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学生，闹“革命”厌倦了。复课是我们一致的追求，老师又走上讲台。老师的授课，随时都可能被学生以质问的口吻打断。学什么？倒成了大问题。这种复课实在没有意义！学生随便出入课堂，老师不敢干涉。师道尊严没有了，课堂一盘散沙。课上不成，学生学不到知识。干脆，回家挣工分。   

　　一天，突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回校。   

　　一张奖状纸就顶替了毕业证，1968年12月份结束了学生生活，无奈地走向大有作为的广阔的天地——贫穷的农村。

　　当了4年农民，根治了4年海河。先后在乐陵的郑店公社小官庄、神头南的李集环家修过德惠河。在本公社的白布张，修宏伟沟，工地就在社办工业的后身。在武城县的甲马营为运河搬过堤。住过民宅，蹲过地屋（在平地掘出半米深的土坑，用掘出来土在土坑周围涯儿上培成墙，加上简易的能遮风避雨的上盖，就是河工的住房——猫耳洞），为祖国的水利建设作出贡献。   

　　现在的水利建设完全是机械化，你看参加建设者悠哉悠哉地开着挖掘机、推土机等各种机械多悠闲，那时完全是人工劳作。人工掘土，手推车，人拉钩，平地掘河。本镇三刘村北百米宽的马颊河就是人工1964年后修成的。

　　平地开河，河深了就要人拉车——叫拉钩儿。绳子上拴上铁钩，一人拉几辆或十几辆装满河土的小推车。把这辆送上河岸，再到河沟下拉另一辆。随着河沟的加深土层含水量越来越大，已经驮不住重车轮子，河友们就在松软的可当路走的泥土上铺上30来厘米宽的木板——桥儿板（因起到桥的作用而得名吧），河工们在上面推车就像在柏油路上一省力。但是，需要一定的驾驶技术。    

　　提到桥板，得先说说俺家的自行车。   

　　60年前谁家有自行车，那可是出了名的富裕户。可能是1959年吧，我父亲从天津买来一辆水管架子的自行车，前后都是略带黄色的红轮胎。“它架子长，驮200斤，把儿不会晃”老爸说。你看老爸买的自行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运输工具呢。     一天，老爸用自行车驮我去赶糜镇集，很快超过一个个步行的人群，惹来大家羡慕的目光。还和步行赶集的支部书记开了玩笑：“俺支书说了，让俺骑着他走。”支部书记反唇相讥：“两个鼓轮一根梁，上面驮着武大郎，见到大叔不下来，两个爪子挠铃铛。”在那个年代，步行就像现在骑电动车那样随意，现在步行的倒像那时骑自行车的，成凤毛麟角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生产队养地瓜炕，培育地瓜秧苗。为多卖几个钱，经常跑出五十余里去宁津出售。用牲口拉，速度太慢，需要的时间又长，很不方便。这时候村里就想起了我家新买的自行车了。用一个大包，两头垛满地瓜秧，中间空着。把两头同一条边上的两个包角系在一起，把地瓜秧包裹好，抬上自行车后架，让其自然垂下，勒好绳子，算是装载完毕。我家的私人自行车临时充当起生产队的运输工具了。   

　　还有一次，那是1969年，我村河工在乐陵县郑店公社小官庄修德惠新河，由于急需桥板儿，生产队长一声令下，老爸就用自行车驮着3米多高的桥板儿上路了。这桥板儿由3米多长的榆木梁解开，厚度有五六厘米，就这么竖住摽在车后架两边，总重量达200来斤，多危险呀！按现在的交通规则，那是绝对不允许上路的。老爸的骑自行车的技术很棒，胆子也大，用多半天的时间，就把桥板儿送到修河工地，解了燃眉之急，这时的自行车又起到现在快递的作用。    

　　在那一人一分自留地的年代，为增加点儿收入，我家就种黄烟。经常跑出三四十里到德平、化楼集去卖烟叶。那时，自行车真是最佳交通运输工具，使俺那点自留地收入翻番。    

　　改革开放以来，自行车简直就成了商务用车。放寒假后，我骑自行车随村里一位经商的老爷爷去宁津县梨架子村驮葵花籽，每车都是二百六七十斤呀。不到一周时间就赚百十元钱，那是相当于我将近两个月的民办教师工资呀！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种了将近二亩地的大蒜。抽蒜薹时，妻子骑着自行车天天赶集卖蒜薹。大蒜收获后，妻子又天天用自行车驮着大蒜去卖，换来高于粮田三四倍的收入。这辆自行车真为我们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乐陵师范读书期间，这辆自行车同样立下了汗马功劳。两地之间足有120里路。作为民办教师，路再远每周也得回家一次。看望年迈的父母，帮帮妻子做些她做不了的活计。那时，周六上完两节课放学，再回家，乐陵的客运班车回德州路过俺村前的的已经没有了。要想每周必须回家一次，只有骑自行车。120余里要用3至4个小时完成。后来粗略算了一下，读完二年的师范，骑车的里程，将近绕地球转一圈。自行车成了我师范读书的专车。    

　　党的富民政策，使人们过上了小康生活。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已经普及，私人轿车已经走进普通民众家。代步、快递、运输、商务再也用不到自行车了。但是，我至今对自行车，尤其是为我们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那辆“多功能自行车”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所以，今天我仍然坚持经常骑自行车，虽然没有了其他功用，但作为一种健身器材，它会永远陪伴着我们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我家自行车当年为河工急用桥板儿，解了燃眉之急。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推着一车土，一人已无法拉上逐渐加深加长的河坡，他们又利用定滑轮可以省力的原理，创造出简易的滑车————把一辆小推车两把埋在土里，在这辆车的最高处拴上拉绳深埋在车后，做拉绳。卸掉车轮，换上没有内外胎的车轮，让油丝绳从从这个定滑轮上传过。油丝绳两头都拴上铁钩、拉绳，一头一个拉钩儿的人。车子来了，在河底的拉钩儿人给重车挂上钩往上拉，在河上的拉钩儿人从上往下拉，其力度事半功倍。河沟进一步加深，送土归来的空车又挂在上头的铁钩儿上，推车人倒拉着车子往下坠，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多人的拉力。你别看不起这“臭苦力”，他们可聪明了！   

　　这非凡的4年，饱尝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咸。   

　　17岁那年，也就是1969年，春天我就加入根治海河的大军，常言讲：17、18（岁）力不全，由于年纪还轻，力气短，不到饭时肚子就饿得打鼓、眼冒金花。为此只好下顿多吃，让他顶嗓眼儿饱。力气越小就越吃亏。一天刚下过雨，重车子走在路上都发颤，庄乡爷们河友掀起了大干快上的高潮，人们撒着欢地干。我推着重车上气不接下气，空车时 也得撩开蹶子跑。只觉得前胸起伏得厉害，气管喘得像拉风箱。由于速度慢，发车的把我车上的土培得高高的，使我更加吃力，而和我同组的华懋壮得像头狗熊，推起重车来轻松自如，一直紧追我腚后，他是等车上土，车子没发满他就抄起车子跑了。而我弄力气推车，行动迟缓，到时，车子已发得满满的，推着越发吃力。

　　掘土发车的王登龙悄声对我说：你快赶一车，就推小车儿子了。哪快得了，太力不从心了。在我身上是恶性循环，而在华懋那儿却是良性周转。本家王友山大叔是资深河友，身大力不亏，与我对换，让我替他拉钩。一会儿，赶到了华懋前头了。说：“你再和他飙，这样就推小车儿子了”。

　　实践证明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弱者总是吃亏，这如同弱国没有话语权一样。为“根治海河”而撑了个大肚囔，练就了好身板儿。在兴修水利的大潮中，逐步走向强壮，与他人飙车，比车大，比速度，那样也不逊色。闲暇之余还创作一首民谣《愚公车》：亘古愚公只一个，流传至今谁见过？到俺工地去看看，治河愚公实在多，远看人人搬山走，近看原是推土车。平地掘河创奇迹，兴修水利乐呵呵。         那时我右脚面上鼓了个包，有点疼，有时走路还一瘸一拐的。由于等拉钩儿的，推车在我身后的王登福车子一竖，滚下一个碗口大的“六角冻”土块，正好砸在我右脚面的包上，疼得我车子一扔，跳着老瓜儿的嗷嗥。瘸拐了两天，好了，脚面子上的包也消失了。真是因祸得福。 

　　就是这个王登福，为缓解砸痛脚的苦恼，利用休息时间，给我讲起了双庙王村的由来： 从前，双庙王村三王二李，现在只有三王一李了。而作为老庄户的那一李姓早已绝户。迁移而来的三王一李，永世不忘老李家的收留、安置之恩。每年腊月30上午，把老李家的家堂工工整整地挂在堂屋，再到十字路口把老李家的爷爷娘娘（当地过年时对死去的自家的先人的称谓）请到家，燃放鞭炮，堂屋门前横上一根棍儿，点上香，摆上供品，烧几张纸钱，磕头跪拜。过年了，让老庄户老李家的仙人接受我们这些后人的祭奠。长者站在家堂前细数老李家先人的业绩和功德，述说着为老李家供奉爷爷娘娘的由来和传承。     

　　古时候，在麋鹿（现在的糜镇）镇西5里之遥，有一李姓村庄，在“白花山”以北半华里。这里老李家的先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人丁兴旺，李老员外乐善好施。     我们的先人，这些由明朝皇帝从寿光大槐树老鹳窝迁来的移民，来到这一李姓村庄，在甜水井（此井至今还在，只是压着井沿的那几块类似磨盘的花岗岩石早已磨得流滑）旁讨水喝，李老员外以没找到井绳为由，把他们请到家，沏茶饮水，饱餐一顿。拉得投机，日已偏西，说是"住一夜让你们再走"，实则是收留了我们二王一李的始祖三人。腾出一个四合院供他们居住，划出村西沃田一片，用于耕种。一则扩大了村庄规模，二则为朝廷分忧。八九十年后, 另一王姓为躲避战乱由淄博店（现在的滋镇）葛家迁来，同样也受到老李家的厚待。       

　　若干年后，也不知伤了哪儿的风水，老李家逐渐走向单传。请来风水先生指点，李员外和他的残疾独生子在村南龙脉上栽种从穈镇集上挑、任集集、张习桥集上选来的杨树、柳树、榆树、枣树、刺槐、国槐、楮树、香椿树、桃树、杏树------    又从白花山上移来杜树。 总而言之，当地的树种每样都栽下一棵茁壮的树苗。每棵树苗的成活，象征老李家一个男丁降临人间。为此李员外带着残疾的独生子不辞劳苦经常施肥浇水。由于正赶上天旱无雨，后来已无水可取，活下来的树苗寥寥无几。只有从白花山移来的那棵杜树茁壮旺盛。直到现在这棵大杜树依然枝繁叶茂，傲然屹立于村南路西，一展雄姿，成为双庙王村的地标。后来有相者云：这棵杜树就正好栽在龙脉的基点上了。     

　　古时候的人迷信，李员外心里犯嘀咕：杜树——独输，其他树不活，老李家独输。劳累加心病，从此一病不起，走向人生的终点。临终前，他把本村各家族长邀到病榻前，语重心长地说：村名带“李”字音，有不详之兆，必离村而去。村名就带“王”字音吧，从此咱村就会兴旺起来。让关老爷、土帝爷（两座庙）保--佑-----话未说完，头一歪，与世长辞。根据李员外的遗愿，在李老太太的督促下，村名改称：双庙王村。     

　　后来一位外地卖烧饼的问：前面是什么村？邻村的豁豁嘴儿囔着鼻子说：“双庙王村。”发音却变成了“烧饼王村”。“奥，烧饼王村啊，我这卖烧饼的今天要在此村发财了”。果不其然，在我双庙王村卖得红红火火。由于此商人的渲染，再加上当地某些人对那嘴舌不济的豁豁嘴儿地取笑，从此以后双庙王村、烧饼王村混淆视听，一直延续多年。自从本村村民重修庙宇——关帝庙、土帝庙，冠冕堂皇的双庙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消除这种混淆视听，于是在两扇庙门分别各写一个大大的“王”字。“双庙王村”又重新叫起，直到今天。     

　　我们的先人为李员外照顾着他的孤儿寡母，亲如一家。不久其母子也相继撒手人寰。为感谢老李家的收留之恩，全村轮流为老李家供奉爷爷娘娘。正月初二早晨，吃过饺子，全村人为老李家送走爷爷娘娘。采取摸纸牌的方式：谁第一个摸到混子（纸牌中的“王”），到年，就由有谁为老李家供奉爷爷娘娘。同时收割老李家湾的苇子，种老李家遗留下的一亩三分地。直到农业合作化，这种有赏收获停止了，而祭奠老李家爷爷娘娘的活动直到文革才终止。    

　　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年的迷信色彩逐渐淡化。但是，本村村民对老李家的感恩之情与世永存。直到现在“老李家是老庄户”的口头禅，时常挂在我双庙王村村民嘴上。这就是缅怀老李家，对收留、安置之情报恩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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