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兴，起于白山黑水。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太宗、世祖继之，驱流寇，定燕京，遂统中原。圣祖平三藩、收台湾，北拒沙俄，西定准噶尔；世宗整吏治、兴农桑；高宗开疆万里，西抵巴尔喀什湖，南及南海诸岛，四海臣服，号为盛世，威加四夷。彼时铁甲耀日，八旗如风，文书通四夷，驿马奔九域，何其壮也！

　　然盛极而衰，乃世之常势。乾隆中叶以降，闭关锁国，自谓“天朝上国”，视西学为奇技淫巧。英使马戛尔尼请开商埠，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拒之，祸根由此埋下。

　　道光二十年，鸦片毒遍国中，林则徐虎门销烟。英舰犯广州、破定海、逼天津，朝野震恐，战和不定，终签《南京条约》，割香港，赔银千万，开五口通商——此清之第一辱也。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陷北京，焚圆明园，火三日不熄，珍宝尽掠。帝奔热河，签《北京条约》，增开商埠，割九龙，许洋人内地传教。同治、光绪之际，曾左李倡洋务，建船厂、造枪炮、设学堂，似有中兴象。然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尽覆威海卫，李鸿章赴日乞和，割台湾，赔两亿三千万两，国威尽丧——此清之第二辱也。

　　庚子年，义和拳起，“扶清灭洋”。八国联军入北京，帝后西逃，紫禁城珍宝被掠不可胜数。签《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使馆驻兵，拆大沽炮台。是时之清，如缚手足之垂暮人，呼吸皆不由己。

　　或曰“清亡于外患”，非也。观其内政：乾隆后期，和珅专权，贪腐成风；嘉道以降，黄河决堤，水旱连年，流民四起，白莲教、太平天国接踵而起，国力耗十之七八。光绪欲变法，起康梁，设新政，而西后守旧，囚帝瀛台，杀六君子，百日而败。

　　当是时，欧美已历工业革命，蒸汽机鸣于厂矿，铁路纵横原野，议会立而民权兴。清却抱“祖宗之法不可变”，视民权为洪水，视科学为异端，官空谈理学，民愚昧无知。如此而欲求存，何异缘木求鱼？

　　宣统三年，武昌炮响，各省响应。次年，清帝退位，国祚二百六十八年而终。

　　噫！秦以暴虐亡，隋以骄奢灭，清则以固步自封、拒斥变革而衰。当其盛也，能容四夷、纳异见，故能成其大；及其衰也，闭目塞听、党同伐异，故终至土崩。盖天下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之过，不在兵甲不坚，而在不知时变、不察民心，守旧辙而拒新路。

　　此可为后世鉴：治国者，当睁眼看世界，顺潮流而变，谋民生之福，方得长治久安。否则，纵有金汤之固，亦难免败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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