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讨论制定党的方针、路线、政策，选举党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等重大事项的地方，意义极其重大。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章程及做出的有关决议，都是指导全党会后几年乃至一个时期的行动纲领和思想指南。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之相关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五年举行一次，也可提前或延期。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总共召开过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两次大会的时间间隔来看，最短的不到一年，而最长的则有17年，这就是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到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止的这段时间。

        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局势的复杂多变，尤其是军事斗争形势的严峻紧迫，威胁着党和红军的生存，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把军事斗争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其次，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把全国各地的代表聚到一起也非常之困难，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和时机所致。党中央也有过几次动议和准备，但终因各种原因不得不一再地推迟。尽管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党中央没有因此而减弱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还是通过电台联络或派人去各地，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到各级党组织的，使得地方党的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到大的影响。党中央到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统一全党的思想，已显得非常的必要。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七七事变的发生，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要求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改变过去的一切与之不适应的方针政策，党中央也曾就此动议过要召开党的七大，但由于时局紧急，全党正全力应对战争，无暇顾及其他，只得将七大的召开一再推后，直拖到了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

      党的七大为何被拖延了17年之久，我们不妨对此做一大致的回顾。

      关于召开党的七大，最先还要从米夫来到中国说起。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中国，他以肃清立三路线为名，极力推举王明等人，为了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其能够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他曾提出过要召开中共七大，但由于当时党内反对王明的声音较多，米夫觉得时机尚不成熟，便决定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待王明等人在党内地位巩固之后，再召开七大。于是，他就着手做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1930年12月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让王明等人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权，从此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3月，蒋介石在继去年11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粉碎之后，又集结了二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之后的两年，又连续发动了第三、四、五次围剿。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已经难以立脚，且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也已不足半数。10月，王明看到党中央在上海的形势岌岌可危，便在米夫的举荐下，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在上海的党中央，则在王明未离开上海之前，就已由他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24岁的博古便被指定为负责人。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博古就成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党中央便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和苏区中央局合署，改称中共中央局。同时，在上海组建了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白区工作。这样，原来准备要召开的七大只得就此被搁置了起来。

      为适应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发展，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批评和纠正了党内“左”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的爆发，红军立即改编为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由于党中央在延安相对稳定，暂时不会遭国民党军的进攻，召开七大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就此开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最近时期内”召开党的七大，也初步制定出了会议的日程，并宣布成立了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但会议没有形成文件，程序没有启动。4月14日，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工作时说，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开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派人进行指导。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会议还对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作了若干规定。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这时，蒋介石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日军又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七大的一切筹备工作又被暂时搁置。

      第三次提出召开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是我们党刚刚打退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会议决定一切准备工作要在五一节前完成，五一开会。会议还对七大议程做出决定，只要三个主要报告即可：即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并相应作出三个决议：原定的党章报告并入组织报告，职工报告改为就职工问题作专门讲演，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开始准备报告材料，各种政策条例由政策委员会加紧讨论，编辑成册，作为大会的材料。会议还审查了代表资格，确定了七大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对召开七大做准备工作讨论的最具体的一次。会议的部分代表便在延安等候参加七大，但不久，中央又决定延期召开，这些代表只得返回。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之后，中央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全党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及其他工作再一次被推迟。

      第四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3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此时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了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七大。8月1日，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年底举行七大，并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之后，由于中央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并要求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等，七大又再次被延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历时11个月的会期，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其中1945年3月16日的主席团会议讨论了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出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康生、高岗等16人为七大主席团成员。确定七大的议程为：(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朱德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由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的情况。(三)刘少奇作关于党章问题的报告；(四)任弼时作历史问题的报告；(五)通过其它问题的决议及通电；(六)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共七大开会及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电。1945年3月31日的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的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对日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召开，距党的六大已经过去了17年时间。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一)、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任务；(二)、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三)、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四)、规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提出了党在组织上的任务；(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在经过了1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付出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道路，且在斗争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已经完全能够独立自主，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结果，也是真理逐渐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的结果。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不但领导全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也为后来取得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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