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兵们的大姐——我的芳华（三）
早已过了爱做梦的年龄，仍固执地做着一个让我感觉很富有、很快乐的梦：当大姐。
妈只生了我和姐两个女孩儿，我于是也就没奢望今生会当姐。当有一天，命运之神牵着我，相继走进我生命中的三个连队，我一下子便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大姐。
第一次走进前哨五连，是1986年的夏天。我不到26岁。受军区指派，我去无霜期不到100天的科尔沁草原深处采写“种菜大王”、五连原炊事班长王常贵。
连续三天，我被三辆剧烈颠簸的北京吉普接力一样送到五连时，我双耳一时失聪，几乎踩不稳脚下的土地。从美丽的海滨城市一下子走进陌生而荒僻寂寥的男性世界，从未有过的新鲜，也从未有过的慌乱。第一顿饭，整个桌上的人都吃得很小心，都没吃饱，包括我。
后来，连长告诉我，“敖都木的鸟都是公的。”连长还告诉我，我是五连，也是敖都木来的第一个女兵。
当我新鲜、慌乱的目光和兵们同样新鲜、慌乱的目光相撞时，我不觉有种从没有过的渴望——当大姐。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当好大姐。于是，我藏起了淑女气，藏起了军区赋予的任务，甚至藏起了性别。我跟兵们很快学会了骑马，很快混在一起，无所顾忌地唱歌，大声地笑，跑出去偷着烤苞米吃。甚至在团里干事来考兵们法律时，我也不管不顾地跟着凑过去，偷着给兵们递些小纸条。游牧季节到来时，我已经能很地道地骑在马上，和小牛倌一起，赶着牛，去很远的草原深处游牧，住蒙古包，睡勒勒车。
当大连刚刚进入仲夏，草原的冬天却眨眼即到。那天，我和黑龙江兵、小牛倌许传宝放牛回来，9月的天空竟悄然飘落下大片雪花。怕草原上的寒气加重他的感冒，我脱下身上借来的棉衣，硬将棉衣的一边披在他身上。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挤在一件棉衣里，一起快乐地往回走。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世俗中还有性别的界限。那一刻，在偌大的草原深处，在天与地之间，只有一群牛，还有披在一件棉衣里的两个穿军装的牧牛人。后来，小牛倌许传宝告诉我，那是他今生最暖的一个冬天。再后来，连兵们养的大白狗都对我亲热之极，常将一双脏爪子无所顾忌地搭到我身上。
我把五连的兵们当做今生最疼爱的兄弟，兵们也把我看成是最亲的大姐。时常，连长李迎春用那种大哥哥一样的爱怜口吻，无奈地冲我叫：“你这个野丫头啊。”
我是提着满满一大提包颜色各异的塑料皮笔记本告别的五连。在每个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兵们都亲热地叫着姐，写满了真诚的祝福。我走得很沉重，也很踏实，因为，在茫茫草原深处，在孤寂的军营旁，我的扎着红丝带的长发深藏在皑皑白雪之中，永远相伴着我那些兵弟弟，相伴着五连。
10年后，我同样受军区委派，走进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连队——驻守吉林省公主岭的红一连。一连是特种作战连，曾获得过军区乃至军委的很多荣誉称号。官兵们的军事素质很高，训练也很苦。看着，我便心疼得不行，常气愤地跑到连长和指导员那儿提“抗议”。连长和指导员告诉我：慈不掌兵。我是军人，我自然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好兵。可我同样是兵们的大姐，兵们那一处处或新或旧的训练伤，全都清晰无比地疼在我一个人心里。
我前后采写过一连3次，最喜欢、也最难忘的就是官兵们的军礼。每一个军礼都极其干净利落、帅气，刀劈斧削般。兵们每一次冲我敬军礼，我都感觉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这是作为军人和大姐双倍的幸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1998年我第二次去一连时，官兵们刚刚抗洪凯旋归来。从知道一连去前线抗洪那天起，我就整日守在电视前，拼命寻找着。电视画面中，每一个穿着迷彩服、泡在洪水中的军人都好象是一连的官兵。那段日子，我的心被洪水浸泡得从未有过的冰冷，从未有过的沉重不堪。凯旋后，老兵们未及洗去征尘，就踏上了回乡的列车。那天，我背着四川老兵熊伟的包，跟在老兵的队伍后，一路小跑着追到车站。临别的最后时刻，面对被洪水和烈日浸蚀得黑瘦的老兵们，无论怎样将帽檐压到最低，仍遮不住满脸的泪。当火车带着湖南老兵陆小军喊出的最后一声大姐呼啸而去时，我原本盛满幸福的心蓦地空了……在一连建连70周年时，我随一连的老连长秦洪发特意从大连又回到了连队。参加连庆的有70多岁的一连第一任连长，有从一连走出去的将军，有许许多多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的老兵们，只有我，是一连惟一的女兵——无论我、还是一连的每个老兵和新兵，都早已把我当作是一连的兵。当团政委让我给兵们讲点什么时，看着队列里熟悉的和刚刚入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士兵，我只说了一句：“不管再过多少年，就是我老得走不动，牙掉光的那一天，希望还能听到你们叫我大姐。”
几年后，初冬落下第一场雪那天，墨绿色的北京213越野吉普带着我，一路轻驶进了被沈阳军区授予“人民路上好二连”荣誉称号的通信二连。在现代、整洁的营房里，我只采访了三天，吃了三顿饭，许多兵尚未来得及分清楚。然而，这些现代都市里的现代军人还是让我有种别样的亲切感，我习惯地把自己当作官兵们的大姐。尽管在采访时，新兵刘辉极亲切地叫了声“阿姨”，尽管我确实已到了当阿姨的年龄，并且同样亲切地答应着，但之后很久，“阿姨”两个字始终让我有种从未有过的失落。于是，我固执地仍将自己看作是兵们的大姐，并且固执地在送兵们的一本书的扉页和新年贺卡上，重重写上“大姐”两字。如同所有爱做梦的小女孩一样，我一心一意、极其真诚地编织着已不再是小女孩的梦：我是大姐，是穿着迷彩服、披一身阳光的官兵们的大姐，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