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采集的先民没有多余财产,不需要筑墙。后来人们发明了农业,有了剩余财产,墙便应运而生。
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需要漫长的时光形成,这段时光见证了呼喝与咒骂、石头与棍棒,流血与牺牲。只有围墙能提供稀缺的安全感,稀疏的篱笆、薄薄的土墙、厚重的石墙,不仅防御外敌入侵,为财产赋予产权,更为聚落提供心理防护,成为凝聚力的象征。
在欧洲,城堡与城墙相结合是封建制度的标志,以有产骑士为基础的领主制是罗马灭亡后人们于混乱中寻找秩序的结果,是教会驯化暴力恢复经济努力的尝试,是对希腊政治制度的全新发展。
欧洲封建以誓约为法理,有产骑士作为底层贵族,承担保境安民和为上级领主提供军事服务的义务。每当战争来临,领地的百姓都到城堡寻求庇护,修建堡垒和围墙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义务。
远东的封建自上而下,封地内部仍然集权制。因此诸侯的天下观与欧洲领主的天下观自然不同,修墙的气魄也不相同,用手指在北方一划,一条绵延万里,历时2000年的长城便跃然眼前。
在乔治·马丁的史诗巨作《冰与火之歌》里,北方的绝境长城是人类对抗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乔治·马丁深得长城三昧,每每读及守夜人誓词,仍令人心潮澎湃:
“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于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战争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攻守势异,斗争的艺术在城墙上表演得淋漓尽致:防守方固然把城墙越修越高,进攻方则机巧百出,用尽手段。或搭云梯,或挖壕堑,或放水淹,或用火燎,至不济,也要放几匹木马,又或如吕蒙白衣渡江,赚开城门。无论是诸葛城头的琴声还是海伦回眸一笑,都是千古佳话,属于硝烟中的浪漫。
1495年,查理八世率法国大军进攻意大利,40门火炮仅用1周时间就轰开了曾经7年都无法攻克的蒙特圣乔弗尼要塞的城墙,大败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联军。作为暴力的合法拥有者,国家博弈随着火药和工业革命进入科技时代,墙在火药的爆炸声中瑟瑟发抖。
与防止外敌入侵不同,柏林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座防止内部人员外出的墙,其倒塌不仅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对决的结果,更见证了传统政治理念的崩塌。
原苏联与原东德把人民当财产,修筑柏林墙防止财产外逃流失,在威权政治来年看天经地义。随着科技发展与教育的普及,财产把自己当人看,发起反击,这堵墙便从内部开始崩塌。
西方民主政治宣称人民自由,让他们拥有财产并创造财富,然后通过各种税收汇聚财富以实现目标。比如美国就曾推出弃籍税,对放弃美国国籍的富人征收高额税收以把财富留在国内,证明人们拥有的财富还是属于国家,只是保管方式不同。
互联网拉开知识平权、信息平权、经济平权、政治平权的序幕,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其内在逻辑正悄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率先在柏林照进现实。
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从平台经济到区块链加密货币,从无人设备到生物科技,从自媒体到虚拟现实,诞生于十五世纪的传统政治概念正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去中心化的权力分散,科技条件下的自给自足,人工智能控制下,人的自我实现,不知这是不是圣哲先贤们期盼的自由王国。
柏林墙映射着人们心中那堵墙,破柏林墙易,破心中墙难。人们用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圣乔弗尼要塞城墙的崩塌预示着中世纪的结束,而未来时代的来临还需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