年1月底，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并且把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是师长兼政委，我们团的番号改为新四军三师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二十一团。
这一年，三师主要活动在盐阜区、淮海区和皖东北。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除了日本鬼子就是顽固派韩德勤，主要斗争形式就是反扫荡、打击顽固派、开辟和巩固根据地。夏天，打了蒋营、太平桥，最后（10月21日），我们集中了几个主力团，在淮海区、盐阜区交界处的程道口彻底消灭了韩的主力王光夏旅。1941年冬，团长余增林调延安学习，由我代理团长（不久转正），马仁辉任副团长，政委还是罗有荣。
1942年，我们团团部驻在盐阜区的苏家嘴。2月的一天，黄克诚师长来到我们团视察，在我们团住了三天。师长平易近人、乐观坚定的品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不住好房子，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跟我的警卫员下棋不计较输赢，还特别发给我一个装文件的挎包（这个挎包我一直用到全国解放）。在我们汇报工作时，他反复强调，要全团同志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我们按照他的一系列指示，在整风、精兵简政中，整顿队伍，开展教育，全团面貌大有改观。此后，在历时半年多的反“扫荡”、反“清乡”中，我们机动灵活地打游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2月，根据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实行主力地方化，化整为零，就地分散，坚持原地斗争。我、罗、马各带一个营。我带的二营活动在建湖以南地区，并与建阳大队合并，成立建阳总队，归八旅指挥。我任总队长兼政委，并兼建阳县副县长。县长树海，县委书记金韬（后兼总队政委）。
1943年2月中旬起，日伪军开始对盐阜区进行扫荡。我们发动群众，利用水网地形的特点，筑潜水坝、结稻草坝阻滞鬼子汽艇，打狗以防止敌人发现我们，人人学游泳便于机动、巧妙地打击敌人。在作战方针上是化整为零和相对集中相结合，灵活机动地打击或歼灭日军，孤立或歼灭伪军。先后拔除了建阳镇、高作镇、东郑庄等据点，把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固定在东夏、楼夏一带，打出了威风，鼓舞了群众，受到军部多次表奖。
1944年，仗打得比较多，参加了春季和夏秋季攻势，拔掉湖垛地区日伪军的十几个据点，进一步巩固了建阳抗日根据地。5月，我们总队攻克北秦庄，打掉了土匪孙华堂部。 8月，根据斗争的需要，以建阳总队等为骨干，组建了盐阜独立团，我任团长，政委吴盛坤，副团长马仁辉。我们团在盐阜地区打出了威风，所到之处敌伪军望风而逃，东北军一个外号叫阎骡子的旅长发狠说：此地有王良太就没有我阎彬！并悬赏要我的人头。当地老百姓非常支持我们，只要是独立团需要，缺什么给什么。团部住在当地一个乡绅家里，有一次我生病了，房东精心料理，又做面条又烧汤。我们还经常和他讲抗日的道理，这位乡绅非常开明，不仅他积极支持抗日，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去参加了新四军。想不到的是，解放后他的外孙女竟和我的大儿子都在沈阳八一学校读书，她跟我的儿子说：“我姥爷对你爸爸印象非常深刻，说你爸爸是抗日英雄。”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8月20日晚8点，建阳县金桥村麦荡沟落下一架美军轰炸机。我赶去一问，知道是轰炸日本飞机受了伤，迫降在中国。我赶紧组织部队，打退了从湖垛来的日军，救出了5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分别是萨沃埃中校、奥布赖恩上尉、斯特尔马克中尉、卢茨中尉、布伦迪上士，并把他们护送到师部，交给张爱萍副师长(这件事在美国大片《珍珠港》中曾有过描述)。
1984 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同志访问美国，还见到了他们，他们对当年被新四军营救的事情念念不忘。这是后话了。
1944年底，八旅旅长张天云同志把我要到二十二团当团长，接替合德战役中牺牲的陈发鸿。开始政委是曹荻秋兼，后来是姚树梅，副团长黄经耀。从此，离开了我战斗了十年的老部队（象我曾经领导和战斗过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一样，二十一团1946年组建成为现在的济南部队的主力一二七师）。
1945年4月24日打的阜宁战役，我们二十二团担任主攻。我团机动灵活，抓住战机，尾追逃敌首先打进城里，为攻克阜宁城打开通道。因为仗打得好，战后我和全团被军部通令嘉奖。阜宁是我军在华中敌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随后我军解放了20多个村镇，控制东淮公路，使淮海解放区扩大了一倍。
同年夏天，我的大儿子诞生了。当时战争非常残酷，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条件养孩子，经组织安排，把我的大儿子寄养在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家里，经手人是樊枫同志。当时，这样的情形很多，就连陈毅军长的儿子也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值得庆幸的是，1951年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委托回苏北探亲的杨大成同志把儿子找了回来。
8月15日，我们团以上干部正在洪泽湖南面的军部集训，突然来了消息：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我们高兴的心情简直不能抑制。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有不少日本鬼子伙同伪军只向国民党部队投降，而对我军仍然负隅顽抗。于是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对这些日伪军实行大反攻，坚决打击。张云逸军长命令三师坐船到符离集，过铁路，配合二师打李品仙，阻其东进。9月10日，我们刚到凤阳，又突然命令返回打淮安。9月15日集结，22日总攻。二十团（团长王东保）和我二十二团担任主攻。我团突破口选在该城西南角。淮安县城墙很厚，我们用上级发的美国飞机上的炸弹当炸药，通过挖地道送到墙角下，炸开城墙，打了进去，经过半天的战斗，攻克了淮安城，完成了解放苏北的任务。
第二天，命令下来：休息几天，动员准备，向东北进军。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八年抗战结束了。
解放战争
（1945.9——1950.9）
1945年10月8日，我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一副师长刘震，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副旅长胡继成）二十二团（政委姚树梅，副团长黄经耀，参谋长张清和，政治部主任丁克明），告别并肩战斗了5年的苏北人民，从淮安出发了。10月12日在山东临沂，陈毅军长作了进军东北的动员报告。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边走边轻装，重武器留给不走的兄弟部队，背包行李由老百姓的牲口驮，行军速度已经由每天80里、100里，增加到昼夜200里了。
11月19日改道出冷口， 25日抵达锦州附近的冮家屯。这时，林彪在虹罗岘被围，我们奉命赶紧组织个轻骑队，过去给他解了围。当时，我们的番号改为东北自治军。之后我们又奉命赶到塔山、高桥。国民党五十二、五十三两个军上来了，敌十三军又从南面迂回上来。我们没带重武器，不能打，又继续北上。过义县，到阜新，驻在东土默特旗王府。这时已经是12月了。天气很冷，好多人还穿的夹衣。阜新会议后经过中央同意，缴了哗变的李运昌部队的装备，才换上装。
在阜新休整几天继续沿北宁线北上“开辟西满根据地”。这时的东北是一片混乱。我们团在前面一路打土匪。
1946年1月12日，我团进入东北的第一仗，打下通辽，缴到不少武器弹药、物资和马匹、装备了部队（战前每个班才6、7条枪）。三天后，张天云率旅部到达。黄克诚、李富春也到了郑家屯（双辽），成立了西满分局。听说我们解放了通辽很高兴，命令我们迅速打通北上的铁路，占领白城子，把西满和北满根据地连接起来。命令一下，大家挑水，抬煤，用仅有的两个火车头拉了30多节车厢，由分局作战处长亲自开车，出发了。走了一夜，到了卧虎屯，又到通榆，在离洮安60里路的黑水寺开不动了。原来铁路全被苏联红军的坦克压坏了，只得下车步行。25日打下开通。29日到了洮南，一个冲锋打散土匪，缴到不少马匹和胶轮大车。我们把三营变成骑兵营（后来扩编成师骑兵团），其余的全坐大车，成了“半机械化”部队。几仗打过，西满根据地跟北满根据地连了起来。
3——5月，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和解放长春等战斗，部队减员很多。
6月上旬接到命令撤到安达休整，补充武器装备，团里增加了炮兵。8月10日部队整编，我们八旅、十旅、独立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来的三十九军，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整编后没有多久，我奉命到五师（后一一六师）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接着是吴国璋接了参谋长。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政治部主任贺大增（樊枫同志的爱人）。师部驻海伦。
1946年11月9日一下江南，我们五师从呼兰出发过松花江，打伏龙泉。24日在靠山屯消灭了国民党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这次战斗，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和谭政（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带一个野炮团、一个坦克连（三辆坦克）到我们师，实践步炮、步坦协同作战。步炮协同还行，步坦协同就不行了。因为不大会开，结果战斗一打响，三辆坦克一辆开进了茅房，一辆掉到沟里，第三辆就去拖。步兵等不及，自己冲了上去。这也是我军打现代化战争的序曲。
1947年2月二下江南前刘亚楼（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提议把我调到纵队当副参谋长。当时纵队司令员是刘震，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李雪三（兼参谋长）。
3月8日三下江南时，我们纵队在靠山屯围歼国民党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一部。
5月中旬，开始夏季攻势。16日我纵队首先攻克怀德，并协同一纵在大黑林子打援。6月2日又打下昌图。11日参加围攻四平，6月30日撤出。
9月29日开始秋季攻势。10月7日，我纵队为配合歼灭开原之敌，前进到梨树地区待机，我随四师担任前卫。15日晚9点，前面发现新一军五十师一五零团2000余人在季家堡子宿营。我带骑兵排上去摸清情况后，一面命令十二团团长阎文斌、政委尹培良迅速带部队包围，一面找吴法宪、刘震调大部队上来。结果，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吴法宪带部队上来时，高兴地对我说：“老王战机抓得好，辛苦了，快回去睡觉！”
12月3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5日发动冬季攻势，我军包围法库、彰武。28日我和七纵夹击攻克彰武。在彰武，我们纵队打了一场现代装备的城市攻坚战，全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受到党中央及总部通令嘉奖。这一仗为以后打锦州、天津积累了经验。
1948年1月7日，敌新五、新六、五十二军赶来增援。我们集中了7个纵队，在文家台混战三天，全歼国民党陈林达兵团，陈本人也被活捉。接着，继续南下，插到沈阳以南，配合四纵打鞍山。
2月10日打下辽阳、营口。接着回师北上，准备打长春。后改打四平，3月13日拿下。
冬季攻势结束后，我们纵队在公主岭、四平一带开展新式整军，以攻坚为重点积极练兵。当时纵队部驻四平东南的平岗，直到秋天。
1948年3月底到4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哈尔滨召开参谋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的经验，为解放东北全境，进军关内，作了军事上的准备。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开始组织大练兵运动。
9月，辽沈战役开始，我军已经重兵包围了长春。毛主席指示：防止敌军逃回关内，先打锦州。9月12日，火速南下。先打义县，与三纵一同消灭敌人两个师及一个炮兵纵队。接着直逼锦州。准备了两周，我二、三、七、八4个纵队担任主攻。10月14日10时，炮火准备之后，经过31小时激战，消灭十万守敌，拿下锦州外围和新、老城，活捉范汉杰。
锦州攻克后，10月20日又马不停蹄，挥师向东。一天一夜之间，把廖耀湘兵团打了个七零八落。本来准备去营口堵住从海上逃走的敌人，没来得及。于是，27日火速向沈阳前进。一路如秋风扫落叶，直抵沈阳浑河南岸新民屯。这时，驻守浑河北岸的国民党一支青年军要求向东野二纵投降，我们接受了。11月1日凌晨，发起攻击。2日，我们纵队从于洪过浑河，进铁西，入沈阳城，一路向东。我和胡继成（四师师长）在敌卫戍司令部劝迫暂编五十九师7500人投降。张竭诚的六师抓住了周福成。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在沈阳休整期间，有一天我带着警卫员去洗澡，推开澡堂门一看，里面竟蹲了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就等着解放军来俘虏呢。我也顾不上洗澡了，押着这一个连的敌人到了纵队，这些人大部分脱了国民党军服换上解放军的服装就地参加了解放军。
本以为可以休整一个月的时间，但是11月18日，毛主席命令：结束休整，提前入关。12月1日，我纵队又向平、津开拔。刘震、吴法宪、吴信泉和我组成前进指挥部，先期出发。到锦州时，他们三人跟我谈：为了加强四师（原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工作，打好平津战役，调我回四师当师长。在唐沽我回到师里，当时，政委是李世安，副师长黄经耀，副师长兼参谋长蓝侨，政治部主任沈铁兵。下辖三四三团（原十团，团长王扶之，政委郭永昌，副团长耍清川，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楚农田，参谋长朱互宁）；三四四团（原十一团，团长洪有道，政委韩明曾，副团长刘成芳，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李芳，参谋长居建新）；三四五团（原十二团，团长阎文斌，政委尹培良，副团长程国藩，参谋长米富珍，政治处主任李军）。从唐沽坐了一天的火车到了芦台。12月19日，正好碰见七纵司令邓华，他说：“老王，我这还有点酒，少喝点，别给我喝光了！”
按照原来部署，准备叫我们先打塘沽。12月21日，部队在北塘集结。我们去看了地形，发现塘沽易守难攻，建议不打。指挥部同意，报请中央决定集中全部主力打天津。
那次看地形，我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天，我带着侦察科长杨琛、参谋杨大成及两个警卫员，在塘沽外围从西向东侦察。走到正北，我上了一条盐池坝蹲着，举起望远镜看塘沽北门。正在和二杨交谈时，只听北门那边“轰”的一声。杨琛说声“危险”，和警卫员一把把我拖进沟里。接着“噗”的一响，一发炮弹落在离我刚才蹲的不到一米的地方，幸亏没有爆炸。不过，稀泥溅了我们一身。杨大成说：“师长命真大！”我说：“还不是你们救了我！”回想起来，战争年代我多次死里逃生，都是同志们救了我。现在想起这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呢。
28日，我们从北塘转移到天津北面。经过侦察，发现布雷区太宽，又绕到西面。根据东野刘亚楼参谋长“ 三十八（一纵）、三十九（二纵）两军由西向东，四十四、四十五两军由东向西进攻”的部署，1949年1月2日，我师进抵杨柳青地区的李家房、王庄进行战前准备。我们四师和六师担任主攻，纵队配属给我们两个炮团一个坦克团，一五二师随我师后跟进。
在1月4日至9日清除了外围的鲁西义地和安徽义地等几个据点后，1月14日上午9点，开始攻城。我师和六师沿南运河北南两岸向和平门猛打猛冲。30分钟后，我师率先登上城头，下午13点45分攻占华北制油厂。16点30分攻克天津西站。晚上7点占领大红桥。11点，从天津北站打到法国桥。子夜，迫使防守北运河、子牙河的敌151师向我投降。15日凌晨2点在金汤桥与东面进来的兄弟部队会师。
接着，向市内各据点的敌人发展进攻。下午4点多，胜利解放天津。我们师抓了两千多广西籍俘虏兵，这些兵在以后的湖广战斗中发挥了向导和翻译的作用。国民党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被江拥辉的一一二师捉到。
天津打下后，我师奉命驻天津老城，后来到武清县南蔡村，准备参加解放北平。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就地整训，改编傅作义的部队。这时，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三十九军。下辖一一五（原四师）、一一六、一一七、一五二4个师。我任一一五师师长。
北平解放后，为了庆祝胜利，我们师以上干部到北平开会，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接见。毛主席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半的胜利，还有一半你们要继续完成。因此你们要南下，要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
4月26日，我师在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编成内，从天津出发。当天到达八里桥，老百姓跑得只剩一户人家。一路南下，边打边走，经河北、河南，6月份到湖北云梦。7月30日在沙市过的长江。打垮王仲连兵团后，进入湖南澧县。9月13日从桃源到沅陵。10月13日打高沙。本来准备大打一下衡宝战役，但是两广军阀没打就跑，我们随即西进芷江。按照广西战役的部署，11月13日进入贵州天柱，解放榕江，15日到广西锦屏。接着，奉野司命令快速南下，过摩天岭，经过三江，直插广西柳州，包抄敌人。11月24日在柳州飞机场缴飞机4架，几乎捉到李宗仁（因为没有及时调上炮兵，我把344团团长黄经跃撸了一顿）。这时的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我们略施小计，派人控制电话局，凡是来电话问的，都回答柳州平安无事。结果敌人全上当，送上门来当俘虏。我们一气抓了十多个炮兵团，汽车上千辆，弹药箱里装的全是金条、银元。
在柳州，兵团副司令刘震赶上来，指示我们向南宁前进，追歼黄杰兵团。于是我们同一一六师齐头并进，在大塘消灭敌人一个师，抓住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熊新民。继续追击，先到忻城，后到迁江渡过红水河。接着，我师直奔镇南关。在凭祥，终于吃掉了老冤家韩德勤的八十九军三十三师。12月11日赶到镇南关，可惜晚了一步，只缴获了黄的汽车。广西战役以我师三四三团把红旗插在镇南关城楼上而结束。
12月底，移驻龙州。在龙州迎接到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同志，并护送他到南宁。在龙州住了不到一个月，奉命带部队返回河南向军部靠拢。
1950年4月下旬，我们又奉命先到鹿寨，后到宜山，成立军分区，我兼分区司令，开始剿匪。到6月底，基本平定了该地区八个县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7月12日，接到军部命令：把防地交给四十九军，火速进军东北。并且说军部已经从河南出发了。我们马上集合部队，编成行进序列，坐火车经过柳州、株州、武汉、漯河。在北京丰台又转车，到沈阳已经是8月初了。先是驻在辽阳附近的烟台（灯塔）整训、补充。10月1日，我率一一五师到沈阳参加了阅兵式。阅兵之后驻到鞍山。每天搞演习、动员，准备赴朝作战。10月18日晚，乘上火车，19日到丹东，下车就开始换装。
抗美援朝战争
（1950.10——1953.6）
1950年10月20日晚9点，我一一五师同军部（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副军长谭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依次分6路纵队过了鸭绿江大桥。我师担任前卫。在朝鲜人民军联络官引导下，直奔新义州东北。这时，军部吴信泉、李雪三、沈启贤等同志赶上来，要求我们当晚赶到车碾馆，阻止敌人北进。到车碾馆等了两天，敌人没来。而一一六（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一一七（师长汪洋，政委石瑛）师已奔云山。我们迅速直插云山，在龙兴洞、阳站一线断敌退路。
11月 2日拂晓，敌人垮了下来。我三四五、三四三两团冲下公路，与敌人厮杀，美军“王牌”骑一师十一团全部被歼灭或俘虏。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之后，我们一直追到清川江北岸。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
一周后准备第二次战役。11月25日，我师担任前卫，我军在上九洞一带消灭了过清川江反扑的美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四团一部。在我军的有力打击下，敌人放弃了平壤，退回大同江以南。
之后，我们与三十八、五十、六十六军等组成右突击集团，于12月31日又开始第三次战役。打过临津江，突破三八线，于1951年1月4日占领了汉城。
三次战役结束后，我们师以上干部回国集训。一周后，突然叫回部队，敌人开始反攻了。1月27日，过了汉城开始打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克服部队减员严重，天寒地冻，后勤接济不上等等困难，浴血奋战，大量杀伤了敌人。但是，由于美、李军技术装备大大优于我们，所以仗打得很艰苦。我师则由于情报错误，在砥平里碰到敌人的大部队，又受到敌飞机轰炸，军舰炮击，打了个败仗，连我和沈铁兵政委都背着伤员往后撤。撤到汉城守一天，部队没有粮食和弹药，又节节后退，一直退到洪川。
十五军上来，换我们撤下休整。休整期间（1952年4月），我被调到三十八军，任第二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副军长江拥辉，政治部主任吴岱，副主任王树君）。
到三十八军后，主要任务是休整、修路、备战。1952年5月5日，从肃川南下，到三八线附近的伊川换四十二军的防。换防后，主要是巩固防线。修坑道956条，长2万8千米，堑壕、交通沟18万米。同时，小的战斗不断。但是，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394.8和281.2两高地之战没有打好，部队损失较大。之后，二十三军来接我们的防。我们调到西海岸，修筑防御工事，防备敌人搞第二次仁川登陆。这些工事很有效实用，直到今天都得到朝鲜人民军的很好的维护。
1953年6月，已经停战。下旬，三十八军撤回国内。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定。
1952、1953两年中，我曾带了两个代表团。一个是纪念朝鲜人民军“二.八建军节”，在牡丹峰受到金日成（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接见，授予二级国旗勋章，并赠送我一支手枪。另一个是纪念出国参战的回国汇报参观团。
国防建设
（1953.7——1966.6）
从朝鲜回国后，曾经三进军事学院。在学期间，参加过从南京到杭州的步兵军进攻演习。
1954年夏天，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的邓华同志亲自找到家里，说我在朝鲜西海岸防御中挖坑道、筑工事有本事，硬叫我到新组建的军区工程兵当司令员。7月，沈阳军区工程兵在新金县蓖子窝成立，一干就是11年。这期间，除了1955年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外，没有大的行动。但是，十几年里，我除了组建军区工程兵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外，还跑遍了东三省的白山黑水，特别是边防和设防地域。参与规划和组织建设了东北地区未来战争的防御体系。为了建成这个体系，开挖土方以千万计，修的工事、坑道总长可以绕地球三圈。
更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我下连队蹲点时发现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回到沈阳后，便派政治部的同志下去整理雷锋的事迹，并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开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很快，他的事迹就在全军传开了。雷锋同志逝世后，他的事迹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成为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66年2月12日，奉命调到内蒙古军区任参谋长。到任后，我就开始了解情况，整顿司令部机关。4月，出发到五原、狼山。在磴口，陪同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总参工程兵谭友林副司令员一起看了地形。之后，我又到贺兰山以东看地形，布置设防。6月20日左右，听说家里搞开了文化大革命，乌兰夫（中央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军区司令兼政委），出了问题，就赶了回来。
文革期间
（1966.7——1976.9）
从狼山回到呼和浩特，听说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吴涛（军区副政委）、权星垣（自治区副书记）等在北京前门饭店开会，揭了乌兰夫的问题。这时，地方上已经乱了起来，成立了三个造反司令部。待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的人回来，我们向吴涛要他揭发乌兰夫的发言材料，他就是不给。接着，军区机关也有人要求搞运动。我们根据军委指示不让搞，中央文革支持搞，弄得我们很被动。再三请示，三总部都不回复。
1967年1月9日，造反派要抢《内蒙古日报》社。为了保护党的喉舌，我们研究决定，派了一个连，去制止将要发生的打砸抢。不料惹恼了中央文革支持的“ 呼三司”，搞来百十辆汽车围住军区大院，整天用大喇叭骂我们是刘少奇的保皇兵。2月5日，军区西门发生打死韩桐事件，舆论造遍全国。中央文革叫自治区党委、军区、三司、无产者红卫军四方到北京谈判。
军区是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黄厚去的。开始传回的消息一直说，七次谈判周总理再三肯定我们支左支对了。不料，2月21日又叫我们除留一人主持工作外，全部到京解决内蒙问题。乘飞机到北京，一直等到3月14日早上3点，跟着总理转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宣布了个出人意料的《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主要内容是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占大多数的“保守派”，镇压了内蒙的文革运动，并宣布专门打砸抢、冲击军区的呼三司是“革命造反派”，叫我们支持。尽管很不理解，但是我们都表示接受中央批评，回去按“八条”执行。原来准备过几天回呼和浩特，但是“八条”传回呼市后家里就乱了套，干部、战士纷纷赴京，要求中央改变“八条”决定。可是，中央文革的决定是改不了的。又陆续来些人，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映情况”。前后进京2700多人。当时搞得中央很被动，就叫我们做工作。总理带着我们接见了几次，我们又到几个住有上访干部、战士的地点，分别劝说。但是，最后剩下的700人就是不走。总理说过几次，让我们带他们一起回内蒙。可是，一直没有具体安排。这时，萧华出了个主意：再接见一次。5月23日，在政协礼堂，我、黄厚、刘昌被围住，吴涛被几个失去理智的人按倒在地。我们分开人群把吴拉了起来。我们讲话，下边光是起哄，闹得不成样子。
5月25日凌晨，在京西宾馆把我们抓了起来。说是“ 隔离反省”，实际是一人一间牢房，一关就是四年。1967年9月28日，回呼市。
1969年春，林彪发出“一号战令”，又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我们关押到黄河以南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东胜沙圪堵。1972年才解除小号。但是，仍然不能回家。一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下令整顿、落实政策，才同家人团聚。
这八年的时间，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小丑们，给我安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什么“对抗中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煽动闹事、对中央施加压力”，什么“书写反动口号”等等。但是，这些瞎话，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更找不到证据。所以对我的“问题”一拖再拖，不作处理。一些家伙以调查为借口，到处游山玩水，白白花费了国家近十万元的资金！当然，他们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蠹虫而已，他们也在吃人。他们不是在肉体上、精神上、政治上摧残死了无数正直的人么！1968年，我被关在内蒙粮食干校时，不给降压药，血压升到220/160，浑身象是要爆炸！
我这个16岁参加红军的老兵，南北转战几十年，多次遇险九死一生，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没有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也没有死在美国鬼子手里，却差一点被这些假共产党害了。他们，确实曾经策划把我开除出党！我知道，他们盼着我早点死。但是，我不会让他们得逞。凭几十年的经验我知道，党绝不会允许一个干部长期受诬陷。这些年，虽然我的心脏、肺部、肠胃都出了毛病，但我还是活过来了。而且，我会比四人帮活得更久！
今天，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让后人不要忘记过去。败军、亡党、亡国和受压迫的惨况，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的。我们的后代，千万不能走那条老路。为了这个目的，我想在今后的几年，就自己记忆所及，对我的经历的若干阶段，作比较详细的回忆。
最后用几句话总结我的一生：
戎马生涯五八载
九死一生今幸在
枪林弹雨何足俱
余生报国情满怀
2011年3月17日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