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唯一获授八路军衔的外籍女士

　　被杨虎城夜邀入官邸，被鲁迅临终嘱托，被沈钧儒认定儿媳，被毛泽东追问儿子长相，被朱德追认同窗，被李德全笑称中国最有名的“蒙古大夫”之一，被宋庆龄补发第一号聘书，被周恩来授予八路军少校军衔，成为我军史上第一也是唯一授衔的外籍女士。她，便是“嫁给革命的中国”的王安娜。

　　一、逃脱纳粹魔掌

　　王安娜于1907年出生在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两次因反纳粹被捕、嫁给中共党员王炳南，这是她于1936年2月来华之前的人生经历——出发数天，盖世太保闯进她家搜捕；几乎同时，她随王炳南在莫斯科见到一些中国人。

　　“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王安娜在《嫁给革命的中国》（2009.9　三联书店再版；1980.5　中文版名《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如此记述。她虽非党内同志并不清楚详情，但意识到“可能对炳南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正是历史关头的1936年，他们要去的是风云诡谲的西安。

　（左起母亲、王安娜、姨母、弟弟、王炳南）

　　抵达当晚，王炳南正在与久别的家人叙旧，数名官兵拍门而入，传达简单明了的军令：“杨将军要和你们两位立即见面。”

　　杨将军便是杨虎城，王炳南于1929年留洋正是得到他的资助，背景是当时21岁的王炳南已有3年党龄，因被特务机构关注被迫出国避险，但并未停止革命活动，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

　　据王安娜回忆，在离开柏林之前，王炳南曾与留德的同志分析，杨虎城可能出于不信任拒绝见他，毕竟七年未见，且在德国的相关活动不可能不会传到国内，因此在官兵深夜登门传令时，王炳南与王安娜心生不安之感。

　　不过，王安娜的公公王宝珊却很坦然，虽然他已从歃血兄弟杨虎城的朋友圈隐退，但流传于世的“虎（杨虎城）不离山（王宝珊）”情谊尚在。王安娜在书中有记：“公公微笑着对炳南说，杨将军只不过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你的太太罢了。”要知道，她是西安的第一个外国媳妇。

　　（王炳南　王安娜）

　　在官邸除了客套话，王炳南主要在与杨虎城争论一件事，尚不通中文的王安娜大致能明白，杨虎城担心她刚到中国不习惯，坚持让他们住进西京宾馆并拿出费用，却被王炳南再三拒绝。

　　“杨不通文墨。”王安娜如此记道，“对他的秘书们提出的所谓各种计划全都签名同意。就这样，在执行计划的名义下，各种巧立名目支出的金钱，都被那些狡猾的家伙中饱私囊了。杨当然不是那么愚蠢看不透那一伙人的诡计……炳南却从来没有占过杨的一文钱，也没有利用过他的关系，这大概是杨对炳南抱有明显的好感和敬重的理由之一吧。”

　　这是1936年4月，王安娜没有记录夜访杨虎城的具体日期，但正史有载，周恩来于同月9日受邀赴肤施（即延安，当时由东北军控制）面见张学良；上月4日，张学良已在洛川面见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龙潭三杰”之一李克农。

　　更早些，也就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初，曾派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面见杨虎城，杨虎城通过南汉宸确认后与红军建立了联系，不过，若举事还需看实力更强的张学良。王炳南夫妇抵达西安正是酝酿事变的关键时刻，但表面上依然风平浪静。

　　王安娜首次见到张学良，是在杨虎城官邸举办的晚宴上。“因为他喜欢说英语，所以我破例地被邀作陪。”王安娜回忆道。后来，她的语言天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　杨虎城）

　　作为杨虎城的临时翻译，王安娜还接待了两名美国人，便是记者埃德加·斯诺、医生马海德，此时是1936年6月，他们与半年后的事变没有关系，此行只是经宋庆龄介绍去找红军，为了顺利通过西北军防区前来拜会杨虎城。

　　其实，斯诺持有原德共中央委员、后入美国籍的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写给王安娜的介绍信，但在仍处敌对状态的西安，斯诺并未告知真实目的——马海德留在延安成为中共党员，斯诺写出著名的《西行漫记》。王安娜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回忆：“后来，我们常常笑着谈起这一段捉迷藏游戏，因为当时不只是斯诺，炳南也和红军在西安的密使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插说几句：王安娜无疑深度介入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到几乎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不过即便王炳南直言建议，她也没有入党，直至1955年返回故乡，可称是站在历史中心的旁观者，其叙事视角也就与他人不同。

　　初到西安的王安娜堪称惬意，主要是她的博士学位以及认真练习中国书法，得到公公王宝珊的认可与尊重，特意吩咐家人不要为琐事打扰，并允许她与男士同桌就餐。后来，途经西安的马海德对王炳南的病情给出静养建议，加之她已有身孕，杨虎城便强邀他们住进自己的新宅，结果闹出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

　　那是搬入新居后，王安娜自行布置的房间获得好评。“我被大家公认为室内设计师，而且竟然要接受客户的委托，我的第一个客户是杨将军。”然而，由于必然的外出采买导致误会，乃至一名美国记者专门致信，王安娜记道：“他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作为中国军阀的妾是如何生活的，并答应给我优厚的稿酬。”

　　可见当年信息的闭塞程度，以及谣传的速度与力度。进一步而言，在国民党故意混淆视听之下，红军的形象只能眼见为实了。

　　二、伪造身份入狱

　　时至中秋节两天后，也就是1936年10月3日，王安娜随王炳南启程去往上海，以与在那里治病的杨虎城会合。

　　同一天，据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1986.9　中国新闻出版社）一书有记，张学良主动在西安官邸接受她的采访，因为“少帅的回答同蒋介石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后经外媒发表“差点儿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

　　至于杨虎城远赴上海治病的原因，王安娜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有记，那是得到张学良御用外国牙医的建议，实际上，“到上海他可以比较容易和思想一致的抗日人士建立联系”。正是在杨虎城举办的宴会上，王安娜结识了救国会会长沈钧儒，并得知他的二儿媳是德国人，目前随在西安工作的丈夫住在那里。后事待续。

　　（王安娜（前右一）　沈钧儒（前右三））

　　在杨虎城离开上海后，待产的王安娜搬出前者包下的疗养院，新租处恰在宋庆龄住宅附近。后事待续。

　　1936年10月上旬，王安娜专程去拜访鲁迅。“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不过，鲁迅仍耐心解答有关作品的问题。王安娜有记，当得知她正在将《祝福》翻译成德文后，“他极力鼓励我，并希望我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绍给西方”，并且“希望我务必再来一次，以便给我介绍那些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我的翻译对象”。

　　然而，鲁迅在当月19日与世长辞，同日王安娜诞下儿子王黎明。有说“黎明”之名取自鲁迅逝于清晨，其实王安娜在书中有述并无关联。不过，她确实由此与左翼作家结下不解之缘，包括民国才女、红色女谍关露。后事待续。

　　（关露）

　　王安娜儿子刚出满月的1936年11月22日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7名救国会创立者，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史称“七君子事件”。由于引发广泛关注与抗议，七君子于12月5日被押往苏州，规定只有近亲才能探视。

　　王安娜得知消息后（王炳南已被杨虎城电召返回西安），便前往苏州冒充沈钧儒的儿媳入狱探视。她在书中有记：“六名囚犯（史良被关在女牢未见）高兴得要跳起来，高声叫着‘哈罗’来迎接我。”就这样，她将外面的消息传进去，又将里面的情况带出来，并通过一名相识的美国记者予以报道。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在当天发布的全国通电中，明列八项抗日救国政治主张，第三条便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据称，在南京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果夫、陈立夫叫嚣立即枪毙七君子，被冯玉祥出言劝止，但仍以勾结张学良、杨虎城策动“西安事变”为由，于14日宣布禁止七君子接见任何人。

　　事变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告终，但余波未平，包括中央军继续陈兵施压、东北军内斗剑拔弩张、西北军离隙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安娜依然带着儿子闯过道道关卡回到西安，时间是1936年12月31日。

　　三、从三原到延安

　　1937年1月，王安娜告别家人前往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驻地，发出邀请的是史沫特莱，两人相识于事变后的西安，只因南京政府仍在严密封锁消息，在王炳南的邀请下，唯二身处西安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贝特兰（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之《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通过电台对外广播以示正听，返回西安的王安娜也加入其中。

　　插说几句：泾阳县云阳镇地处三原县城以西约10公里，三原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原籍，也是从西安到延安的必经之地。在事变时，红军推进到云阳镇驻防，但诸多著述记为“三原”；在事变后，杨虎城、王炳南到三原县城暂住，王安娜携子搬入沈钧儒的儿媳家中，也就是曾被她冒充的德籍儿媳。

　　（王安娜与幼子）

　　在云阳，王安娜初次见到红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并记录如下：

　　“营养不良，使他们（红军官兵）的眼睛溃烂红肿，肺结核也在蔓延，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到冬季制服，到处可以听到重浊而厉害的咳嗽声；

　　“他们已习惯了忍饥挨饿，一碗玉米饭加上一些卷心菜，对他们来说就是珍馐美肴了；

　　“不论是在队伍行进中，还是在站队的时候，红军战士都唱着雄壮的进行曲、深沉的思乡曲和他们遥远故乡的民歌。”

　　王安娜从红军驻地返回不久，发生了东北军内斗的“二二事件”，中央军趁机于1937年2月4日进驻西安，事变才算真正平息，但事态依然混乱。

　　一天，她听到沈钧儒儿媳在呼喝，原来有一群士兵闯进院中抢夺晾晒的衣物。“我们这两个鼻子高高的外国人，一个红发，一个金发，用他们全然不懂的外国话高声叫骂……他们大吃一惊，赶紧把‘战利品’扔在地上了。我们乘势追出，把他们赶到门外。”

　　此前，也就是王安娜从上海返回途中，虽然沿路军警对带着婴儿的她颇为客气，但不论在中央军还是东北军的防区，她亲眼见到其他旅客被强行勒索；在抵达西安后，她得知事变当晚，西北军士兵闯入史沫特莱的房间，将贵重物品悉数掠走。

　　正是有了初步对比就愈加好奇，加之《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金·（Victor Keen）从延安带回的见闻，尤其又收到史沫特莱发出的邀请，恰美国合众社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与翻译吴光伟要去延安，王安娜便毫不犹豫地一同出发了，时间是1937年3月初。

　　（毛泽东　厄尔·利夫　朱德　吴光伟）

　　在途中，王安娜记下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只因厄尔·利夫一直在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苦思冥想，甚至非常认真地向她征求意见：“埃德加·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我的书就叫《苏维埃月下的爱情》，怎么样？”

　　难怪他后来成为世界最早期的狗仔队，并因抓拍玛丽莲·梦露名声大噪。也可见，当年世界对红军及中国革命有多么不了解，幸而还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等，以及后来参与对外联络宣传工作的王安娜。

　　当然，厄尔·利夫的摄影技术及敬业精神可称一流，不仅在延安拍摄大量照片，而且还真写了一本书，由上海光明书局于1937年11月出版，定名《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

　　相比而言，王安娜算是真正的游客，加之已为人母，再穿上史沫特莱借给的红军制服，所到之处非常不见外地轻松，以至毛泽东首次见面就追问她儿子的长相。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对话提及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因指挥失当在遵义会议被收回决策权，但仍受到尊重与优待。“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王安娜如此记道。由于厄尔？利夫挤占了马海德的窑洞，马海德就搬到李德的窑洞，王安娜、史沫特莱经常到访，受到李德的热情款待。

　　相比而言，两个月后抵达延安的海伦·斯诺，因为任务在身必然会深度采访，“李德竟怒气冲冲地朝我咆哮起来。”她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写道。

　　（王安娜（右二）　史沫特莱（右一））

　　除了李德，在延安会说德语的还有红军之父朱德，这让王安娜大吃一惊，交谈才知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期，他曾留住德国五年时间，直至参加革命活动被捕遣送回国。巧合的是，两人先后被关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

　　“我被捕时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分子，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朱德说，“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

　　王安娜还见到曾在西安近在咫尺却未谋面的周恩来，此时的她，绝想不到后来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后事待续。

　　在当时的延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分散各地的领导人几乎齐聚于此，一是研讨战略方向，二是进行战前休整。因此，王安娜得以逐一拜访。

　　然而，王安娜接到王炳南的电报，让她速归要去上海。就在整理行装时，“一位能说流利的德语的青年来访，他请求我替他带一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王安娜记道，“他微笑着说，母亲现在根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和她通音讯了。”

　　这位青年名叫廖承志，母亲便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四、被迫使用“洋偏方”

　　王安娜返回西安才知，去上海是为了送杨虎城赴海外考察，她明白“这是当权者让自己不喜欢的人离开要职的便利方法”。原本杨虎城让王炳南陪同出国，王炳南予以谢绝了，但承诺在上海等其回国。

　　就这样，王安娜再次来到上海，先带着廖承志的家书面见何香凝，后经何香凝介绍结识了宋庆龄。此时的她，绝想不到后来会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之下。后事待续。

　　杨虎城于1937年6月被迫出国，7月爆发“七七事变”，8月便是“淞沪会战”，王炳南随之参与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

　　至于王安娜，她因抗战获得第一份社会工作，即在杜月笙出资并任会长的宣传委员会中，负责向国外和在中国的外国人“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活动”。期间，她陪同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调查上海工业的损失情况，以至发起旨在支援抗战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路易·艾黎　王安娜　埃德加·斯诺）

　　时至1938年7月，日军发起武汉会战很快逼近九江，作为战时首都的汉口岌岌可危，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就在那里，王炳南也在那里。

　　“不知道是炳南还是周恩来，终于同意我去汉口。”王安娜记道。她的大部分物品只能留在上海家中，托付给此前受邀入住的关露。后事待续。

　　因战场阻隔，王安娜不得不转道香港，顺便拜会刚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的宋庆龄，并成为该同盟一员。她还见到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及他的母亲何香凝。

　　来到汉口，王安娜加入红十字会，主要职责是向保卫中国同盟通报相关事项，只因后者负责向海内外募集抗战物资，前者负责具体落实。同时，她继续履行上海那个宣传委员会交办的事项。

　　王炳南也是身兼数职，包括周恩来的参谋、杨虎城的代理人、救国会的成员。“他与各个阵营的人都有接触，使我也受惠不少。”王安娜记道。

　　为了向宋庆龄汇报更详尽的情况，王安娜加入一个前线考察小组，成员除了史沫特莱等，还有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后事待续。

　　从前线归来，王安娜已对战局发展更加清楚，只得忍痛将儿子及保姆送上去往西安的列车，她则留下继续参与抗战工作，直至被通知走水路撤往重庆，却在第二天遭到敌机轰炸，不仅汽船被炸沉，还死伤100余人。

　　汽船是八路军办事处租用的，但临行硬挤上50余名无关人员，即便名单上的乘客也是不同单位，包括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就在大家茫然无措时，“龙潭三杰”之一、历经长征的李克农站了出来，他首先要求所有人交出现金统一使用，接着划分8个小组并指定负责人，最后决定先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然而，有人提出就地安置伤员，尤其是那5名需要上担架的重伤员，被李克农当即否决了。

　　可是，当地农民已被强行“拉夫”拉怕了，在数度遭到冷遇乃至回避后，李克农决定带着王安娜先行进村，找到管事人先拉家常，再提“洋太太”落难需要帮助，最后商定租船的价钱。

　　（王安娜（右一）乘船撤往长沙途中）

　　全体80余人分乘10艘小木船一事办妥，照顾伤员的重任就落在王安娜、琼·尤恩（《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翻译为“简·尤恩”）的肩上，后者是与白求恩一同来中国的专业护士，此前曾到过延安，还曾在八路军第120师救治伤员，但从未面对如此缺医少药的情况。

　　王安娜的“洋偏方”就登场了，她让伤员咀嚼甘蔗补充葡萄糖，直到看见甘蔗就恶心；为了预防感冒，她要求每人每晚喝一杯白酒，战士们怕违反军纪予以拒绝，那就请李克农下令；她还提议给重伤员使用鸦片疗法，一向果断的李克农犹豫了，在召开小组负责人会议后才实施。

　　正是因为伤员“伤势恢复很快，没有出现并发症”，并且“11月的天气越来越凉，但没有人患重病”，尤其是得到专业护士琼·尤恩的认可，这让王安娜颇为自豪与自信，甚至后来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她认真地向尼赫鲁（1947年～1964年任印度总理）推广饮酒疗法。对此，尼赫鲁没有从圣雄甘地倡导禁酒的角度反驳，而是说：“假若有一半人你没有给他们喝酒的话，你的论证才能成立。也许不喝酒的人也没有得病！”

　　王安娜在书中没有记述她的回应，以及对尼赫鲁的话是否认同。不过，她有记新中国卫生部第一任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当面笑称她是中国最有名的“蒙古大夫”之一。可见此事流传之广（当时被迫接受“洋偏方”的诸多人后来身居要职），也可见当年缺医少药之严重，而王安娜为此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洋偏方”。后事待续。

　　（尼赫鲁（前中）叶剑英（前右一）王安娜（后中）王炳南（后左一））

　　续说他们抵达长沙后，王安娜记道：“非常激动的周恩来欢迎我们一行时，用双手一一拥抱每个人。我未想到，周恩来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控制自己的人，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在查看问候每一个人后，周恩来痛心地说：“在这三个月中，我失去了三名副官。”

　　不仅有日寇造成的损失，就在王安娜一行抵达长沙当晚，也就是1938年11月12日，惊慌失措的国民党长沙驻军奉命放火烧城，史称“文夕大火”“长沙大火”。八路军办事处的哨兵发现情况喝止未果，得到报告的周恩来立即命令号兵，沿街吹号唤醒毫不知情的居民。

　　“要计算有多少死者是很困难的，有人说死了两千，也有人说是两万。”王安娜记道。

　　五、辗转在敌友之间

　　一行人从长沙经衡阳到桂林，提前抵达的周恩来交给王安娜一项任务，只因保卫中国同盟从国外募集的医疗物资已到，可是接收人员严重不足。“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宋庆龄）的忙。”周恩来说。

　　可是，王安娜最后一次到香港时，被海关告知须有英国签证，她只有已经过期的中国护照，而且是经苏联来到中国。要知道，史沫特莱因为去过苏联被刁难许久。“我不能像琼·尤恩小姐那样直接飞往香港。”王安娜说。

　　这种事当然难不倒周恩来，他委托边防警备司令李将军顺路将王安娜带到龙州，那里在广州沦陷后成为重要的出入境口岸。有了李将军的帮助，她顺利办理了护照延期手续，并拿到法国领事馆的入境许可，因为她要经法国控制的越南，再到英国控制的香港。

　　抵达香港后，王安娜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转赴上海。

　　在上海，王安娜又遇见琼·尤恩，并从她那里了解如何应对日本人的盘查等。准备回国的琼·尤恩说：“我真羡慕你还能回到八路军中间去，我是想回去的，但我无法战胜对炸弹的恐惧。”

　　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中，王安娜没有记述琼·尤恩的后来。其实，她与王安娜见面时确实要回国，但此后在史沫特莱的邀请下，她从上海押运医疗物资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接着培训医务人员至1939年6月离开，后于1987年在加拿大病逝，安葬在河北唐县白求恩墓一侧，碑刻“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此外，她的父亲曾是加共领导人之一。

　　（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

　　在上海家中，王安娜见到此前留住的关露。

　　关于关露，在中国文坛，她是创作电影名曲《春天里》、翻译高尔基名作《海燕》的民国才女；在不知情的人眼中，她是由左翼作家蜕变的女汉奸；在电视剧《风声》中，她是潜伏在汪伪大特务李士群身边的红色女谍；在王安娜的书中，“她的心肠太软，每受人请托，总不愿说个不字。”

　　那是去年王安娜奔赴汉口后，关露不忍拒绝接入一个朋友，可是，朋友又将自己的亲戚朋友带入，可怜巴巴的关露就被挤到阁楼，恼火的王安娜通过杜月笙才将“占领者”请走。

　　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中，王安娜并未表明是否知道关露的真实身份。按照时间来看，关露不久后奉命赴香港面见潘汉年，受领策反李士群的秘密任务返回上海，她应该仍住在王安娜家中，至少持有家门钥匙直至抗战胜利，王安娜随宋庆龄返回上海才知道，让关露重点保管的物品被日本警察搜查没收了，“关露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不过，关露并未讲明被搜查是否与她有关。

　　于此必须要说，不论自称“无法战胜对炸弹的恐惧”的琼·尤恩，还是被视为“心肠太软”的关露，均在冒着生命危险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前者展现的是国际主义精神，后者体现的是抗日民族大义。不论在硝烟战场，还是隐蔽战线，像她们一样看似柔弱乃至懦弱的巾帼英雄不胜枚举，借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上海，王安娜还见到“我们家的老朋友”、曾在德国留学的日本人K博士，他自称目前是“陆军的御用商人”，在交谈中主动邀请王安娜去日本旅游，可以冒用其德籍弟媳的护照，实际乘坐的是大型军用飞机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中，王安娜记下当时自己的想法：“亲眼看看日本，了解一下战争对日本国内有何影响，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从日本归来，王安娜告别关露去往香港，随即奉宋庆龄指示赶赴越南。

　　据宋庆龄于1950年补发的第一号聘书，王安娜于1938年11月1日始担任运输组主任。显然，补发的任职日期是回忆有误，因为当时王安娜正在从汉口撤往长沙途中，不过“运输组主任”肯定无误，见下文。

　　（宋庆龄补发给王安娜的第一号聘书）

　　数周前，国际援助的医疗物资已运抵越南海防港，但散漫的法国海关人员迟迟不办理通关手续。不过，能讲法语的王安娜自然会受到礼遇，尤其多数海关人员来自法国德语区的亚尔萨斯，算是半个老乡，结果在其他收货人（多数只会英语）羡慕的目光中，王安娜押运车队奔向中越边境，这里的海关人员也是多来自亚尔萨斯，自然就顺利出境。至于中国海关，有边防警备司令李将军关照就无需赘言了。

　　王安娜因此名声广传，各种请托纷至沓来，包括红十字会、中央银行、广西驻军等。此后数周，她往返中越之间，直至完成宋庆龄交付的任务。

　　刚飞抵重庆，王安娜又被周恩来布置任务，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的医药物资。

　　“我会让八路军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周恩来说，“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由此，王安娜成为我军史上第一也是唯一授衔的外籍女士。

　　有趣的是，她的八路军少校身份和洋人长相，屡屡让贵州负责盘查的驻军、警察大吃一惊，然后礼送过关。烦恼的是，负责陪同的八路军干部为了节省开支，专挑相对便宜的旅社住宿，她每晚不得不与猖狂横行的老鼠斗智斗勇。

　　刚返回重庆，王安娜接到宋庆龄的来信，主要在催问保卫中国同盟在华北前线的相关计划。

　　为此，加之国民党已开始对共产党辖下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王安娜于1939年6月紧急启程，北上穿越日军封锁线，抵达中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聂荣臻将军大约40岁，是个沉静的人，他用法语和我谈话。”王安娜记道，“他对我说，他曾在巴黎学化学。他和周恩来、陈毅以及其他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

　　在隐身山村的国际和平医院，王安娜见到白求恩大夫。

　　“我们缺少最必要的器材。”白求恩大夫说，“还缺少X光透视机、输血设备，其他各种医药用品也少得可怜。”

　　（宋庆龄（前中）、王安娜（前左一）查验抗战物资）

　　即便如此，王安娜在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中，仍高度赞扬了晋察冀边区的医护工作。

　　“他们通过实验来确定当地的中草药有哪些是有用的。数量较少的药品从沦陷区的城市购买，并通过前线悄悄运进来，大量的绷带和医药用品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同时，王安娜还以亲眼所见进行对比，“在南方的前线，伤病员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带着伤行军，有的就在路边倒毙。想到这种可怕的情景，我就不能不感到国际和平医院——这所简陋然而是清洁的农村野战医院是出色的。”

　　数月后，白求恩大夫不幸去世，国际和平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

　　回首整整一年间，王安娜从上海到汉口、长沙、桂林、香港再回上海，除了短暂的日本之行，又到香港、越南、重庆、贵阳直至晋察冀边区，可称一直在徒步、骑马、搭车、坐船、乘飞机之中，有时甚至是在炮火之下，不辞辛苦不惧危险地为抗日前线急需的医药物资奔波，乃至直接参与救治伤员，并亲眼目睹国共双方对待伤病员的不同态度。这是1938年～1939年。

　　跃进到1942年，史迪威正式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王安娜与他聊起四年前一同考察武汉会战前线，史迪威抱怨道：“那时候，我们批评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而现在，士兵们还没有上前线便像苍蝇一样毫无价值地死掉了。”

　　史迪威的下属也在抱怨：“我们为了改善军队的健康状况，给驻守云南的师增加了配给口粮，并分给他们一些美国药品，但军官们却把这些粮食和药品弄到黑市上卖掉了。他们用白粉造的药片来冒充奎宁，而在这个地区，死于疟疾的人比被日军杀掉的还多，但他们竟然敢这样干！”

　　（蒋介石　宋美龄　史迪威）

　　上述被史迪威特别关照的“驻守云南的师”显然是中国驻缅远征军，号称当时国民党辖下军官素质与武器装备最好的军队，其将领罗卓英、孙立人、郑洞国、戴安澜等曾因参加武汉会战而获勋，率部出国远征更是被载入史册，可是，那些“还没有上前线便像苍蝇一样毫无价值地死掉了”的士兵们呢？

　　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直接表达不满之下，屡屡抗命的史迪威被美国总统罗斯福解职召回。

　　六、摆脱不掉的“影子”

　　回到1940年，也就是王安娜走访晋察冀边区之后，国民党愈加对共产党辖下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

　　对此，宋庆龄既清楚又无奈，她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是政府阻止这些医药用品的输送。家丑不可外扬，难道我们能够对外国朋友说明这个情况吗？不过，就连英国救援机构的成员都被政府阻挡不让通过封锁线，我怎么还能瞒得住呢？”

　　保卫中国同盟原本规定要派员全程押运物资到前线，此后只能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即可，而且整体规模被迫缩减，不仅源于被封锁，还因国民党政府成立同类机构进行“抢单”。

　　即便如此，宋庆龄仍对王安娜叮嘱道：“你在重庆对保卫中国同盟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与八路军保持联系，需要有个人把华北医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

　　直至抗战胜利，王安娜再未离开重庆（因晋察冀边区之行，她仅有的中国护照被国民党变相没收），工作生活也相对平稳，唯二的打扰是日机轰炸和特务监视，尤其是后者。

　（王安娜（左二）周恩来（左三）王炳南（左四））

　　王安娜一家并未住在被重点监视的八路军办事处，而是与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王安娜曾冒充其德籍儿媳入狱探视）、沙千里合租在旧市区外，在沙千里搬走后，著名作家茅盾迁入，他们均有救国会的背景，且与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有着密切关联

　　先说民盟之所以在1941年3月成立，只因不同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于1月6日挑起“皖南事变”产生同样的忧虑，进而“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

　　最为忧虑与愤慨的是周恩来，为了打破信息封锁以正视听，他不仅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且在事发第二天，他通过王炳南约见王安娜布置任务：“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

　　国民党方面也在紧急外交，声称仅是单纯的军纪处分问题，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就是据此而成。

　　恰与王安娜相识、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长的埃文斯·卡尔逊（另见发表于银河阅读网的《战斗在晋察冀的“洋八路”》《“毛选”的那个外国记者》）再次访华，他在得知“皖南事变”真相后，随即返回美国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同时，王安娜登门面见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凯尔爵士，后者随即约请周恩来到住所了解详情。王安娜没有记述或是不知情，凯尔爵士在不久后，即1941年2月14日，秘密安排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英国使馆与周恩来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有史家认为是“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

　　此后，美英两国向国民党政府表达严重关切，甚至威胁要暂停对华援助，苏联也表明了关切态度。3月6日，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公开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虽然“剿共的军事”必须有所收敛，但不意味着不会变相打压，甚至变本加厉，包括兼具搜证与干扰功用的跟踪监视。

　　“我们家受到特务的特别注意，在‘皖南事变’之后，更为明显。”王安娜记道。

　　前文有讲，王安娜、沈钧儒、沙千里（后茅盾）三家合租一处。由于住房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不便抵近监视，加之他们每个人都被特务机构安排了“影子”，有些访客也会带来“影子”，特务机构竟然就近开了一个茶馆。

　　（王安娜　宋庆龄）

　　“当我们之中某一个人出门，他的‘影子’便开始跟踪。”王安娜记道。

　　其实，久而久之已成形影不离的熟人，但彼此心照不宣地保持着距离，只有少数脾气不好或心烦了，才会回头斥责或臭骂几句。然而，与众不同的王安娜见既然摆脱不掉，她索性反向追逐，最终把“影子”堵在一个死胡同，主动劝说对方不必躲躲闪闪，从此在离开其他特务的视线后，两人便边走边聊。

　　两个星期后，由于“引起了双方阵营的异常愤怒”，王安娜被“炳南狠狠地批评了我”，她的“影子”也被特务机构调走了。不过，她后来偶遇那个“影子”，仍友好地打招呼并得知他正在跟踪一位教授。

　　行文至此，王安娜的好胜心、责任心与办事能力已无需赘言，不过，有一件周恩来亲自交办的任务没能完成。

　　那是1942年10月，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林彪奉命到重庆参与谈判，其中一项是恢复因“皖南事变”被撤销的新四军番号，可想而知会非常困难与漫长。

　　“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写字台前研究专业文献，并为军官和战士写作训练教科书。”王安娜记道。早在1937年到访延安期间，她见过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第一印象是“看起来更像一个有点羞涩的二十来岁的学生”。

　　一天，周恩来对王安娜说：“医生让他要多活动。安娜，你来教他跳舞吧。”

　　王安娜记道：“我必须一开始用图形来解释舞步和旋律，而他就像解决战略上的问题一样，对此仔细进行研究。”然而，经过一番理论联系实践之后，结果则是“他称自己的跳舞姿势像拉洋车”。

（周恩来（后中）　董必武（右一）　李德全（前左二）王炳南（前左一）　王安娜（前左三））

　　回到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攻打香港，宋庆龄乘坐最后一架航班撤离。此后，她在重庆的住所就成为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起初的工作人员只有王安娜、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

　　为了筹集抗战物资，她们推出剧演，也为流落在重庆的艺术家们找到出路；举办慈善舞会，也为百无聊赖的外国人和躁动不安的美军官兵提供一个交流放松的场合。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接待来访的国外名流，包括前文有记的尼赫鲁，以及居里夫人、海明威等。

　　终于抗战胜利了，王安娜却要与王炳南分手，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手。她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有记：“或许，我们重新恢复夫妇关系确是没有希望的了。”

　（王安娜（右一））

　　有说与关露有关，有说与她的日本之行有关。不过，王安娜在书中给出原因：“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须皈依他的信念，也就是说，必须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指责我，说我太无政府主义，说我不管对党有利还是不利，都把坚持己见看成是当然的权利。”

　　就这样，王安娜一人追随宋庆龄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

　　由于《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的主要时段是1936年至1945年，也就没有记述在北京期间的经历。不过，王安娜有一张与周恩来、董必武、李德全、王炳南等人的合影，拍摄于1950年。

　　还有一张1951年拍摄的合影，看背景应该是雍和宫，王安娜当时身穿解放军军服，虽然没有标识身份的胸标，仍能表明她虽然没有入党，虽然与王炳南分手，但政治处境未受影响，也没有出现个人矛盾。

　　1955年，王安娜启程回国定居，在柏林洪堡大学讲授中国与亚洲史；1964年，《嫁给革命的中国》（原名《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在当年的西德出版，这意味向西方展现红色中国的勇气与使命感；1979年，受邀来华的王安娜再访西安与延安。

　　1989年7月17日，王安娜因病逝世，享年82岁。

资料来源：

1.王安娜（德国）《嫁给革命的中国》 三联书店 2009.9 再版 （原名《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三联书店 1980.5）

2.海伦·斯诺（美国）《我在中国的岁月》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6.9 

3.伯纳德·托马斯（美国）《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7

4.迪克·威尔逊（英国）《周恩来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4

5.刘家泉 《宋庆龄传》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8.10

6.配图：除“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为本文作者拍摄，其他分别来自《嫁给革命的中国》书中配图及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