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椅上的搪瓷缸冒着热气，孙子举着遥控器喊 “开始了” 时，我手背上的青筋猛地跳了跳。电视里，长安街的晨光淌在地砖上，金晃晃的，像刚熬好的小米粥。受阅的队伍踩着正步过来，靴跟砸地的 “咚咚” 声，震得茶几上的茉莉花瓣簌簌落，一片粘在我手背上，凉丝丝的。

“爷爷，他们的枪咋没刺刀？” 小家伙的手指在屏幕上划。我没应声，眼跟前却浮起另一支队伍 ——1949 年秋，爹揣着半截枪托站在西柏坡，枪膛里的锈能刮下半斤，刺刀却磨得亮，他总说 “见了敌人，这玩意儿比子弹省事儿”。他寄来的照片早发脆了，土坯墙的缝里长着草，他站在最边儿，军装的补丁比天上的星星密，豁了的门牙在照片里闪，倒比谁都笑得欢。

正步声越来越近，海军方阵的白浪花肩章一闪，我忽然想起 1953 年的二柱。他从朝鲜回来时，裤腿卷着，膝盖上的疤像条没褪净的红蚯蚓。“在鸭绿江泡了三天，军装烂得像破渔网，” 他蹲在打谷场抽烟，烟锅子磕得石碾子邦邦响，“举着旗冲锋时，那破布片子倒比啥都威风。班长把命丢在那儿了，就为了娃们能看着干净的旗。”

空中梯队掠过时，孙子拍着沙发喊 “像大雁”。我摸出老花镜，镜片上的划痕晃得人眼晕 —— 那是 1966 年修水渠时，飞石崩的。那会儿工地上的广播天天唱《东方红》，我们光膀子挑土，号子声惊飞了半山腰的雀儿。有人念叨 “啥时候咱有自己的飞机”，老书记拄着镢头笑：“等渠通了，日子甜了，飞机能从咱头顶排队过。”

装备方阵开过来时，孙子跟着解说员念型号，奶声奶气的。我盯着那辆迷彩装甲车，想起 1978 年在县城见的发电机卡车。车斗里的 “铁家伙” 嗡嗡转，全村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二婶子踮着脚喊 “能顶十头驴拉磨”。那天我骑着新买的 “永久”，驮着媳妇去公社领结婚证，路上遇着军车，她攥着我衣角说：“啥时候咱村也铺柏油路，让军车能开到家门前。”

标兵的枪刺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像冬里没化的雪。我摸了摸孙子的头，他头发软乎乎的，像春天刚冒芽的草。这娃生在新世纪，分不清糜子和谷子，却会指着国旗唱国歌，把零花钱塞进捐款箱时，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就像爹当年想不着，他那半截枪托，如今能变成这么齐整的队伍；二柱也见不着，他守过的山岗上，飞机正排着队飞过。

2008 年奥运那会儿，我在鸟巢外守通信线路。夜里的风凉飕飕的，线杆上的灯泡晃啊晃，像天上的星。有回线路出了岔子，我爬上去修，低头看见场里的人浪翻成海，红旗在浪尖上飘，忽然觉得手里的钳子都攥得更紧了。

2009 年阅兵，我还在长安街的通信车里。车窗外，受阅的兵踢着正步，脚底板砸在地上，震得车窗玻璃嗡嗡响。我摸着电台的按钮，指腹全是汗 —— 就怕哪句话传晚了，耽误了这大日子。

礼炮响起来时，窗台上的茉莉又落了片花瓣，正好掉在搪瓷缸沿上。今年的新茶泡得浓，抿一口，苦津津的，咽下去却回甘。倒想起爹当年喝的苦丁子，泡在粗瓷碗里，涩得人咧嘴；二柱揣在怀里的炒面，干得能呛出泪；修水渠时啃的窝头，剌得嗓子生疼。那些滋味混在茶里，倒品出点甜来。

队伍还在往前走，一步是一步的实诚，像爹当年种的麦子，一棵挨一棵，齐整整的。孙子仰着头问：“他们要走到哪儿去？” 我指着天边亮起来的地方说：“走到咱吃过的苦里，也走到你没见过的甜里。” 风从纱窗钻进来，掀动茶几上的老照片，爹在土坯墙前笑，豁着的门牙闪着光，倒跟电视里受阅的兵一个样。

看完阅兵，带孙子去巷口买油条。老李的油锅 “滋啦” 响，金黄的泡泡滚得欢，像极了电视里的五角星。阳光把影子拉得老长，孙子踩着我的影子蹦，说要 “学解放军走路”。我忽然觉得，长安街的正步，早踩着咱巷子里的晨光走过来了 —— 在油条的热气里，在娃的笑声里，在每一步踏实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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