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红色退休证 （三）
1964年，本村又成立了民办小学。我因为是毕业班——四年级，没有回本村，继续就读于曹家小学。当时的教室还是1957年我上本村小学的破北屋，这就是生产力发展太慢的象征。民办教师是本村姑娘王春香，她24岁结婚，当时在晚婚上就已经创造奇迹了。从小读书她，1964年中学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回家就吃饭，饭后就去学校，偶尔有点儿空儿也就扫扫院子、喂喂猪。纺线织布、针头线脑也懒得拾起。在那个每人每年只发布票3尺3寸的年代，女人不会纺线织布、缝缝连连可真是一大缺陷。那点儿布票买成布也不够做一条裤子的，人们的穿衣就靠从黑市上“偷”买点儿穰子（细棉纱），纺线后织成粗布补贴家用。
心灵手巧、火大性爆的三老奶奶（王春香的母亲）看在眼里急上心头，屡次督促指导见效甚微，火从心头起：“当下社会不会纺线织布、缝缝连连怎么生活？！嘛社会也不是光腚的社会！”这老太太说话能噎死人！却道出了当年鲁北广大农民的窘相。主妇不会纺线织布的家庭就没有衣穿、盖破被子；主妇不会缝缝连连的一家人，就穿得破破烂烂。
改革开放的今天，你看现在的女同志哪舍得时间学纺线织布，出外打工挣钱，天天都能挣件穿着舒服、看着时髦的新衣服。三老奶奶的在天之灵，您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应该惭愧，而应该高兴吧！
本人1965年夏季考入陵县六中（滋镇）就读，3年半只念了一年初中的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最后一学期课本的后三分之一删繁就简，草草结束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该念初二了，课本没有了，再走上讲台的老师，是被批判的对象。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就这样被荒废了。祸不单行，书念不成了，每月两元的助学金也没了。经同学透露，是本村一名青年团干部向学校写黑信：说我家庭条件优越，不应享受这种待遇。我家庭条件好在哪里？上有七十多岁的奶奶。大奶奶（因没有儿子）靠我爹妈拨工分养活，还有我兄弟姊妹5人，大都读书。就靠爹妈挣那点工分维持艰难的生活。优越在哪里？真是居心叵测！其本质，就是借文革想捞一把稻草，要不本村记录传宗接代的家谱他怎会都给收去烧掉呢。心里透凉透凉的！
由于知识功底单薄，所以在刚走上教育岗位时，面对教学束手无策，考入师范前为提高知识水平、教学质量而付出超乎常人的拼搏。一时成为当地学习上劲的典范。
进行“革命的大串联”是形势所迫，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是那代人的崇高理想。1966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县委书记坐摩托车风风火火地来到我们陵县六中，经他的一番鼓动，计划明天一早出发的红卫兵，提前到马上，真是雷厉风行啊!太阳平西了，我们却背上背包，踏上去北京的征程。走出十多里就在糜镇小学宿营了，离我家仅5里之遥。一想到出这么远门儿，也可能是个把月、二十天，有点儿想家的预感。暂时又离家这么近，真想家去看看，尤其是让奶奶再嘱咐几句。哎，太没必要了。那时要是像现在多好呀，电话上就能交谈，手机上也能视频。
第二天宿营在宁津县城，距我们学校仅70里路,距我家50里。晚上为我们这些串联的红卫兵，在电影院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影片，更激发了我们徒步进京见毛主席的热情。那年才14岁的我，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脚上从没起过泡，也没掉过队，但总是力不从心。一天傍晚，我们在固安县驻地吃过晚饭，要住下。餐厅里一张红色大字报格外耀眼：毛主席后天就要接见红卫兵。领队的张志贤同学和我们一合计，必须放弃宿营，日夜兼程才有希望赶上后天的接见，否则只剩遗憾。于是匆匆饱餐后，在漆黑的夜幕下又踏上进京的征途。
不好，我肚子疼，肚子咕咕作响，头有点晕，肚子有一股热流直冲喉咙，一股熏人的带酸臭味的饭食冲人口腔，从鼻子、口里喷出。接着就是窜稀。为等我，队伍只好走走停停。这时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咱们决不能因一人生病，而失去见毛主席的机会。听此言真有把我扔下不管的可能，我的心嘎噔一下凉了。我连累了战友，奶奶在身边照顾多好啊!领队的张志贤同学说：“我们决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带着遗憾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做，毛主席也是不答应的”。在激烈的争论下，由赵永芳老师自告奋勇：“把王清福安排住院治疗，我来陪护，你们赶路”。说着赵老师已带哭音：“这样，我就有可能这辈子也见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了。”这时我的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一点也迈不动步了。张志贤和刁志谭同学挎着我的胳膊向前拖着走。好歹又赶到一处学校，有人为我解开背包，铺开被子，刚躺下，勉强微微睁开眼睛，看到周围站满了自己的同学和老师------心里才踏实下来。只觉得有人将冰凉的棍儿棍儿（体温表）塞到我的腋下。再就是听到“哽噔哽噔”直响，身子左右晃动。事后才知这是用小拉车把我送往医院，安排好治疗，其他老师和同学又连夜赶路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架子上挂着底朝天的瓶子，一条透明的细管与我手臂上的针头连接着。扎针怎么还要连上管儿？当时我真不知这就叫做输液。只有赵老师站在病榻前。“不要动”赵老师说：“这是固安公社医院---”我又睡过去了。再次醒来时，温暖的阳光已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照射在我的病床上。“你昨天晚上是饭后被冷风灌得，又加上累，虚脱了。没大碍。”赵老师和蔼地说。我要爬起来，可屁股下湿乎乎的那么黏。脱掉带屎的裤衩，用其擦擦屁股扔到床下。赵老师也不嫌熏得慌，拾起臭裤衩子就给洗了。当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赵老师您真好！！！您对我的呵护胜似我那可亲可敬的奶奶了，为我操劳胜过我那不知疲倦的母亲，使我感受到异样温暖的师爱。这段经历我写成稿子，投往报社。以《拾起带屎的的裤衩就洗了》为标题刊登在2017年9月11日《快乐老人报》15版。几经周折，最后传到赵永芳老师的耳朵里。又一次激起他老人家美好的回忆。赵老师爱生如子的榜样激励我一生，时刻把学生的冷暖、学业挂心上。
穿好衣服，吃过早饭，准备出发，同病房的老病友说：请给毛主席带好。我一愣，无言以对。赵老师以激动高昂的语调接茬说：“我们一定代你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一辆吉普车就停在病房门口，我们师生二人搭上这辆专车 在榆垡公社汽车站与昨晚夜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的队友会师了。赵老师见到队友激动地说：“多亏当地红卫兵帮忙 ，医院治疗及时，清福恢复神速，我们又能一块儿去见毛主席了”！那当时，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切全是免费的。唯独这医疗费自己掏腰包。
也不知什么时候坐上进北京城的客车，从长安街东驶，路过天安门时已华灯齐放。啊！北京真美呀！司机说：“前面左侧就是天安门”。师生不约而同的离开座椅朝左前方望去。第一次亲眼目睹天安门的尊容，那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穿过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一直往东疾驶，在北京国棉三厂职工宿舍大门内停下来。下车后我们被领进一浩大的餐厅，厅内灯火辉煌，伙房师傅为一拨又一拨的带有红袖章的学生与老师开饭，忙得是那么有条不紊。一人一份自己到窗口去打，与我们在学校打饭截然不同，好像自己的地位提高了好多。饭后被送进职工宿舍，硕大的玻璃窗，舍内灯火通明，暖气片已烫手的热，光滑的地板上铺着稻草苫子，无论老师学生都睡这地铺。我们同一宿舍的红卫兵编为一个连，有一名解放军战士任指导员，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赵永芳老师每天几次拖地板，别人想抢都抢不上。连指导员天天和我们一起学习政治文件、操练，讲解接受检阅时应注意的事项。
一天，我们一块去军事博物馆参观，排着长长的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前行的速度如蜗牛。我等烦了，耍起小孩子脾气——抹着眼泪说：“我不去了，回宿舍。”张志贤同学以老大哥的口吻说：“你自己也回不去呀，回去也进不了宿舍呃。”我这才平静下来，缓慢地行走，焦急的等待。
1999年国庆节我老两口带4岁的孙子去济南旅游.在泉城广场，好逗得孙子愿离开我俩，自己走走。结果他找不到俺俩了。老伴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看到他了，他在那儿两只小手不停地擦着泪。见到奶奶说：“我找不到您们了，想自己回到家，没有玥匙也进不了门。”多幼稚呀!你也根本回不了家。那时在北京的我的这种想法，多像这幼稚的小孙子的思维呀。
在博物馆看到各式各样的枪支，琳琅满目。榴弹炮、迫击炮、高射炮个个昂首挺胸。各式各样的子弹，子弹样子的、大个儿的炮弹，真叫人耳目一新。硕大的探照灯，是当时搜索夜空的眼睛。被解放军用导弹打下来的U—2高空侦察机匍匐在地。台湾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归来的飞机昂首屹立在最显眼的位置。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真实的飞机。
1966年11月25日终生难忘，我们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早饭提前1个小时，天还没放亮我们就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昨日还是汽车川流不息的马路，今天只有我们这黑压压的红卫兵人群在移动。在离长安街不远的南北大街停下来，指导员带领我们拉歌比赛。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我们始终处于紧张活泼之中。大约10点吧，整个大街想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队伍在缓慢地前进，往右一拐，就是长安街，那么宽的大街让穿军装的解放军标兵把我们红卫兵分割成8路。每一路由12名红卫兵为一排，一排排往后延续。每一路的两边都有笔直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那里。我们缓缓前行，而作为标兵的解放军一动不动。
天安门前我们高举起没装红皮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涌向本路红卫兵的北边，想离毛主席更近一点，把毛主席的尊荣看得更清楚些，但始终不能逾越标兵。在天安门前每一路原本整齐划一的队伍，却拥挤成情绪激昂的一路人墙。虽有点乱，但，这更体现出当时红卫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我在4路，都在问标兵：天安门上那位是毛主席？何况比我们离毛主席更远的5——8路呢，他们就更看不清那是毛主席了。
太阳偏西，我们步行在回驻地的马路上，通过《北京晚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尊荣，左边站着手持红色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林彪，右边站着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的总理周恩来。
晚上指导员说：“明天有特殊任务，特别强调我们 谁也不能擅自离开驻地!”
一天指导员也没露面，傍晚现身了。“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作为标兵，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顿时整个宿舍沸腾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得门窗玻璃沙沙作响。
我们这些对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已厌倦的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从事生产队劳动。挣个妇女工分，也比在中学批老师、斗校长有收获。一次在滋镇公社会议室斗宋书印校长，红卫兵头头勒令其拿出校长任命书。征求红卫兵的意见：“罪大恶极的宋书印的任命书应该不应该烧掉？”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异口同声地喊：“烧掉！”一直装聋作哑的宋校长带着哭音说：“同学们呀！这个万万的烧不的！我，校长当不当是小事，烧毁国家公文可是犯罪呀！”这种请求震慑了胡作非为的少数人。
陵县六中设在滋镇公社驻地，滋镇公社党委书记可真倒了八辈子邪魅了！在滋镇棉厂的批斗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陈方绪，由两个红卫兵把其两个胳膊倒拧到背后，押上台，一个扫堂腿，实实扑扑的趴在主席台上，来了个嘴啃泥。“打倒走资派，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是言行一致，话到，动作更麻利。这两个红卫兵都把一只脚重重的踩在陈书记的后背上。可历史却嘲弄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林彪一伙，折戟沉沙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自己倒落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场。
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学生，闹“革命”厌倦了。复课是我们一致的追求，老师又走上讲台。老师的授课，随时都可能被学生以质问的口吻打断。学什么？倒成了大问题。这种复课实在没有意义！学生随便出入课堂，老师不敢干涉。师道尊严没有了，课堂一盘散沙。课上不成，学生学不到知识。干脆，回家挣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