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福州市的马江入海口,有座山叫罗星山,山上有座塔叫罗星塔。

  五百多年来,每到夜晚,塔顶灯光四射,引导船只进出马尾港。世界各地的船员都称它为“中国塔”。

  中国塔,多么亲切而美丽的称呼!可是,在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56分,罗星塔却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在它脚下停泊了一个多月的法国远东舰队,突然向中国船政水师开火,仅用20分钟就击沉11艘,重伤2艘。在自卫还击中,有796名中国海军官兵壮烈牺牲。罗星塔也身中数弹,塔刹被炸掉。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舰队——船政水师,就这样惨烈的土崩瓦解、全军覆灭!

  巍巍罗星塔,滔滔马江水,悲哀地目睹了大清王朝强军梦的彻底破灭。

  船政水师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晚清大臣左宗棠指出:“陆战夷不如我,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不能不师其长以制之。”为此,他上疏清廷,准许在罗星塔一带设厂造船,同时培养亟需的海军人才。他还力荐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总理船政事务,期待他打造一支新型的海军舰队。当时站在改革派一边的光绪帝,批准了这个请求。

  船政事业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船厂由最初的5所扩大到13所,成为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先后制造各型军舰40艘。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青号、第一条钢制军舰平远号、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架水上飞机,都是从马尾港启航和起飞的。船政学堂也从2所发展到5所,培养各类海军人才数百名,同时还向英国海军学院派出了留学生。著名的海军将领邓世昌、萨冰镇、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叶祖珪等,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和大翻译家严复都毕业于船政学堂。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里,我们认真看了有关实物和图片展览,显示了曾经的先进与辉煌。如果航政事业能够坚持发展下去,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上的第一等海军强国。

  然而,腐败的晚清政府所奉行的是妥协和投降政策。为船政事业所下拨的经费经常缺额和不到位,使之难以为继。当法国远东舰队开到马江之上进行示威时,竟不准还手。1884年6月,法军在越南的谅山遭到清军的阻击后,决计夺取台湾的基隆港和福州的马尾港,迫使清廷屈服。法国的海军殖民部长曾发给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一封电文,坦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遣派你所能调用的船到福建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于是,孤拔率舰队从闽江口直接开进马尾港,在罗星塔下停泊示威。这是何等的肆无忌惮,真是欺人太甚!

  清廷的态度是坚持谈判求和,绝不轻易言战。一支外国舰队不仅侵犯了领海还开进了内河,却不准抵抗,腐败无能到了极点。当时的船政大臣张佩伦多次向清廷提出“塞河”、“增援”和“先发”等与之对抗的建议,清廷一再强调以静制动,毋涉轻率,甚至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即使先发取胜也要斩首!”这不是军人的软弱,而是朝廷的无能。

  难道是打不过人家吗?在马江海战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两支舰队的比较情况。中国参战的主力舰艇11艘,有扬武、伏波、飞云、艺新、琛航、永保、扬威、济安和福星号,还有从广东赶来的福胜和建胜号。除此之外,还有几十只戒克船。中国舰队的总排水量达9872吨,兵员1004人,火炮55门。旗舰是木壳的巡洋舰扬武号,排水量1560吨,兵员147人,火炮11门。而法国舰队有主力舰艇8艘,另有2艘杆雷艇和4只汽艇,总排水量14512吨,兵员1730人,火炮77门。旗舰是木壳的巡洋舰窝尔达号,排水量1300吨,兵员160人,火炮9门。从两支舰队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情况来看,相差并不大。中国的造船技术来自当时最先进的英、法两国,管带和水手也是由船政学堂或英国海军学院培养出来的。只是法国舰队的火炮先进一些,装备了射速快、精度高的后膛炮,还有能够旋转发射的5管机关炮。但我们沿江的罗星山、马限山和象屿上有不少海岸火炮,还有几千守军。江上与岸上的作战力量加到一起,完全可以放手一搏。不说将其彻底歼灭,把他们驱出马江,赶出领海以外那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的海军将士早已忍无可忍了。从两支舰队在江面上近距离对峙那一天起,官兵们虽然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但他们感到法国舰队来者不善,肯定会打起来的。为此,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严密监视其动向,时刻准备动手还击。有些官兵已经写信回家交代后事,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起锚使军舰处于有利战位,更不能把炮弹装上膛。特别是中方的船头迎着人家的炮口,只有挨打的份儿。

  那个年薪高达5000两白银的船政大臣张佩伦,在8月23日早晨向各舰下达“初三风定,法必妄动”的手令后,找个借口上岸,鞋底抹油开溜了。张佩伦虽然已经准确地判断法国舰队马上就要动手了,可他首先想到的是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据说,当地百姓得知张佩伦有临阵脱逃之嫌,愤怒至极,到处查找他的藏身之处,吓得他连夜逃往外地。

  8月23日上午10时,法国领事馆通知闽浙总督何璟,下午2时对船政水师开战。就在何璟逐级向上请示的时候,孤拔下令舰队进入战斗准备,炮弹上膛,鱼雷上杆。在马江退潮前,法国舰队起锚列成了战斗队形。他们早已摸清了马江潮汐变化规律,抢得先机,占领了有利战位。下午1时56分13秒,法国旗舰挂起开战的信号旗。就在这紧急关头,中方还心存幻想,竟派出小船去议和。孤拔误以为是来攻击的,立即下令各舰向船政水师开火。

  法国舰队的第一次齐射就把飞云号击沉,把济安号击成重伤。炮声就是命令,船政水师各舰紧急砍断锚链,调转船头,各自为战,奋勇还击。扬威号动作最快,最先还以颜色,引来众多法舰的火力围攻,管带(舰长)许寿山不幸被炮弹从瞭望台上崩下海去。福星号管带陈英指挥三舰向敌旗舰窝尔达号发起冲击,仆人劝他从甲板上撤下来。他高声斥责道:“男儿食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他一直挺立在飞桥之上指挥,直至中弹身亡。与邓世昌同为船政学堂一期生的吕翰,仗剑督战,至死不退,享年仅32岁。与后来的民国海军司令萨冰镇同学的叶琛,弹穿面颊,厥而复起,两次督勇发炮,英勇献身。从广东赶来的游击总兵高腾云被弹片打断大腿,仍扶栏喝令开炮,并指挥其舰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最后船沉人亡。扬威号在沉没之前仍在坚持发炮,击中了敌旗舰窝尔达号的舰桥,炸死法军5人。船政水师的官兵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们尽到了军人应尽的职责。

  8月23日下午2时15分,马江上已无船政水师的身影,只见尸体浮满马江,到处殷红一片。随后,法国舰队将福建一带的海防工事全部摧毁,造船工厂和船政学堂也遭到彻底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的海权都拱手让给了法国人。法国舰队从此在中国的领海上任意航行,耀武扬威,为所欲为。

  看到这里,大家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慨,并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军舰数量和武器装备差不多,官兵又如此英勇,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烈?有人说,中国军舰装备的是前膛炮,虽然与后膛炮只有一字之差,但威力相差很大。也有人说,我们的火炮排列在船舷两侧,主甲板上站满了操作的士兵,在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居高临下的扫射中,无处躲藏,死伤惨重。不可否认的是,法舰的火炮较为先进,但并没有到了不能与之对抗的程度。就其战术来看,是很简单和鲁莽的。比如,他们拥有的两艘杆雷艇,在一根铁杆上装上炸弹,即为杆雷,由16个人驾驶着冲到大舰身边去引爆炸弹。由于是突然袭击,还真的给他们成功了,炸伤了扬武和伏波两舰。但一艘被当即击沉,另一艘由于雷杆插到木制船体上拔不出来,其艇长拉都上尉的左眼被打瞎。因此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所奉行的妥协投降政策。人的骨头软了,即使有力气也是使不出来的。

  2014年9月22日,北方已是秋叶飘零,南国依然热情似火。当我们从福州一路辗转,走进罗星塔公园时,参天的大榕树才提供些许的荫凉。诺大的公园人迹稀少,众多的古迹修旧如新。在马江岸边有两块石刻图,一个是“中国马江海战古战场示意图”,一个是“船政十三厂全景图”。从这两幅图可以清楚的看出,11艘法国军舰就停泊在罗星塔脚下的江面上,与之对峙的11艘中国军舰,几乎是船对船,舰对舰,炮对炮,枪对枪,近得能看清对面人的面孔。这简直是一场江上的肉搏战,那自然是谁先动手谁占便宜,谁先开炮谁得胜利。我们被动还手的时间只有20分钟,实在是太短暂了。江水退潮之时舰位无法调整,炮弹也没有装上膛,更何况没了舰队司令。尽管如此,我们的官兵还是作了拼死抵抗,无一人跳水逃走。这是多么可敬的中国军人!

  战后,从马江中只打捞起四百多具烈士遗体,还有三百多人尸骨无存。在后来修建的昭忠祠左侧,有个长49米,宽10米,高1米的水泥公墓,那是他们的埋骨处。他们最早并没有葬在那里,是海军当局和船政学员募捐修建了这座烈士陵园后,才将原来草草埋葬的9冢遗骸迁了过来。在昭忠祠里不仅有马江海战烈士的灵位,还有甲午海战烈士的灵位。许多船政学堂的同学和战友,在他们不该相聚的地方相聚了。马江之败和甲午之恨,对于中国人来说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抚摸古老的塔身,仿佛仍在愤怒的抖动;俯瞰不息的马江,似乎还能闻到刺鼻的硝烟;参天的大榕树默默无语,仍然在怀念着无名的先贤。130年前的强军梦是灵与肉的艰苦奋斗,是血与火的拼死搏杀,尽管辉煌一时,但最终毁于一旦。认真师了夷之长技反被夷所制,岂不悲哀。然而,那一代人所努力得出的:“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人才观,“窥其精微之奥”的留学观,“东南大利在水不在陆”的海权观等,在今天同样具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