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忠告
翻开保留了五十多年的初中毕业留言册，老师和同学们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字迹，那些亲切而又诚挚的话语，带着我走回了那段艰辛而又快乐时光。
这本留言册是学校（六团中学）发给我的奖品——64开的日记本。扉页上写道：奖给：优秀学生吴庆丰64.5下面是学校的大红公章。
留言册的第一页是教导主任袁华老师的嘱咐：永远向前，永远革命，要把青春献给党。
袁华是解放前就参加工作的老教育工作者，是我父亲的老师，是我舅舅的同事。解放前他叫袁成延，解放后更名为袁华，表明自己是中华子孙。1960年他带着延寿县委县政府和教育科的任命，从县城来到偏僻的华炉公社，创办了华炉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初级中学——华炉中学。袁华老师任学校负责人。时值自然灾害低标准年代，师生们都吃不饱。他就率领全校师生开荒种地，用收获的粮食补充不足。他还在学校开起了一个豆腐坊。这样不仅可以在老百姓那里换回一些大豆，还隔三差五地熬一顿大豆腐，给师生们改善伙食。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他也让师傅干炒，免票发放给师生。就这样，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时期，我们的肚子还是吃得饱饱的。
1963年，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华炉中学解散，学生分别分到延寿中学（寿山籍学生）、加信中学（华炉籍学生）和六团中学（安山籍学生）。袁华老师和徐国军、洪恩孝、安季云、易宝方几位老师与我们安山籍学生一起分到了六团中学。袁华老师任六团中学教导主任。他憨厚朴实得像一个老校工。学校的教育、教学、后勤等工作都是他一手抓。
1964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时，我拿着他亲笔题字奖给我的“优秀学生”的小日记本，找到他，请他给我写毕业留言时，他笑呵呵地看了看我的“奖品”，说：“行！你小子有出息，没给我丢脸。”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下了那15个刚劲有力的字。
1966年，我高二刚要结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袁华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然难逃厄运。8月份，延寿县的教育界的造反派，把全县各个中学的“走资派”集中在延寿中学批判改造反省。白天大会小会批斗，晚上反省检查。延寿中学的“红卫兵”轮流值班，看管这些“走资派”。我值班那天晚上，看见袁华老师呆呆地坐在用木板搭起的临时床铺上，像是沉思，又像是“反省”，我进屋，他抬头看了看，又埋头不语。仿佛并不认识似的。我走过去，坐在他的床头，问他的身体，问他两个儿子的情况。他说了几句就急忙说：“你过去吧，别人看见就不好。”他是担心对我有影响。这就是我的老师，在自己遭难时，想着的还是别人。
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袁华老师，一直到他离世，我也没能去送送他。但是，袁华老师一直在我的心中。
留言册的第二页是安季云老师的留言：庆丰同学：望你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组织。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发出你所有的光和热吧。
安季云老师毕业于牡丹江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华炉中学任教。我是她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华炉中学，她教我们数学课。她娇小漂亮细腻温柔，同学们都特喜欢她。喜欢听她讲课，喜欢和她一起聊天，喜欢和她一起玩耍。她既像妈妈一样疼爱着我们，又像姐姐一样呵护着我们。
安老师在牡丹江师范读书时，和同班同学韩维新要好。毕业前，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安老师本不是延寿人，她为了这份爱，毕业后跟随韩维新来到了延寿县。她分配到华炉中学，韩维新分配到了离华炉40里的加信中学。星期天，有时是韩维新来华炉与安老师共度周末，有时是安老师去加信与韩维新同享礼拜。那时的我们不懂爱情，但是，我们知道星期天的安老师最快乐最幸福。每个星期一，安老师都是微笑着给我们上课。下了课，就和我们一起到操场上唱歌跳舞玩游戏。
1963年初，安老师和我们一起转到了六团中学。在六团中学，她仍然教数学课，还做四班的班主任。
我们临毕业前夕，突然听说安老师和韩维新分手了。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稍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韩维新是回族人，他们家不能接受汉族媳妇。
失恋后的安老师，在我们毕业后，就申请转到了黑龙江最北面的边境瑷珲县。延寿这块土地给安老师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无奈和痛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安老师，连书信电话也没有。但是，我一直牵挂着安老师。她只身边疆，生活得怎么样，爱情幸福吗？工作顺利吗？身体健康吗？
多少年之后，我和已经做到县三中校长的韩维新喝酒时，谈起他们那段恋情，韩维新也是一脸的无可奈何。
去年，我回老家参加我们高中同学相识50周年的聚会，我向当年六团中学四班的同学问起了安老师的消息，他们也说不清楚。安老师长我4岁，算起来该是七十有二了。安老师，年逾古稀的您可好吗？您还记得您曾亲手给围围脖的吴庆丰吗？
留言册的第三页是班主任沈魁文老师的留言。我已经在《亦师亦友亦先生》一文中写过。
留言册的第四页是李占生老师的留言：庆丰同学希望你要积极要求进步，靠近组织。在学习过程中应更虚心些，踏实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李老师是我们初三时的数学老师。初三上学期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高高的个头，很有一派老学究的风度。每每上课，他都是晃着头唱到：“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一节我们继续向——下——探——讨——”李老师对我可谓无微不至。他有一本厚厚的视如至宝的数学词典，放寒假时，李老师把这本词典借给我，并且嘱咐我看什么，做什么题。一个寒假过来，我做了厚厚的一本数学题。看到我每次测验的100分，李老师拍着我的脑袋，笑着说：“好小子，没辜负我的一片心！”
1974年的夏天，我在安山中学上班。有一次，李老师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来我们公社的学校作报告。中午，我请李老师到我家吃饭（公社已经安排了伙食，但李老师还是高兴地到我家吃）。那时候，平时买不到肉，我就把正下蛋的老母鸡杀了。还特地蒸了一碗鸡蛋糕，请恩师吃小鸡宴（实在做不了“百鸡宴”）。坐在炕头上，老师端着酒杯，眯起了双眼。老师听说我教语文，有点不解，还有点遗憾：“怎么没教数学啊？”“阴差阳错啊。”我的回答有些无可奈何。
后来，我调进了县城，在县一中上班。不久，李老师也从乡下调进了县农业高中。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在县城工作的几个学生，时常聚在一起，请老师喝点小酒。每次，李老师都高兴地夸了这个又夸那个。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庆祝沈魁文老师从教30周年的聚会上，李老师举着酒杯说：“同学们，以后看你们的了！”听着老师的希望，想想自己的工作，我真有点无颜见父老。李老师嘱咐我“要求进步，靠近组织”，可是我最终也没有能“靠近”，直到做了政协委员，还是“无党派人士”。老师嘱咐我“更虚心些，踏实些”，可是，我做事一直是毛毛躁躁，不求甚解。
我调来辽南之后，每次回老家，李老师都是问这问那。可遗憾的是李老师走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既没能送他最后一程，连悼念的只言半语都没有。
老师，您在天国是否怪罪学生的不孝啊？
留言册的第五页是濮竟成老师的留言：庆丰同学：你很聪明，不能说你有天才；而天才在于积累。一个人的人生观确立的立足点在于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仅以此作为临别赠言。
濮老师是我们初三时从《延寿报》报社转到六团中学的。濮老师出身行伍，在部队曾任文化教员和文工团的编剧。
第一节课，老师走进教室，踱上讲台，把书轻轻地放在讲台上。“唰”！同学们肃然起立。细细地打量着新来的老师。细高的个头，显得几分文弱，唇上的胡髭黝黑整齐，有点鲁迅的神态。小棉袄上还有点点油渍，不大注意穿着。同学们落座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濮”字。转过身来，他笑着说：“同学们可能不认识这个字吧，这是我的姓。”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起来。老师一头雾水。这时，班里的语文科课代表站了起来：“老师，我们都认识这个字。我就姓‘濮’，叫濮延斌，是您的科代表。”老师恍然大悟，爽朗地笑起来：“哈哈！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本家啊！”
濮老师的课讲得真好。他常常一边讲课一边表演，分析课文入木三分，表演角色惟妙惟肖。把同学们都带进了课文的情境之中了。一节《范进中举》，竟把慕名来听课的张金凯、刘海峰两位老师笑得前仰后合，涕泗横流竟不知觉。
濮老师指导作文不落俗套别具一格。一是讲啥写啥模而仿之。讲浩然的《一匹瘦红马》，就指导学生写《一匹小马驹》。讲鲁迅的《一件小事》，就指导学生也写《一件小事》。学生照“葫芦”画“瓢”，有兴趣，提高快。二是注重编写提纲注重反复修改。每写一篇作文，濮老师都要求学生先交提纲，他还要讲评提纲。三是亲自“下水”示范作文。濮老师的示范作文不是写是说。他常常在课堂上踱步说文。一篇千余字的作文，他20多分钟就能说就，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那一年中考语文只考作文。文题是《夏锄时节》《读后感》（任选其一）。在我们班插班复习的徐洪涛的《夏锄时节》获全县最高分。
他还组织业余剧团，学校师生做演员，他做导演。他导演的《年青的一代》《箭杆河边》深受好评。在《年青的一代》中，徐国军老师饰演肖继业，沈魁文老师饰演林育生，安季云老师饰演肖奶奶，我们班的阚志春饰演林岚。四班的王颖超演的角色叫什么忘了。
濮老师是湖南辰溪人，我们毕业后，不到二年，他就调回湖南老家了。从此，再无音信。我后来去湖南开会，还试图去拜见濮老师，可怎么也没有找到他。
老师你这哪里？您还好吗？
留言册的第六页是徐国军老师的留言：庆丰：“冷静”“沉着”“细致”是做好事的前提；“坚毅”“勇敢”“果断”是做好事的动力。处理任何事情要“冷”“热”结合。我平时做事忽冷忽热，没有长性，徐老师了解我，才送如此良言。
我小学时徐老师就教我。在学校，我们是师生；在业余剧团，我们是搭档。在一出话剧（记不起剧名了）中，徐老师饰演青年铁汉，我饰演少年铁汉。一到寒假，大马爬犁拉着我们在全公社巡回演出。夜晚，两个“铁汉”就睡在一个被窝。大铁汉搂着小铁汉，梦乡也梦香。
到了初中，徐老师又教我。初二，他教我语文课，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我是他的科代表。初二下学期，他和我们一起“调整”到了六团中学。他还教我们语文课，还做我们的班主任。他“提拔”我当上了班级的体育委员。
他人硬气，说话硬气，写字也硬气。常常把粉笔写断。那“咔咔”的断笔声仿佛就是徐老师的性格妙曲。人们叫他“大毛愣”。其实，“大毛愣”老师也有他的细腻和缠绵。他最忘不了的是因为民族差异离他而去的初恋前妻——罗淑怡老师。一想起她，“大毛愣”的徐老师就静静地，默默地，眼角也是湿润润的。
后来，他做过华炉中心校的校长，直至退休。
他晚年患脑淤血，瘫病在床上，言语严重障碍。一年，我回老家，沈奎文老师带我去看他。他看着我，说不出话，只能“哦哦”，急得眼角流泪。但他认识我，他在纸上费力写下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好”字，拉着我的手，不停地点头。我明白，这个“好”字既有对我们几十年师生情谊的赞许，也有对我未来的鞭策。我真心地对老师说：“老师，您好好养病，明年我还来看您。”可是，徐老师没有了“明年”……
五十一年了，半个多世纪了。留言册的纸都泛黄了。但是老师们的留言的字迹还是那么清晰。五十多年，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牙子，一点点地成长着。读高中，回乡务农，站上小学讲台，站上中学讲台，也站上过大学讲台。从教育新兵到高级教师，一直到退休。老师们的嘱咐一直鞭策着我，鼓舞着我。
“永远向前，永远革命，要把青春献给党。”在“向前”的道路上，我磕磕绊绊，甚至蹒蹒珊珊。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使我动摇过，甚至畏缩过。但是，一想起老师嘱咐的“永远”，我又站起来，拍打去身上的灰土，艰难地向前迈步了。
“望你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组织。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发出你所有的光和热吧。”“希望你要积极要求进步，靠近组织。”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共青团组织的积极分子。我曾自觉地努力改造自己。可是由于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始终被组织“考验”着，一直到高中毕业也没有能戴上日思夜想的团徽。直到1971年5月4日，我才和我的学生一起站在团旗下举拳宣誓。当我交上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党员杜秀琴代表支部找我谈话。她在充分肯定我的工作之后说：“你要准备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长期是多久？我茫然无所知。“长期”让我失去了信心。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要求进步”了。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之后，民进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邀我加入，我再也没有兴致和热情了。我不知道拿什么向老师汇报。
“希望你做一个聪明人，并提示你注意：谦虚、谨慎。”沈老师的忠告我记了一辈子，但是怎么也没有做好。小时候就常常耍小聪明，做事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想做就做，不会深思熟虑，结果常常是顾此失彼。其实，小聪明不是真聪明。“天才在于积累”，“冷静”“沉着”“细致”“坚毅”“勇敢”“果断”，这些忠告，警示着我，激励着我，是我一生的至宝。
都说师徒如父子，父之教，子之行，父子相承的不单单是血脉，更是精神，是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