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到1943年年初,文峰游击大队在运河北岸基本上站住了脚。石头楼山套以及周围的文峰山区,由完全的敌占区变为隐蔽的游击区。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妄图以残暴的统治碾碎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涝坡村,这个原本宁静祥和的小村落,也未能逃脱战争的阴霾,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斗争之中。
战斗前夕,涝坡村还沉浸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里。村民们耕种着土地,守护着家园,然而,他们不知道,危险正悄然逼近。日本侵略者听闻涝坡村潜藏着抗日力量的风声,妄图一举将其扑灭,于是纠集了大批兵力,向着这个毫无防备的村庄疾驰而来。
当侵略者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宁静瞬间被打破。尖利的警报声划破长空,村民们从劳作与休憩中惊起,眼中满是恐惧与坚毅。
文峰游击队在运北工委和老红军干部李明和大队长的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在涝坡村和十倍的敌人整整打了一天,不仅自己没有受损失,而且还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毙、伤日伪军30余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击溃了敌人的包围,获得了战斗的辉煌胜利。
运北局面的初步打开和涝坡战斗的胜利,给抗日军民以很大的鼓舞;但另一方面也使文峰游击大队的某些干部产生了骄傲麻痹情绪。只看到敌人战斗弱的一点,而忽视了他们凶恶残忍的一面,对于形势的认识,双方力量的估计不够清醒,以致后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943年阴历4月24日,文峰游击大队接受运北工委的指示:“发动群众,争取伪政权,武装保卫麦收。”文峰二队在副政委兼二队指导员张允峙的带领下,来到了曹庄乡公所,做争取两面政权的工作,要伪乡长配合文峰游击大队搞好麦收,对付敌人抢粮。此时,运北工委书记刘亦夫兼任大队政委。
副政委张允峙与伪乡长谈过话,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二队决定住在沙路口村。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个村处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距离伪军据点多则十里,近则五里。二队分两部分,张允峙带一部分人住在东圩子,副指导员姚兴华带领十几个战士住在西圩子。该村有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叫郑良才,投靠日寇当了汉奸。当他得知文峰二队住在该村时,认为升官发财、报效主子的时机到了,立刻赶到韩庄,把文峰二队住在沙路口一事向伪军头子张来余报告,张来余听后立即带领众伪军向沙路口扑来。
二流子郑良才的存在,文峰大队开始遭殃,一场灭顶之灾悄无声息地逼近文峰大队第二分队。
沙路口村分为东西两个圩子,共有几十户人家,是个小村子。村北靠阴山,南连京杭大运河,东通峄城,西临津浦铁路,翻过铁路就是微山湖。当时,韩庄是土匪“山东剿共总司令”张来余和“国民党第五十纵队副司令”刘毅生的反共老巢。他们在韩庄重重设卡,从北到南设了十三个据点。
25日拂晓,文峰二队巡逻的哨兵发现了伪军正向沙路口开来,当即向张允峙、姚兴华报告。经他二人研究,决定迎击敌人,战前做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一面组织该村的群众转移,一面作战斗准备,不一会全村群众就撤出了村。
这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住在该村西围子的二队就与敌人接上了火。战斗开始,对我有利,战士们英勇杀敌,还得了敌人的轻机枪一挺。因此,指战员利用屋角、围墙作掩护,愈战愈勇,以致忘了是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打仗。
战斗一打响,沙路口周围的古邵、文堆、曹庄、周营、金陵寺等据点的伪军倾巢出动,集合奔向沙路口增援张来余的伪军部队。临城的日寇也得到消息,向沙路口出动,一齐向二队进攻。此时,沙路口的东圩子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张允峙也与敌人交上了火。
兵力悬殊太大,敌人超过文峰二队35倍,达1000余人,将沙路口严密包围。敌人有一百多挺机枪,整个沙路口村战火弥漫,硝烟滚滚。
中午时分,曹庄区区长孙景芬、财粮助理员姚佩仲、战士刘忠贤、姚大成,还有几个同志都牺牲了。姚兴华同志看到战士伤亡太大,只好带领剩下的几位同志撤出西围子。
下午两点钟左右,张允峙带领几个战士开始向北面石头楼文峰山方向突围,姚兴华同志组织火力掩护,没走多远,张允峙率领的几个战士就都牺牲在麦地里,第一次突围失败。
这时,每个战士手里只有三排子弹了。下午四点多钟,班长王金柱、王厚阔,部分战士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子弹打光了,敌人一窝蜂似的拥上来,战士与敌人展开肉搏,拼打起来,终因寡不敌众,1名战士被俘,其余8名战士全部牺牲。
从早上八点多钟一直打到下午五点钟,九个多小时水米未进。虽然战士们无所畏惧,奋勇拚杀,但由于敌众我寡,又无援军,而且子弹也打光了,大部分同志相继牺牲。
二队队长姚兴华见伤亡太大,准备带领剩下的几名同志撤到东围子,但此时沙路口村周围布满了敌人。
天近黄昏时,敌人对文峰二队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二队这时仅剩下7人,姚兴华同志因腿部受重伤流血过多,不能战斗,但是仍然拖着伤腿艰难的向村外爬去。实在爬不动了,姚兴华即刻转向村头一家的老乡家里爬去,他爬到老乡的锅屋里,用麦秸把自己盖住。他手里紧握着仅剩两颗子弹的匣子枪,心里盘算着,只要敌人接近,先干掉一个,另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宁可饮弹自尽,也决不当俘虏。老乡眼见姚兴华腿部负重伤不能行动,连忙用瓦缸把他罩住,才侥幸未被进村清剿的敌人发现。余下的6名战士在副队长薛三同志的指挥下再次突围,当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过,突围的战士们再也没有动静了,周围是死亡一般的寂静。
下午五点半左右,敌人撤走了,并抓去了我游击队一些突围而没有成功的同志,其中王金柱、韩静中、王金克都是共产党员。这三位同志被张来余押到韩庄,严刑拷打,他们宁死不屈,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晚上,赶来增援的我运河支队到达沙路口村时,战斗已经结束,伪军都已撤走。在清理战场时,又在村子东南的一片空地上发现了一些未能突围的战士遗体。
除了身负重伤被藏在缸底的姚兴华一人幸存外,中共运北工委组织部长、文峰游击大队副政委兼二队指导员张允峙、曹庄区区长孙景芬、二队正副队长薛永才、薛永贵兄弟俩等27名同志英勇牺牲。
当运北的人民群众得知我文峰游击队28位英雄在沙路口村壮烈牺牲的消息后,都十分悲痛,不约而同地举行了悼念烈士的活动。中共峄县政府参议长、爱国诗人孙倚亭填写了一阙《蝶恋花》,来深切悼念在沙路口战斗中牺牲的张允峙等烈士。
“日寇疯狂如豺虎,顽伪嚣张,遍地人民苦。灵秀湖山钟儿女,少年领袖称英武,惩伪反顽保桑梓。丑类阴谋,一旦倾天柱,烈士三十同日死,乡人衔痛泪如雨。”
沙路口村战斗结束后,向敌人告密的汉奸郑良才很快被我峄县县委派人抓获并就地正法。这个汉奸郑良才命该他绝,说来也巧,我峄县县委派遣武工队员人抓捕他,这小子一股气跑到韩庄伪军据点,眼看就要进入据点大门,这时候再不能抓住他,就让他跑掉再也抓不回来了,情急之下,锄奸队员掏出匝子枪,精准击毙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为民除害,也为死难的二十八位烈士报了仇。
同时,运北工委决定派遣孙承楫和马景标两人再到曹庄地区开展工作。在敌占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白手起家,很快又组织起了20余人的游击队,继续坚持曹庄地区的抗日斗争。
解放战争胜利后,在沙路口村围剿我游击队员的首恶、双手沾满我抗日军民鲜血的刽子手张来余混迹于上海,在准备逃往台湾时被原运河支队二营营长、时任华东警卫团参谋长的丁瑞庭发现,当即将其抓捕归案,与张来勋等首恶分子一起被我峄县人民政府依法枪决,告慰了在沙路口村壮烈牺牲的28位烈士的英灵。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迟早与迟晚。时间一到,正义的枪声终会射向罪恶。
“沙路口惨案”是继“巨梁桥惨案”之后,运河支队军史上又一次较大的军事惨案。昔有巨梁桥二十八位烈士血染巨梁桥,后有文峰大队二十八位同志命悬沙路口,历史就是这么惊人的爱折腾,它让运河支队这支传奇性的革命队伍更加磨难,它的未来之路更加崎岖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