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新开的拉面馆,白汽漫出来时,我正走过。牛骨混着蒜苗的香,像只手拽着胳膊肘——这一下,就回了1993年的兰州站。
那年秋凉得早,父亲攥着站台票,纸边被汗浸得发卷。进了小吃铺,铁皮桌的锈迹像泼翻的墨,他摸出兜里的钱,指尖在票子边缘磨了又磨,才对师傅说:“两碗二细。”他看我的眼神,像揣着块热红薯,想递又舍不得:“到了新疆,怕吃不上这口了。”
师傅的白围裙油亮得反光,面团“啪”地甩在案板上,震得桌上的醋瓶跳了跳。他胳膊抡得像老风车,面在手里转着圈,忽一下扯开,银线似的落进滚汤。父亲盯着那面,喉结滑了滑——我知道,他兜里的钱,刚够两张去乌鲁木齐的硬座,这两碗面,是从牙缝里抠出的甜。
面端上来,红油在汤上画着圈。我挑一筷子就往嘴里送,烫得直伸舌头。父亲嘴角扯了扯,眼角的纹挤成一道沟,粗糙的手掌悬在我嘴边,像搭了个小凉棚:“慢些,裹着汤吃才够味。”他碗里的蒜苗,被他捏着根须,一根根拈到我碗里,自己碗里只剩清汤漂着油花。
窗外的绿皮火车“呜——”地叫着驶过,桌子跟着打颤,煤烟味从窗缝钻进来,却盖不过面香。我趴在桌上呼噜噜吃,冷不丁抢过父亲碗里最后一根面,他笑着拍我后脑勺,掌心的茧子蹭得我脖子痒。
如今坐在新馆子里,师傅正把面团甩得“啪”响,胳膊抡起来的弧度,和当年兰州站的师傅分毫不差。他往碗里舀汤,撒蒜苗,最后舀一勺辣子,沿碗边转半圈,红油便晕开,像我记忆里那朵没谢的花。
“二细,多放蒜苗。”我说。
第一口汤下肚,眼眶忽然潮了。不是烫的,是那股糊香裹着暖,和父亲悬在我嘴边的手掌温度,严丝合缝地对上了。面咬开时,麦芯的甜在舌尖炸开,像当年趴在铁皮桌上,抢父亲那根面时的踏实。
“师傅,您这辣子搁了花椒?”
他正揉面,手背的青筋鼓着,头也不抬:“武都的花椒,油烧到冒烟才泼——祖传的,差一点都不对味!”擀面杖敲案板,“咚咚”声里,我仿佛看见兰州站的师傅也这么敲,把日子的实诚,全敲进了面团里。
面快吃完时,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冲进来,拽着师傅的围裙喊“”“要毛细!像爷爷拉的那样细!”师傅手上的面忽然就软了,拉得比蚕丝还亮,在灯下晃啊晃。这场景,像老照片活了——当年我也拽着父亲的衣角,盯着师傅手里的面,觉得那是天底下最神的魔术。
离开时,窗户上的白汽凝着水珠,像谁没擦干的泪。三十年风,把兰州站的铁皮桌吹锈了,把父亲的头发吹白了,可面团甩案板的“啪”声、辣子油的红、蒜苗的香,一点没变。
原来有些东西,比光阴犟。比如师傅揉面时手腕转的圈,比如辣子泼进汤里的那股冲劲,比如藏在面里的,父亲手掌的温度——它们在时光里煮着,越煮越浓,暖得人心里亮堂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