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来的父亲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无怨无悔的就是选定了革命道路并且坚持到底。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开始，我在全国以一个长征后人的身份宣讲长征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亲友、同事零碎的讲述和回忆中，“听”到了更多的父亲……”
父亲是客家人。“抗捐抗税”将父亲引上革命道路。
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一个叫葛坳的小山村。据说祖上是客家人。祖籍应该是在中原一带。我是小血种，RH值阴性，这种血型的人据说在人群中只有 ，而且非洲人居多，那我的祖籍难道……
客家人的祖先应该是比较富有的，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举家迁徙到偏僻的山区。由于他们勤劳智慧，又善于持家理财，因此客家人早先的生活是殷实的。
但我祖上到了爷爷这辈儿家境已经破败，爷爷兄弟四人，只有我爷爷在四十多岁时才娶了已经寡居的奶奶， 奶奶过门时带了一个女儿，那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姑。
奶奶只生下我父亲一个，而我父亲只有六七岁时，爷爷在给人家做挑夫时，因为得了“绞肠痧”而死在路上，家里没了生活支柱，奶奶拉扯着一对儿女不得不沿街乞讨。
时间长了，奶奶担心乞讨会让孩子沾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也不愿意让一个男孩子整天看别人的眼色吃饭，就下决心让父亲去学门手艺。于是她一下狠心，将自己的女儿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然后用这笔钱将父亲送到赣州城里一家有名的裁缝店去做学徒。父亲一直记得奶奶送他走时的话：“要自立，要有骨气，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父亲那时只有9岁，开始就是当小工，为老板家干零活，打水扫地，倒屎倒尿，直到几年以后，老板才开始教他学刺绣，后来又学裁缝。直到17岁时，父亲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手艺人。他身材魁梧，为人仗义，在邻里中享有较高的声望。这时他已能够自己挣钱贴补家用了，可要强的奶奶总是把他挣来的钱积攒起来，准备给他娶亲用。
1928年秋天，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在当地组织的抗捐抗税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为此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恶霸们，他们要抓带头闹事的父亲，父亲只好躲到了山里。后来共产党派人找到他，给他讲了革命的道理，他便回到村里，动员村里的100多名青壮年成立了赤卫队，他当队长，专门抗捐抗税，与地主老财做斗争。
村里的地主恶霸知道后，把奶奶抓起来吊打，逼她让父亲回来投降。奶奶宁死不从，后来村里有人跑到山上给父亲送信，父亲带人连夜下山救出了奶奶，并警告老财们：今后谁要是再敢动我母亲一根头发，我就杀死他们全家！直到1945年，地主们确信红军已经走远，父亲音信皆无，遂找了一个借口把奶奶抓起来毒打致死。
1953年我父亲第一次回乡探亲，才知道奶奶惨死的噩耗。看到姑姑保存的血衣，父亲悲痛万分，在奶奶的坟前嚎啕大哭，并不顾违犯纪律，拔出手枪对天连放数枪……
父亲挑着一台手摇缝纫机走过雪山草地
1929年，父亲带着自己的赤卫队参加了工农红军，这时他已经先后5次负伤，并有弹片在身。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不好，需要养伤，同时他的手艺也是红军中缺少的，于是就把他编入休养连，和伤员、女兵们在一起，还发给他一台德国造的“飞人牌”手摇缝纫机，负责为红军官兵做服装。
红军长征时，他挑着这台缝纫机，随中央红军一纵队，和中央机关一起踏上了漫漫征程。
临出发时，父亲原打算回到七十里地之外的老家去向母亲告别，可一来部队有保密要求，不允许擅自离队；二来自己也不知道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去哪里，更没想到会一走就那么久。所以在踏上于都桥的那个夜晚，他和其他江西籍红军战士一样，带着迷茫与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大多数人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从家乡带出来的63个弟兄，经过几次战斗，很快就失去了联系。直到全国解放后，他们几经周折，才知道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其中一位是我父亲的远房哥哥、我唯一的伯父葛接贡，他后来在成都一家纺织厂当厂长；还有一位后来曾在营口军分区当政委。其他人就再也没有了下落。
江西人民用自己的家园和沃土接纳了共产党，江西儿女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养育了共产党。长征路上的每一步都有江西儿女的鲜血，长征路上的每一天都有江西儿女在牺牲！
父亲的这台缝纫机，就是他到休养连后得到的第一件“武器”。父亲后来讲，当时参加红军，根本没有什么军装，每人只是发一块红布，系在头上，或缠在胳膊上；至于武器就更谈不上了，战士们有长矛的拿长矛，有大刀的拿大刀，还有的手里只有梭标头，连个杆都没有。父亲参军了好长时间，还是穿着从家里带来的大褂。
突破封锁线时，父亲眼见身边好多同乡好友倒下，自己只能拼命地往前跑，只听得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当时，他接到的命令是，跟着部队往前突，但绝不能让自己负责的物资丢掉。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当时“左倾”逃跑主义的“大搬家”。
过了湘江，他一路跟着部队走，至于上面发生了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只能从气候上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了。
每次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一些地主老财的好布料，都要送到他这里，由他安排人背着走。到了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就有首长派人来找他，让他去量体裁衣，。当时他也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人，就知道都是首长。但他觉得那些人都很平易近人，唯有一个管他们直属队的，一次在给他做衣服时，父亲的助手不小心把缝纫机油滴到了布料上，沾了一大块油污，气得那个领导把父亲找了去，把他大骂了一顿，还扬言要开枪“崩了”他，吓得父亲再也不敢让助手去为领导做新衣服了。
过草地时，他们事先准备了充分的给养，日子还算好过一些。长征最艰难的时候，父亲看到了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红军团长黄永胜，他的马陷入泥坑，干粮袋子也掉进去了，父亲于是把自己的干粮给了他，黄永胜为此十分感激。解放后，父亲到北京治病时，黄还专门宴请了父亲，又重提此事。
延安抗大，父亲被“抓”去出劳务挣钱
红军到陕北后，父亲马上被分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组织上的本意，是要对他们这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兵们提高一下理论水平，并从中考察和培养一些高级干部。可父亲却在开学典礼的大会上，被坐在主席台上的老上级、当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的杨立山发现了，他知道父亲在军委直属机关是出了名的好管家，而当时正在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后来八十年代军队搞生产经营差不多，各单位都在想法挣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所以，杨一见到我父亲在底下坐着，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他趁着中间休息时找到父亲说：“你个老表还来学习什么？快给我弄钱去！”父亲说：“那怎么行？我是奉命来学习的，到时毕不了业，我回去怎么交差？”杨当即说：“那还不好办？你帮助我干事，到时我给你弄个毕业证不就得了！”父亲正好为整天坐在小板凳上而难受，一听副校长都这么说，马上愉快地答应下来。于是他参加了军政大学的大生产办公室，专门负责为学校“挣钱”。
为了完成任务，搞到钱，学校这个办公室想尽了办法。他们知道父亲在被服厂工作时，曾经与新疆方面的商人有联系，经常能搞到一些布匹和棉花，而这在当时都是稀罕之物。于是，他们就要求父亲带人去新疆倒腾布料、皮货，父亲一伙人，为了完成任务，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的。他们几进几出新疆，用骆驼和马驮运布匹，甚至把烟土藏在枪管里，临进边区时再出手卖掉。为“抗大”弄回了大量资金，受到杨立山的极大赏识，他不断鼓励我父亲，又不断给他加码，“害”得我父亲一遍又一遍去新疆、宁夏等地，以至在边区小有名气。
可是好景不长，杨立山由于工作出色，会管家理财，被时在太行山的朱老总一纸调令，去八路军总部当后勤部长，他承诺给我父亲的毕业证也因此成了泡影。父亲最后只得到了一个肄业证书，而他为军政大学所做的贡献，由于拿不上台桌面，也就不了了之了。
父亲于是默默回到了他的被服厂，上级给了他一个副股长的差事。
太行山上，父亲遭到彭总猛批
不久，又是杨立山在太行山想到了我父亲，他找到领导，把我父亲从延安要到了太行山，担任被装科长。
可是在一次反“扫荡”时，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军特工队突袭了八路军后方的被服厂（此事应该是《亮剑》中的故事原型）。父亲当时外出开会，因而本人躲过了一劫，但他在回来的时候从山上看到了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被服厂被敌人捣毁了，更不幸的是，他们埋藏在山林中的一大批布料也被敌人发现烧掉了，那可是八路军总部过冬用的物资！
事件发生后，彭老总非常气愤，这是八路军总部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损失。他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时，大骂被服厂的负责人，并点名要我父亲站起来亮丑。父亲当时觉得自己很委屈，站起来很不情愿，态度上也有些抵触，彭老总气得大叫：“你他妈的，死了那么多人，丢了那么多东西，你还不服？老子今天要好好教训你！”说着，解开皮带就要开打，多亏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的周玉成在一旁抱住了彭老总，并且说：“老葛是个老表，从长征过来的……”彭老总接着骂：“老表怎么的？那么多江西好汉突围时都死了，他怎么剩下了？！”父亲听了，满脸泪水，紧咬牙关，委屈和愤怒在胸中熊熊燃烧，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就大声喊道：“让我上前线！让我上前线！看看战场上谁是孬种？！”
父亲的喊声把在场的人都感动了，大家纷纷说：“我们搞后勤也不是情愿的，我们也想上前线直接跟鬼子干！”
彭老总见大家情绪强烈，也就罢了。后来他听人解释了当时的情况，知道是错怪了我父亲，就不再追究了，但也没有道歉，。
后来，父亲得到了一批好布料，周玉成让父亲去给彭老总量一身衣服，可父亲坚决不肯去，还是彭老总自己找上门来，点名就要我父亲给他做，二人谁也不说话，父亲噘着嘴给彭老总量了身材，做好后又让别人给他送了过去。听说彭老总穿了以后说了声：“手艺不错！”
值得一书的是，“文革”中，有人听说他在太行山时被彭老总整过，就要他写检举揭发彭老总的材料，要他为自己讨清白。可父亲却说，那时是那时，人家也是在气头上发火，跟反党根本不沾边，我不能写！
搞专案的人遇到了这样的“倔主儿”也干没辙，只好作罢。
抢占东北，父亲成了好管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做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父亲随同杨立山等人参加了由彭真、李富春等率领的先遣纵队，从山西、经张家口、通辽到达哈尔滨。父亲任东北政府供销经理部保管科长，杨立山任供销经理部主任。他们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大量的物资，什么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应有尽有。杨立山相信父亲的诚实和细致，把重任交给了他，每天从各处没收来的物资都要在他那里登记上账，他是东北人民政府接收伪满物资的第一关。可以说，所有物资，他说有就是有，说没有就是没有了，而父亲兢兢业业地做好了所有工作。
父亲的敬业和忠厚，赢得了在一起工作的一位东北女大学生的好感。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因为在中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加之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她改名更姓，和几位同学怀揣手榴弹，从几百里外的县城，乘坐冰爬犁来到哈尔滨，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经过短暂的学习后，她被分配到供销经理部做文书。此时，她的好感也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于是父亲开始追求她。可是父亲没有文化，不知怎样表白，于是就委托一位要好的战友戈江叔叔代替他写情书。戈江叔叔是父亲的生死兄弟，他用一支生花妙笔，把母亲感动得心旌神摇，很快便和父亲坠入了爱河。可等到结婚时母亲才知道，父亲几乎一个大字不识，那些书信是父亲委托别人代写的。此时，腹有诗书的母亲感到自己受了欺骗，难道就这样与一个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大老粗”相伴终生？父亲也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除了好言相劝，还同意解除他们的婚姻，并当众向母亲赔礼道歉。父亲诚恳的举动再次打动了母亲，加上父亲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诚实、善良、忠厚，让母亲感到这是一个可以终生信赖和依托的人。于是，母亲也就认命了。从此以后，母亲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荣辱与共，直到父亲病重卧床，她一人整整守护四个春秋，为父亲送终。母亲常说：“你父亲是一个难得的忠厚人，我跟他一点也不后悔！”
后来父亲随东北局机关迁入沈阳。由于他是被装方面的专家，于是被任命为东北局军需生产管理局局长兼任东北的第一个军用被服厂三0一厂厂长。
当时正值全国刚刚解放，抗美援朝战火又起，父亲他们日以继夜地赶制军服送往朝鲜战场。父亲懂管理，会经营，把被服厂这个破烂摊子管理得井井有条，他还善于发挥技术骨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结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在父亲的领导下，工厂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其中有一位叫姜万寿的，还是全国劳模，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是父亲亲自为他披红戴花。
那时的父亲，工作岗位在东北局政府，但行政关系还属于军队。抗美援朝临近尾声时，父亲又调回部队。此时，已经成立了东北军区，他回来时部队的军需领导岗位已经配满，于是他被安排到军需部，当了一名正部级的副部长，仍然分管被装工作。
首次授衔，因“死性”与将星错失交臂
到了1955年，全军开始酝酿授衔。按照当时的规定，正师职军官授予少将是选升，就是在同职级中按一定比例选授。父亲资历老，在同级别军官中排在前面。于是，他和其他3名正师职干部一起被列为授予少将的选升对象，据说他们还一起量了将军服，就等着正式授衔戴将军牌子了。
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也成了父亲一生的逆转。
时任东北军区的一位领导是刚刚从朝鲜战场打仗回来的功臣，挟一身战功，威风赫赫。他带一个工作组下部队检查工作时，父亲作为机关二级部长也随同前往。当工作组最后一站到达长春时，那位领导受到当地政府之邀，一连逗留数日，天天参加宴请。父亲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加上对这些应酬之类从来就十分反感，不仅从不去参加，反倒私下说了一些怪话。有人打了小报告，那位领导听了心里不快，倒也没有说什么，只管自己“放松”。后来父亲等不急了，就找了托辞一个人先期回沈阳了。当夜，父亲接到军区电话，说那位领导听说军区被装仓库里有几件缴获的日本水獭大衣，他已经答应送给那些地方同志了，要父亲马上办理手续，派人送到长春。父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原来那些水獭大衣，是他在哈尔滨从日本商人那里没收来的，他把它们看成了宝贝。虽然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留着用，但也没想过要用它做什么，只觉得那东西珍贵，是公家的，舍不得派用场。“可你怎么刚刚回来，就盯上了这些东西，还要送给那些人？”父亲怎么也想不通。他手拿电话，气得直哆嗦，应付着说：“我找找看吧！”放下电话，他就开始骂娘，忘了人家是刚刚归国的功臣。
母亲在一旁劝他，东西不是你的，人家是顶头上司，又是战争功臣，你千万不能顶撞人家！
父亲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把从战场归来看得很淡；，再说，“仗是战士们打的，他远在后方指挥，有什么了不起？放着工作不管，整天在那花天酒地，还要把公家的东西白白送人，不行！坚决不行！豁出我这个部长不当了，我也不答应！”
军区再来电话，他干脆就说东西丢了，正在查。
后来，上面又传来那位领导的口信儿：“你要是再不办，回去就撤了你！”
“他妈的！老子也是二万五千里走出来的，我怕个鸟！”
他连夜给军区党委写报告，说明情况，又找到自己的上级、时任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周玉成。
周部长一听，连夜找到我父亲说：“老伙计，你干嘛那么较真？不就几件破大衣吗？我早就想把它处理了，留在那里谁都惦记。现在军区领导要，你不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父亲刚直地说：“我说不行，谁说也不行！这是违背原则的事，他要敢撤了我，我就上中央军委去告他！”
也许是父亲的强硬态度，让那位领导也感到棘手，也许是人家大人大量没有与他一般计较，反正那位领导最后到底没有把大衣送成，也没有撤了父亲，但回到机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选升将军的名单里将我父亲的名字轻轻划掉。
父亲1955年首次授衔为大校。
同期的人开始都十分诧异，后来听说了此事，也就理解了，有的还嗔怪父亲不自量力。而父亲，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再后来，父亲被调整到另一个他完全陌生的部门——油料部当部长。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油料，但父亲十分注意尊重和发挥下属专业干部的积极性，与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父亲在油料部的工作并不吃力，反而有一种愉快和轻松感。
也许是歪打正着，父亲是出名的抠门，组织上让他管油是选对了人。
那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地方上油料吃紧，许多老同事，甚至是战场上救过父亲的战友，纷纷找上门来救援：“把你的油桶让我刮刮底子，就够我用的了！”但遭到父亲断然拒绝：“油底子也是公家的！”
“公家的”，在父亲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无比神圣！
父亲的倔强，当然不入“潮流”。而这时了解他的老上级杨立山英年早逝，老部长周玉成也调到了北京高就。
周玉成临走时曾经征求过我父亲的意见，问他是否想调到北京总部。可父亲看到自己已经有了6个孩子，家里离不开他，就婉言谢绝了老首长的好意。
过早“靠边”让他手足无措
“文革”开始前，部队又一次整编，父亲不幸患上了肾结石，这个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的病，当时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得不到北京就医，期间因为输血反应（父亲后来查明是RH阴性，系小血种，对一般血型有输血反应，而当时却无法查明）差点丢掉性命。回来后，军区机关整编结束，父亲所在的油料部和车船部统一合并为运输部，原先的车船部长留任为新的部长，父亲则没有了实际岗位，连从北京回到沈阳时的接站车都是运输部派的。
那位新任部长其实也是一位老资格，他早年参加了共产党，是我党派入东北军做兵运工作的，有文化，这样的条件，其实比父亲要优越得多，加上人家也非常会处事，父亲到家的当晚他就光临寒舍，进了门就先喊：“大嫂，来碗水！”我母亲措手不及，再说家里也没有好菜叶，可人家却端起茶缸，倒下半碗开水，又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兑了点凉的，一古脑喝个净光，既显得亲热随和，又显得豪气大度。他的举动让我母亲对这个老乡十分佩服，也让心怀愠怒的父亲哭笑不得。他大大方方地对父亲说：“这个部长我压根不想干，可是你老兄不在呀，没办法，我先替你顶上了，等过几天你身体好了，我再腾给你！”他说得那样真诚，让心眼实在的父亲信以为真。父亲转怒为喜，随之还给他提了几点要求，说你这个老弟先干着也行，但有几条你得听我的，我的哪个哪个人你不能动，我的哪些哪些家底你不能动，还有得给我配个秘书，你们开会研究的事、上头的文件你都得送来给我看！”俨然是一个“摄政王”的架式，而人家那位部长，却连连点头称是：“你放心，老兄，这个部长我当就是你当，你说的事我全办！”两人唠得好不热乎，短短十几分钟，把父亲摩挲得舒舒服服。临了，他还嘱咐随同来的办公室主任：“老部长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你派人送些大米豆油！”母亲听了也不住地夸赞：“这个部长可真会做工作，真有水平！”
在后来的几天里，父亲凡接触到来看望他的老领导、老战友时，也不无自豪地说：“人家新部长对我可尊重了，说了，他就是替我顶几天，我身体一恢复，他就给我腾位置……”知情的人，无不在笑父亲。
事实也是，这位新上任的部长在接管了油料部之后，果然把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只是根本没有听父亲那一套，什么哪些人不能动，哪些家底不能动，他都统统重新“洗牌”。父亲听说后起初还去机关找过他，他满口解释，这个是上面定的，他顶不住，那个是干部本人申请的，种种托词，把父亲也弄得莫名其妙。然后人家又是派车送，又是给带大米豆油，父亲也就按下不提了。终于有一次，父亲听说这位部长动用了军区多年攒下的油料，他火了，径直找到了后勤首长，可那位首长听了，却不以为然，反而策略地把父亲批评了一顿，意思是你既然休息了，就不应该参与那么多工作的事，不要总干涉现职领导的工作。
父亲从那时才知道，自己竟是“休息了！”
那个年代，党和军队的退休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许多老干部都是一直干到“生命最后一息”，而让父亲“休息”，他当然想不通。
当时他才52岁。
无奈的晚年，他保持着秉性不改
父亲过早地进入了休闲生活，他的晚年是在一种寂寞、无奈和不忿中度过的。
“文革”开始的几年，，他的是非标准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和谁作斗争。
他文化水平不高，却始终在努力学习，天天看报纸、读《毛选》，甚至响应号召，读《费尔巴哈》《哥达纲领批判》，可肯定是学不懂，也弄不通的。
他一心想重新工作，一直觉得自己稀里糊涂地被拿下，心有不甘。他在家写了不少信，给军区，给军委，给中央。可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大批的老干部都靠边了，哪还有他的位置？
父亲耿直了一生，到晚年仍壮心不已。党的事业、原则、纪律，像灌了铅一样在脑子里从不走形。
他是长征从开始到结束一步不落的“长征人”。
当听说有个领导原来不是红军，但根据工作时间“找”回了“红军”身份时，他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他！”
父亲首次授衔就是大校，整整12年，没有调过一衔。1965年在“减薪定级”时，组织上让他在晋升九级、副军职和少将中做一个选择时，他考虑到家庭儿女多、负担重，就选择了工资最高的“九级”。
而后来有文件规定，如果“文革”前是副军职或者是少将的，只要占一条。就可以享受副兵团待遇，可以配车，配公务员，而父亲那时的九级，只是当时多拿了三十几元钱而已。
父亲到了晚年，因为行动不便，非常希望能有一台专车，也希望能有一个公务员照顾他，可他始终没有享受到。
他去世后，干休所的老干部们联名上书，拿他说事，举例说有一个老红军，因为没有专车上街被撞，无人照料，生活艰难等，不久，凡是正军职的、或红军时期的老干部，都配上了专车，而父亲那时已长眠于九泉。
父亲曾经多次被邀请去为学校、企业做传统报告，可他却不能像别的人那样讲得活灵活现，而是讲得很枯燥和零乱。有人要他把自己的伤疤展示给大家看、并说出他的精彩故事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我参加红军以前的事，比起别人差远了！”“我就是因为自己有了手艺，才没有一直在前线，不然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
后来，组织者实在没法，就把父亲的材料整理出来，让一个会讲演的干部代讲，父亲在一旁听。结果父亲不是插话纠正，就是在最后加上一句“那说得不是我”，弄得人家好不尴尬。
父亲的秉性无法更改。他不会吹牛，也容不得别人拿他吹牛。
有这样一件事反映出父亲的性格。那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时，父亲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给毛主席量身做棉衣。时值中央红军决定在直罗镇对尾随的国民党部队打一个阻击战。父亲去的时候，毛主席刚刚组织开完作战会议，墙上挂满了地图，桌子上还有好多烟头。因为战事紧张，父亲不敢多说话，匆匆为主席量完身材就离开了。战斗结束后，父亲把做好的衣服给主席送去，看着毛主席穿得合适，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段往事，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被人整理收集到一本革命回忆录里，文章的题目是《我在吴起镇见到了毛主席》。毛泽东主席逝世后，《辽宁大学学报》《辽宁日报》等也相继刊登过。
这段经历是父亲引以为骄傲的，但他却很少提起。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兴起了征集党史的热潮，许多单位相继成立了党史征集部门，积极“抢救”老同志的有关党史资料。父亲单位的党史办，早就把父亲的那篇文章进行了改写，可党史办的同志似乎还嫌不够分量。当时有一张流传较广的照片，是毛主席1937年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上，毛主席扳着手指在做指示，身上穿的棉衣已经落了补丁。他们分析，我父亲为毛主席做棉衣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进行直罗镇战役期间，那就应该是1935年11月。而按照时间推算，这套棉衣应该就是由我父亲亲手缝制的！如果是这样，那我父亲为毛主席做棉衣的这段经历就更加有影响力，党史征集工作也可以借这张照片获得更大的影响，甚至是填补了一项空白。
于是，党史办的同志拿着那张照片找到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够确认这套棉衣就是他当年亲手做的。可是，父亲却用毫不动摇的语气坚定地说：“我不知道！”“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记得？”
党史办的同志再三启发，并从暗示到明侃说，其实毛主席在那个条件下，是不可能一年做一套棉衣的，况且照片上的这套棉衣明明已经很旧了，应该是穿了两到三年的样子，正好和你做棉衣的时间吻合。再说，你是中央红军的缝纫班长，好多中央领导的衣服都是出自你手，现在你只要一确认，这就是历史事实了，也不会有人再去考证……
父亲听到这些，竟然发了脾气。他说，“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历史的事怎么能瞎编呢？”党史办的同志看到老爷子如
党史办的同志找到我父亲，启发我父亲 如此较真，只好悻悻地走了。好多年之后确认这套棉衣是他缝制的，可我父亲坚定地说：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记得？” 他 们不无钦佩地说：“你老父亲可是真认真。其实他当时只要认定了，那就是史实了！不过，他的诚实劲儿也真让人佩服！”
父亲：不可复制的一代人
父亲在赋闲的那些年，始终保持着严格的生活规律，他每天5点起床，然后出去散步，6点半之前回来，一边洗漱一边听新闻广播，到了7点会准时关掉收音机开始吃早饭。饭后他如果没有外出活动，一般就独自在屋里看书看报，很少出来走动。我记得他和母亲那时十分喜欢读浩然写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是我从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他细心地用报纸包上了皮，曾经多次在上夸奖作者写得好。后来电影《金光大道》拍成了电影，他也去看了好几遍。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样的情结。
中午他要求按时吃饭，即使星期天也要吃三顿。午饭后，他会在藤制躺椅上休息片刻，那时全家人是不许大声喧哗和走动的，一旦把他吵醒就会很不高兴。下午他有时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到街上转转，晚上也是要开饭，吃过饭后，如果有条件就和邻居打一会扑克，到了8点还是要听各地联播的新闻广播，晚上一般在10点左右就寝，这个规律基本是“雷打不动”的。
父亲的衰老是从一次脚气感染开始的。他的脚趾得了嵌指甲，过去在沈阳时经常要找人修脚，可到了县城哪有修脚的人呢？于是他就经常自己抠，结果造成了脚气感染，最后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他不得已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据我观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开始变懒了，他间或开始睡懒觉。不久，他又得了胆结石（父亲原先得的是肾结石，医生说他是结石体质，结果这个传统传给了我，后来我也得过肾结石），又到大连做了胆摘除手术。再后来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经常有心绞痛发作。我家迁回沈阳后，父亲可能因为心情好了一些，早上开始外出散步，为了空气好，他会起得很早，可从家到南湖公园的路上车水马龙，有一天他不幸被自行车撞倒，造成股骨骨折，于是又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这几次折腾，让父亲的生物钟混乱了。我想也是他后来运动减少，造成神经系统衰弱、大脑萎缩的重要原因。
父亲的晚年是在执拗、寂寞和不忿中度过的。他的几个好朋友都是当年在工作岗位上比他职务高的老战友，有后来成为正兵团级的曹德连伯伯（就是当年在红军长征路上为毛主席找到“陕北有红军”报纸的那位红军侦察连指导员）、副兵团级的石瑛伯伯，他们对父亲很了解，也知道他的苦闷，他们经常邀他去打麻将。父亲手中有一副十分珍贵的小麻将牌，也足以让他们非常希望父亲能够加入，因为在当时那副麻将牌弥足珍贵。后来听说，由于父亲反应迟钝，经常出错牌和“诈和”，惹得那些夫人们都不愿意带父亲玩了，可那些伯伯们却很能迁就，这使父亲的晚年有了寄托，从这一点讲我一直心存感激。
父亲的一生跟定了共产党，跟定了毛泽东。我客观地想过，父亲并不一定有多高的觉悟，他的选择和千千万万中国工农大众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样，都是认可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怀抱着一个追求幸福、向往自由的朴素愿望。
共产党是他终生的组织，是依靠；毛泽东和毛泽东们——那些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老革命家，是他的信仰，是心中的神。
父亲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他们忠心耿耿地走完了自己无愧的一生，他们的生命中注满了民族精神中最基本、最厚重的元素——忠义、善良、淳朴、刚直、勤俭，还有无私。
他和他的那些同辈们，是不可复制的一代人。这些人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国家、民族。他们无怨无悔，正如习近平同志引用的诗句那样：“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正是共产党员人的品质。
2018年1月8日
附： 1954年父亲的一段讲话
同志们：
我奉组织上的决定调去学习很快就要久别，刚才李付（副）局长说是欢送我，实在不敢担当，只能说是向大家最后的交代和告别。我虽然和大家一直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在同志们的感情上建立了一些，但是我觉得非常惭愧（的）是不但没有很好的给大家各方的提高，而是由于我领导上的错误，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希望大家要很好的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认真的在实际工作中去改进。
因此，对今后的工作提一点意见：
军需生产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减少（了）任务，有些人员不好处理，但是军需生产的重要性丝毫也没有减轻，相反的是加重了，因为过去大部（分）是采取供给制的经营方式，今后是一定要做到真正的企业化经营，要建设完全适合国防军队的需要，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有任何想法认为今后军需生产不重要了。
困难是一定会有的。毛主席指示说革命者就是生活在和困难作斗争（之中），只要我们解决思想问题，学习接受教训，是可以改正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怕的是我们不承认错误和看不到错误，这样当然不会改正工作上思想上所存在的错误，那么困难也就不会去想办法克服。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个人英雄，好汉只有经过党的教育的同志们的帮助，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才能出现英雄。
（这是我从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上找到的，虽然没有更多思想火花，但足能够看得出父亲时代的质朴和纯真，现在这样口吻的领导讲话可能已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