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初春，岐阜县的山林间寒意刺骨。来自中国河北省无极县青年苏佩生蜷缩在简陋工棚角落，身上只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劳工服。不远处，镐头撞击岩石的闷响与监工的训斥声交织在一起，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刺耳的声音。他和数百名中国劳工被强行掳至日本，在岐阜县电站工地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这是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苏佩生伯伯生前的痛苦回忆。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和被掳夺到日本受害的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1944年2月的一天凌晨，驻河北无极县呈现村据点的日伪军，突然包围北俱佑村，将睡梦中的全村男女老少都轰了起来，押到村北一块空地上，苏伯伯也被裹在人群中。日军发淫威了，用枪托捣、棍子打、鸣枪恫吓，逼问百姓谁是“土八路”，折腾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出一个“土八路”。鬼子气急败坏地把苏伯伯和十几个青壮年用绳子倒背着手成串捆绑在一起，押解到呈现村据点，囚在一个院子里。

当日上午，一个日军少佐指挥一大群日伪军对他们威逼说：

“快说，谁是村干部？”

“谁是土八路？”

“不供认要统统枪毙！”

但是大家都不吭声。那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少佐把苏佩生伯伯从青年中拖出来吼道：“你是不是八路？”

 “不是！”

 “不说要吃苦的！”

他的话音刚落，就举起手里的鞭子向苏伯伯背和脖子上猛抽，一道道鞭痕流出鲜血。苏伯伯不求饶，一声不吭地怒视着日本兵。鬼子少佐一扬手又上来四个日本兵，把他按倒在地，用根有棱角的长桌腿，为停地棒打，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日本兵见他不语，又把他捆在一个木桩上，撬开他的口，往嘴里灌了两大桶水，肚子顿时成了皮球，苏伯伯两眼发直，几次昏死过去。第二天又用酷刑“老虎凳”“压杆子”来折磨他，痛得死去活来。之后，鬼子把苏伯伯囚在一个木笼里，拖到院墙根一个土坑里，扬言不说实话就活埋，而苏伯伯始终说自己是“良民百姓”。

2月初，苏伯伯被押到石家庄日军“第一训练部”。此处对外称是训练建设“东亚共荣圈”的劳动大军，实际上是日军宪兵队监狱。这里关押着500多人，除少数被俘的中国军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穷苦百姓。他们同囚犯一样，天天关在木板房里，开始不给吃饭，不让睡觉，连说话都不准。没多少日子。大家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每天都有十多个同胞死去，有的劳工还没断气，就被活理了，真是惨不忍睹。

3月下旬，日本宪兵把剩下的300多人押到塘沽，驱赶到一艘日本轮船的大舱里。他们在臭气扑鼻的船舱内，不知在海上漂泊了几天几夜，一天下午，这批所谓的“中国劳工”在日本下关下了船。日本当局对他们强行检疫，把他们的衣物全部烧掉，每人换上一身麻袋片制作的劳动服。后被押送到本州长野县大山区电站工地，开始了艰难痛苦的劳工生活。

据资料记载，从1943年起，日本为弥补战时劳动力短缺，通过“劳务统制”政策，从中国占领区强征大量平民和战俘赴日。仅岐阜县，就有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数千名劳工，被分派到铜矿、水泥厂和木曾谷的铁路工地。

苏伯伯回忆，劳工抵达日本后，人身自由被剥夺，每天被迫从事14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在电站工地上，劳工们光着脚在潮湿的矿道里拖拽矿石，稍有迟缓就会遭到皮鞭抽打，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每天打眼、炸山、抬扛石料，一天三餐吃的是猪狗食，用大米糠掺高粱碾成的“劳工面”蒸的黑窝头，一顿只给三个，一点盐粒也不给，更不用说咸菜了。

工地上，日本工头高田、警察小野每天天不亮，就强迫中国劳工去干活，稍不随意就鞭子抽，棍子打，还骂他们是“亡国奴”，威胁“不好好干活就活埋”。劳工们压着满腔怒火，暗中“磨洋工”，破坏工具、器械。

1945年的日本，属于战争末期，物资匮乏，中国劳工的生存条件更是恶劣到极致。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够维持半饱，冬天没有御寒衣物，许多人因冻饿和疾病倒下。岐阜县木曾郡的一处工地，曾在半个月内有30多名劳工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尸体被随意扔进附近的山谷。

语言不通加剧了绝望。劳工们无法与当地人交流，也无从得知战争局势的变化，只能在监工的监视下机械劳作。有人试图逃跑，被抓回后遭受酷刑，甚至被当众处决以儆效尤。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在深夜里偷偷挖地道、藏干粮，盼着能逃回祖国。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一次，苏伯伯和劳工们进行了集体罢工，后因种种原因罢工失败。警察把他们押到深山沟里，不给饭吃，施用各种酷刑，强迫供出领头人，大家心齐就是宁死不说。警察在山里折腾他们足有两个星期，被折磨死的劳工就有四五十人之多。

1945年1月，鬼子又把苏伯伯和劳工们押到歧阜县格务原修建飞机库，劳动量更重了，吃饭也更困难，有时连米糠窝头都没有，他们饿急了，就到山沟里挖草根充饥。好在这里有农民，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他们都很同情劳工们，趁工头、警察不在时，主动接近他们，不少妇女会写汉字，在地上写：“是不是支那人？”“家有什么人？”劳工们在地上回应：“有父母、妻子、孩子……”他们对中国劳工伸出大拇指，对工头、警察伸出小拇指，以表示对鬼子的憎恨。有时还偷偷找来报纸给劳工看，大家这才知道盟军已对日军开战。后来，由于盟军飞机经常在格务原上空侦察扫射，工头、警察对劳工们管得松了许多。一天，当地一位老人给劳工们送来一张报纸，上面登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劳工们向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抓的人，改善伙食，医治疾病，交出死者骨灰，速遣送中国劳工回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旬，苏伯伯同500多劳工，经过顽强抗争，迫使当地政府妥协，同意劳工回国。苏伯伯和劳工们捧着部分遇难劳工兄弟的骨灰回到祖国，结束了亡国奴生活。回国后，他毅然决然的参加了解放军，投身中国的解放事业。但更多的劳工因疾病、贫困或战乱，永远留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如今，岐阜县瑞浪市的一座山坡上，立着一块小小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碑上的文字，记录着那段被强掳的历史。

苏伯伯是中国劳工的幸存者，他和中国劳工不是“劳务者”，而是战争罪行的受害者，他们的血泪不应被遗忘。这些在战时岐阜县挥洒血汗甚至生命的中国劳工，他们的故事没有荣耀，只有被侵略与压迫的创伤。这段历史，是中日两国关系中无法回避的沉重记忆，时刻警示和平的珍贵。

苏伯伯去逝前曾表示，对日本阜县格务原日本百姓怀着深深的谢意，在他们也同样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照这些举目无亲、身陷囹圄的中国劳工。这充分明了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是永世不会忘记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的一天，日本岐阜县瑞浪市迎来了一场特殊的祭扫行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率领全体馆员和中资机构代表，专程赶到这里，向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侵略的中国劳工表达敬意。面对那个刻满岁月痕迹的遇难者纪念碑，那些刻着年代的老墙、破旧的地下壕、被岁月抚摸泛黄的照片，全体人员对所有殉难的劳工表示深深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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