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抗日战争中的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临危受命去天津，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临危受命中原局书记，力挽狂澜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及时向中央提出正确建议，临危受命新四军政委领导重建新四军，经过三年血与火的淬炼，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任务，使华北、华中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两支抗日武装形成合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流砥柱。1942年3月19日在回延安途中顺道解决“山东问题”，指导晋冀鲁豫抗日战争。在1943年3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抗日战争，筹备召开中共“七大”。
一、临危受命建立华北统一战线
1929年6月，刘少奇临危受命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沈阳、哈尔滨、长春、锦州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富有远见地选调杨靖宇、赵尚志、刘伯刚等到中央特科培训后补充东北党组织加强工、农、兵、学运动领导，白山黑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源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组织沪西罢工，团结工农兵学商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临危受命去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担当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重任。刘少奇在满洲省委的任职经历，为领导华北抗日战争积累了经验。
1、主持北方抗战，重建党的组织
刘少奇和中央红军走过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服从中央决定临危受命化名胡服去华北，与关中特委书记贾托夫、组织部长张德生、渭北工委统战委员谈国帆，女红军谢飞一道，从子长县瓦窑堡启程前往北方局所在地天津惠兴德裁缝铺（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对华北地区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并向北方局党组织及河北省委阐明形势、任务与党的政策，制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方针，注重党的理论武装与思想引领，先后以陶尚行、吕文、刘湘、KV笔名在《火线》《自由评论》《生活日报》《星期增刊》《长城》《作家》《国防》等杂志发表《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西安事变的意义及以后的形势》《“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关于北平问题》等文章，[1]旗帜鲜明地宣传团结抗日主张，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影响，认真总结党在国统区工作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抗日救亡。
刘少奇在北方局派李葆华、李铁夫担任北平、天津市委书记，派黎玉重建山东省委担任书记，把支持正确路线并熟悉北方情况、先后在天津和太原担任过市委书记的林枫、彭真等调到北方局工作，加强对河北、山西、山东、绥远、河南、内蒙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领导。根据中央指示，专门派出黄敬等一批学生运动领袖分赴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大城市恢复和重建党组织，还为一批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受到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平反，恢复名誉，安排工作。
2、启动南京谈判，争取联合抗日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通过华北联络局情报系统王世英与南京政府沟通，委派时任北平武装自卫委员会党团宣传部长兼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时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北平市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去南京政府，同蒋介石、陈立夫指派的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谈判，提出六项要求：“一是开放抗日群众活动，给抗日爱国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是由各党派、各阶级、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是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是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并承认合法地位；六是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此次南京谈判虽然只停留在秘密接触阶段无果而终，但对于推动我党提出的国共联合抗日主张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6年6月中央批准北方局，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履行集体手续将关押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监狱的王若飞、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名党员干部营救出狱，随后派往华北各地加强抗战领导，使党员队伍迅速发展，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截至1936年底，北方局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000人，占全国十分之一，其中天津党员数量由年初的30人增加到400人，并在农村、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中建立党支部，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抗战形势日趋好转。天津市工人、农民、学生救国联合会纷纷成立，成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北方局在争取阎锡山支持抗战的同时，还动员社会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上层开展统战工作，把工人学生游行队伍打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标语口号改成“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宋哲元、傅作义、张治中等爱国将领纷纷加入抗战阵营，抗战浪潮高涨。8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信刘少奇和河北省委：“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
3、发展西盟会员，建立抗日政权
1936年12月，刘少奇在北方局指示薄一波训练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并规定三大任务：一是广泛进行宣传动员，唤起民众抗战热情；二是发展牺盟会并大量招募会员派往华北县乡；三是推荐爱国热情高、文化基础好的西盟会员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1937年4月至7月，薄一波以西盟会为基础，开始在太原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随后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县成立决死队，组织10个团进行军事训练，各团设立政治部主任并由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政工人员亦由薄一波考察。
1937年7月16日，刘少奇从北平返回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和苏区党代会，会后临危受命前往山西太原重组北方局担任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朱瑞为军事部长，肩负起领导华北抗战责任。1937年10月16日，中央专门向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刘少奇署名陶尚行《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小册子，成为我党的抗日游击战争专著，适时指导了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8月，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的支持，以牺盟会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总队成立大会，计划架构100个团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4月，决死总队一、三纵队与部分华北国民党军合作，配合八路军129师、115师歼敌4000人，收复了18座县城，击退了9路日军进攻。从1938年底开始，在八路军总部帮助下，决死总队进行了“西林整军”并在沁县西林镇主办了三期军政训练班，集中培训排连以上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首长亲自讲课。1939年上半年，决死总队有50个团约50000余人活跃在抗日战场。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刘少奇率领北方局移驻临汾，以帽儿刘村为中心，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16日，刘少奇向中央汇报并指示聂荣臻组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筹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五台山、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管辖华北热河和察哈尔省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辽宁省西部108个县约2500万人，成为我党民主政权雏形，既领导抗日战争，又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革命。
二、挥师东进，发展华中抗日武装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称东南局，刘少奇临危受命中原局书记，去华中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临危受命新四军政委，及时提出应对策略，与陈毅携手领导重建新四军，为华中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创造了“红旗十月满天飞”的喜人局面。
1、渑池铸华章，竹沟小延安
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化名胡服，率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秘书栗在山、副官李拓等一行17人，风尘仆仆离开延安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郭述申、李先念相约，殊途同归奔赴中原局走马上任。11月28日到达渑池，在有洛宁、灵宝、偃师、密县四个中心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写就《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并在豫西特委党员训练班上作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和“中共党史报告”，首次提出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条件，要求全体党员与中央团结一致，携手夺取抗战胜利。1939年1月中旬与彭德怀，带着毛主席给卫立煌的亲笔信，四次同卫立煌、三次同程潜会谈国共协同作战。
刘少奇在唐北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苗清发护送下，1月27日到达泌阳，28日到达竹沟安营扎寨，与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携手创建中原抗日根据地。他多次致电中原局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要求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朱理治、李先念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调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竹沟留守处基干部队，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李先念、陈少敏率部从竹沟南下。竹沟位于豫南桐柏山区腹地，座落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处，东临平汉路，西接大别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的后方、南北战场的枢纽、全国抗日战争前沿阵地。
中原局在竹沟主办了10多期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刘少奇在这里完善并讲授《共产党员的修养》，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了4000多名军事骨干，还创办了中原局印刷厂，主办了《小消息报》《拂晓报》“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春华秋实，红红火火，竹沟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延安”。
3月18日，刘少奇从竹沟返回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中原局和新四军工作，应中宣部长张闻天邀请，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成为延安整风干部必读文件。1939年9月，调徐海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负责护送刘少奇从延安回竹沟。为了通过敌伪封锁线，刘少奇作为徐海东的的中校副官随行：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必须机智，要跟演戏一样，越像越好。徐海东回忆：那些天，我白天当首长，晚上就是小学生了。
2、皖东开新局，苏北卷红旗
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刘少奇预感到山雨欲来，从10月3日起指挥中原局、河南省委机关300多人撤离竹沟。11月4日，随同中原局机关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涡阳县新兴集检阅部队，向彭雪枫司令及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阐述东进意图，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重要讲话，还就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做了周密部署。11月10日深夜，蒋介石密令汤恩伯围剿竹沟，杀害了200多名伤病员和抗战家属，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发生。12月初，刘少奇离开新兴集，经颍阳、正阳关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定远藕塘，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汇合，12月中旬，刘少奇在定远瓦屋薛村召开了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央向华中敌后发展方针，提出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建立抗日根据地。号召新四军冲破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向东发展。会上宣布增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副总指挥徐海东、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为中原局委员，指导创办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为新四军四支队《拂晓报》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1940年1月，中央决定将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统归中原局指挥。随后，刘少奇将黄克诚指挥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彭雪枫指挥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皖东所有八路军部队编入八路军第四、五纵队，协同陈毅、粟裕开辟苏北战场。1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三黄家村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错误口号，确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武装的方针。2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三官村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中原地区“反摩擦、反扫荡、打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进行战略部署。[15]7月8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黄桥改称苏北指挥部。11月10日，中央就统一华中指挥问题致电刘少奇：“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决定在叶挺过江之前，由陈毅代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半塔集保卫战取得胜利后，刘少奇抓住有利时机，号召皖东根据地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指示皖东行政委员会向和张爱萍、刘瑞龙、黄春圃，定远、滁县、凤阳等15个县派遣党员县长，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还在苏北创办了中央党校华中分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江淮大学，成立了工人、农民和苏北文化抗日救国会、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社团组织，出版了《江淮日报》、《老百姓报》、《江淮文化报》、《真理》、《实践》、《淮海报》、《淮海通讯》等报刊，组建了江淮银行，根据地全面发展。
3、重建新四军，热血铸忠魂
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按规定线路北移，行军至安徽泾县林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重兵伏击，苦战七昼夜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官兵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下山交涉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遭遇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刘少奇审时度势调兵谴将化解危机，及时提出“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以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并提出“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的请示。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盐城泰山庙召开，建制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一所华中抗大，9000余人以崭新的面貌驰骋华中苏、鲁、鄂、豫、皖、湘抗日战场。1941年4月27日，刘少奇在盐城召开大会宣布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和军分会，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共9个区党委，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饶漱石、陈毅、曾山为委员。
1941年6月中旬，日军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气势汹汹地调集17000多日军向盐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扑来，刘少奇、陈毅身先士卒指挥华中军民反“扫荡”，为避敌强攻锋芒，“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就近转移至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7月20日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各部队按照刘少奇、陈毅指示“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应以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背动回援再捣虎穴。在一天一夜的反“扫荡”战役中，新四军参战135次，打死打伤日军1932人，击沉日军汽艇13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装备新四军反扫荡。
1941年，新四军各师共作战2391次，缴获枪支2.6万支，打死打伤日寇3.3万多人，俘敌2万多人，迅速形成了以盐城为中心的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地区在内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加上游击区共25万平方公里1500万人。
三、忠诚担当突破封锁返回延安
从1941年初开始，党中央酝酿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检查领导路线和党员思想问题，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和召开中共“七大”作准备。毛主席迫切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工作，一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飞向盐城催促刘少奇回延安。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三年多，党中央交给他“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完成。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单家港召开，华中局委员、根据地负责人及新四军各战略区主官94人参加，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系统总结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九条工作经验，明确了我党今后在华中的基本任务，并在会上宣布中央调他回延安的决定。陈毅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召开的欢送会上声情并茂地说：“少奇同志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这三年，是极不平凡的三年，是腥风血雨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一百多人从阜宁单家港黄河故道启程回延安，
1、情系沂蒙山，走活一盘棋
1942年春，刘少奇在阜宁多次收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电报，要求他回延安并顺道解决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并电告朱瑞：“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助你们检查和解决。”1942年4月上旬，刘少奇一行来到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所在地沂蒙山南麓朱樊村，在此驻扎四个月，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仔细了解实际情况，多次找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谈话，分头召集山东分局班子成员和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渠征求建议，并在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多次召开山东分局和115师联席会议研究干部调配问题，总结工作成绩，分析存在问题，指明前进方向。
为了帮助山东根据地干部统一认识、增进团结、形成合力，从4月26日起，刘少奇分期分批地有针对性地向根据地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论党内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八个报告，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群众工作方面及时帮助山东分局和115师排忧解难，迅速扭转了山东根据地被动局面。山东根据地既存在机构设置缺陷，又存在八路军115师、山东抗日挺进纵队、山东省委、山东省战工会主要领导人之间政出多门，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猛如虎，根据地，工作被动。
山东农民一方面背负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枷锁，一方面承受抗日战争的重大创伤，生活十分贫困，刘少奇严肃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最危险最严重而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在刘少奇的谆谆教导耐心启发下，山东分局党员干部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服务群众工作规定，组织了200多名机关干部参加群众工作服务团分赴莒南、临沭帮助工作。刘少奇、朱瑞、罗荣桓、黎玉等深入乡村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把身边的秘书、通讯员、机要员、警卫员派去基层帮助工作，减租减息运动风生水起，沂蒙山区抗日热情高涨，《沂蒙颂》家喻户晓：沭河水、沂蒙山，男女老少抗战忙。最后一尺布做军鞋，最后一粒米送军粮。最后一口奶喂伤员，最后一个儿上战场。最后一分钱买武器，最后一滴血保家乡。
刘少奇在山东蹲点四个月时间，经过缜密分析、深入调查、个别谈话、民主协商、会议动员，采取非常举措建立山东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机制，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拓展统一战线，调整领导班子，调朱瑞到中央党校学习并组建炮兵学校，由115师政委罗荣桓兼任山东分局书记，将山东纵队编入115师，山东分局与党政机关合署办公，根据地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评价：“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2、红庙施良策，太行祭英灵
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一行从西朱范村出发，在苏鲁交通线铁道游击队、微山湖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接力护送下，渡过沭河沂河，经过鲁南山区，越过津浦路进入微山湖芦苇荡时，要求湖西地委的同志们要做好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发挥群众抗日积极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加强对微山湖上交通线的控制，树立同敌伪长期斗争的思想。8月中旬离开湖西地区前往冀鲁豫区党委所在地红庙村，这里被誉为“钢铁濮范观、平原小延安”，刘少奇要求张霖之、杨得志等，用敌后武工队的形式改造大刀会、小刀会，化敌为友，联合抗日。他要求党和军队有始有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在红庙村，还认真听取了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军区司令吕振操的汇报，充分肯定并大力支持冀中区发展平原游击战和地道战的做法。
1942年9月中旬，刘少奇一行来到29师所在地涉县赤岸村，专门听取了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腾杨方案”汇报，对根据地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做法高度赞扬。刘少奇在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与彭德怀久别重逢异常兴奋，应邀在北方局干部会上先后三次作《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策问题》《关于华中工作》《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报告。金秋时节清漳河畔太行山枫叶正红，刘少奇专程前往十字岭凭吊抗战英烈，向左权将军纪念碑敬献松枝鲜花，深情吟诵朱德《悼左权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10月上旬，告别洒满烈士鲜血的太行山，踏上新征程。
在阎寨村认真听取太岳区委书记薄一波、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汇报时指出：“地雷战是群众创造的一种突出的斗争形式，对抵御外来侵略者有巨大作用，很值得坚持和推广。”11月下旬，刘少奇经过安泽县沁河庄 来到沁源县涧崖底村停留半月，由晋西南工委书记兼八路军115师洪赵独立支队政委解学恭、支队长赖万芳及地下交通员护送下，从平遥、介休穿越敌占区，通过同蒲铁路、汾河、文水、娄烦、吕梁山去晋绥分局和120师驻地兴县蔡家崖。
3、突破封锁线，历险回延安
为护送刘少奇过封锁线，中央要求沿途各地党组织和军区全力以赴。刘少奇听取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汇报时说：“趁敌人仍在大举‘扫荡’的时候，从他们后面穿插过去。这是个有利的空子，把我们送出去了，也可以减轻军区在反‘扫荡’中的负担。”毕占云担心首长夜行军身体吃不消，准备优化行动方案，刘少奇却说：“革命本来就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谁不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过日子呢？不要把我看得特殊！”毕占云护送刘少奇过封锁线，经常是敌人站岗放哨，他们休息睡觉。敌人从山下过，他们在山上躲；敌人在前村扫荡，他们在后村煮饭；敌人进村搜索，他们涉水过河。
一天，刘少奇一行从平遥县城北五里地越过同蒲铁路时对护送人员说：“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们下决心。”“你只把我的意见作参考，不要动摇你们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们的。”走过敌占区，太岳军区三分区司令杨秀山向刘少奇汇报：“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多名日军在上贤庄埋伏一夜，他们谣传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撤走。”刘少奇听后爽朗地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和我们捉迷藏，敌人总是要输的！”
刘少奇途经苏、鲁、冀、豫、晋、陕，行程3000里，穿越103道封锁线，历时九个月，于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成为他革命生涯的重要节点。毛泽东下令中央机关团年饭改为欢迎刘少奇庆功宴。那一年的延安除夕之夜张灯结彩、灯火通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书记处，刘少奇任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研究局长，这一年他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