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履行日内瓦公约的光辉典范（下） 
中国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瓦解敌军和优待战俘政策的影响下，大批日军官兵在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反戈一击，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教育改造下，侵华日军从内心中发出了真心的忏悔
对日军战俘改造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应该出自日俘之口。日本投降后，日军战俘大都回到日本，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客观公正地诉说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吉田太郎在《武士道精神垮了》一文中写道：“1937年8月，我为‘圣战’的美名所驱使，胸中装着帝国军人的荣誉，佩带着‘正义之剑’勇敢地奔向中国华北战场。
8月6日我在战斗中负重伤被俘。当时我真顽固，认准了只有封建的武士道精神才是帝国军人的灵魂。然而，由于周围同志热情的国际主义援助，我这个顽固分子也不再墨守陈规了。他们帮助我树立了新的人生观，使我沿着中国同志指出的真理道路前进。”
山田一郎在《太行山——我的第二个诞生地》一文中说：“我在28岁以前，还没有‘阶级意识’。1937年春，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同爱纪念医院内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发了日中战争，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西渡中国。7月末，在寿张县的战斗中我的头部负伤，成为八路军的俘虏。当时我铁了心，豁出来被杀头，想设法逃跑。
一天，我突然感觉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伤寒病，最后失去知觉躺在床上，后来听说我3天3夜没有醒过来。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一个女护士在炕边儿护理着我。她一会儿换水枕，一会儿烧火炕，忙个不停。我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场大病，不过当时身不由己，只觉心里爽快，头脑清醒多了。后来，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在这种关怀和照顾的环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为伤员治病，不过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军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日军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视为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烦恼生活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渡过的苦与乐，还有那许多令人思慕的回忆。”
和田真一在《在战斗和学习中觉醒》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常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日军中受教育的人，为什么竟在敌人那里反起日本了呢？’
我们过去在军队里曾作为‘天皇陛下的赤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长官的命令当作天皇陛下的命令，接受严格的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的教育都是把死看作比鸿毛还轻，把名誉看得很重。
我当俘虏是在1941年4月末。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和老乡们，为了踏实地执行保护‘国际友人’的指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为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耐心地教育俘虏，启发俘虏的阶级觉悟，使我们能够觉醒过来并参加反战活动。他们的行动，不仅在冀中、在晋察冀、在太行、在冀鲁豫以及在冀南、山东、延安都获得了成功。我在这种‘国际援助’的环境中成长，下决心积极参加反战活动。”
大山光义在《顽固思想是怎样打开的》一文中，感慨地说：“我曾几次捏自己的大腿，试一试我是否真的当上俘虏了。当我确信自己到底还是当上‘见不得人的’俘虏时，便陷入一种失望的悲哀之中，叹息年轻轻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在当俘虏后的3个多月里，我是在忧愁和黑暗中渡过的。每天吃不下饭，总在病床上躺着。八路军派一个姓邢的9岁小孩，照顾我的生活。他是河北人，父母都被日军杀害了，他被八路军救了出来，当了勤务员。他也能说几句日语，是个挺漂亮很可爱的孩子。看他那端着米饭的样子，真担心他摔跤。
在我发烧连面条都吃不下时，他想得可周到了，给我买来水果。他说吃生东西对身体有害，就常煮梨给我吃，可他一口也不沾。有几天，他整夜地不睡，守在我身边，为我冷敷。因为有日军袭击，所以要经常转移，他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忙到深夜，一会儿为我铺床，一会给我做病号饭。
（向八路军低头的日军战俘）
为什么他待我这样好呢？他怎么不在我熟睡时一狠心杀掉我呢？不，这孩子决不会干那种事。在我心情好时，他对我说：‘日本军阀坏，但是你们放下武器，是我们的朋友。我恨透了命令杀死我父母的当官的，我一定要报仇。我不恨你们，你好好养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块打倒日本军阀’。这些话，如果是敌工科长或觉醒联盟成员讲的，我也许会生气，顺手摔东西的。可是，面对小孩子的一番话，我无力反抗了。他当时那种认真的样子，有时是含着眼泪说的话，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爱。自己的父母让日军杀死了，还把我们这些日本人当作朋友，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在我的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八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这期间，我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的接触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有机会听课，知道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经济学知识。
开始，不大懂得什么是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等等，但在多次重复之后对‘为什么资本家发财，工人就是拼命干活也没好日子过？’这类问题也能够理解了。到延安之后，经常听野坂先生讲课，他把日本发生的具体事实同马列主义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讲得深入浅出，十分有趣。在这过程中我的思想和立场逐渐起了变化，我决心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日军战俘用亲身感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人类改造战俘的奇迹；道出了八路军、新四军是世界上最人道、最文明的军队。
四、对顽固不化的日军战犯的成功改造，为我党我军在国际上赢得了光辉形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对两批日本战犯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一批是在解放战争中俘获的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活动的日本战犯，共140人；另一批是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共969人，这批战犯主要是苏军出兵东北时俘获的，他们在苏联被关押了5年，抗战胜利后，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他们在中国侵略多年，许多人都会讲汉语，是地道的“中国通”。
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主要有：原日本关东局总长武部六藏、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官古海忠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少将部长齐藤美夫、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日本陆军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31名将官或相当于将官级。这批战犯都是日军上层人物，与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日军下层官兵不同，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侵略立场，极端仇视中国人民，不断散布侵略有理的舆论：
“日本人口多，且地少。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不得不对外扩张。”
“日本战败是由于犯了扩大战线的战术错误，但日本无疑是个强国，等着瞧，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
“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优等民族，我们虽然是战俘，但中国政府不敢随意处理我们。”
这批战犯时常用凶狠的目光盯着解放军管理人员，有的战犯带着肩章和军帽在监狱中大摇大摆地走动，重温当年大日本帝国耀武扬威的神气，向管理人员示威。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18日，中央来电指示将全部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大转移时，这批日本战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他们的出头之日。他们断定中国军队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过不了几天美军打过来，他们就能得救了。有的战犯公开在管理人员面前狂叫：“我们强大的日本都抵挡不住美军，你们能有什么办法挡住，妄想！”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捷报频传，不到两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日本战犯感到不可思议，比从前老实多了。
但日本战犯的头目并不服气，他们又变着法的想出了新花招，有组织地向战犯管理所提出了：“我们不是战犯，是俘虏，立即释放我们”的无理要求。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党委书记、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了当年日本战犯无理取闹的情景：
在监狱的院子中央，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中将挡住了我的路，要求谈一谈。我把他领到管理所所长办公室。还没等准许他坐下，他却已经坐到椅子上。
“我要见毛泽东，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说完，他转过身子望着窗外。”
“将军阁下，有话请和我说好了。”当时的孙明斋所长平静地回答。
“我不想和你谈，我要见毛泽东。”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
“不想说什么就回到监房去！”孙所长站了起来。
（新四军军长叶挺（左）接见1940年1月宣誓参加新四军的日军战俘香河正男（右），田作钿造（中））
藤田茂这时转过身来对视着孙所长，凶狠地说：“你们践踏国际法，按国际法，结束战争后应立即送还战俘。”并狂妄地叫嚣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处理战俘。
“这里没有俘虏，只有双手沾满血迹的战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些战犯中的主谋之一，要记住，新中国政府是代表遭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权。”孙明斋气愤地回敬了藤田茂。
藤田茂猛地站起来，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实际上是向我们发布“宣战布告！”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监禁的日军战犯中有许多人是隶属于日本陆军第59师团。藤田茂在这些战犯中仍保持着上下级关系，很有号召力。
“我们是忠于天皇的军人。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依照国际法规定，战争结束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践踏国际法，我们向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这种违法行为。”藤田茂以所谓国际法煽动部下进行抗议、请愿、绝食，企图策划“合法斗争”。
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和警正鹿毛繁太积极响应藤田茂的主张。鹿毛繁太高举双手咆哮：“战后才成立的你们国家是无权监禁我们的。”日本战犯对他的举动十分推崇，称赞他是“民族英雄”。在鹿毛繁太的煽动下，一些战犯在监狱的院子里游动，边走边喊：“释放！释放！”
为了压制日本战犯的气焰，管理所在监狱四周显眼的地方架起了机枪，增加了岗哨，当然机枪没有装子弹。还取消了自由活动时间，减少了放风时间。并把挑头的鹿毛繁太等人禁闭在独号监房。
监狱很快恢复了平静。加强警戒后，有些战犯非常恐慌。一些战犯怨恨起那些煽动抗议的战犯头目。
几天后，金源路过监房时，鹿毛繁太对他说：“以前的事情是错了，请原谅。”
金源严肃地说：“你既然煽动那么多人，就应该在那些人面前反省错误。”
第二天鹿毛繁太交了检讨书，没有任何内容。金源让他重写，并让他在狱内广播中念出来。
开始鹿毛繁太说什么也不念。金源没有让步，最后他只好在广播中念了检讨书：“我检查日前煽动闹事的错误，作为俘虏违反了监狱规定……”
鹿毛繁太的检讨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战犯们在监狱广播中听到了鹿毛繁太的检讨声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会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错，一下子全都蔫了。
（在山东界河战斗中，300余名日军向八路军投降）
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清楚，日军战犯表面上服了，内心中不服，鹿毛繁太在检查中就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承认是战俘。
管理所的领导认为对“战犯”与“战俘”的是非问题，不能靠压服，而要用法律来解释，让日军战犯心服口服。
大多数日军战犯的狡辩，是根据战前的国际法，而对“二战”后制定的国际法一无所知。
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解释，战争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所以，发动战争的行为不认定为战争罪行。交战中，军人只有违犯公认的战争法和规定，如使用毒气杀害贫民的行为才定为战争犯罪。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些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19世纪初，发动侵略战争的拿破仑被视为战俘，由大不列颠政府将他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终身监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灾难。发动战争的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战胜国在人民的呼吁下，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推出了一系列审判战争罪犯的国际法规。
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四国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有史以来第一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等级和概念。
根据上述原则，策划战争的战犯定为甲级战犯，指挥者为乙级战犯，执行者为丙级战犯。在抚顺监禁的日本战犯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等罪行，他们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他们本国的刑律。
战犯管理所向日本战犯们说明了上述有关国际法规，但他们不相信，有些人甚至捂着耳朵不听管理干部的解释。
伪满州国国务院总务厅官古海忠之，对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在战犯中也很有威望，并且通晓法律。管理所便把日本战犯召集在一起，开了古海忠之检讨会。古海忠之检讨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力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力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古海忠之的检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日本战犯们再也不借国际法闹事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顽固的日本战犯，在教育上十分严厉，在生活上就不同了。日本战犯可依照停战前的阶衔享受同中国国家干部相同的生活待遇。周恩来总理曾指示，对在压的日、伪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处理。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3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3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周总理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日本战犯可以在狱中的花园自由活动，除了每天打扫监房卫生外，什么活儿也不用干。其生活水平比在苏联监禁、劳动时，强了不知多少倍，日本战犯对此感触很深。
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以理服人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照，日本战犯的“武士道”精神被瓦解，他们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行，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
伪满州国兴山警察暑暑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股长东城政雄作为侵华战犯被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在宽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东城政雄对自己的战争罪恶深表反省，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谋杀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原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３军军长赵尚志的罪行，同时揭发了田井久二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的秘密。
东城政雄交代说：“我参与了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
根据东城政雄认罪悔过的良好态度，中国政府对他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东城政雄被免予起诉释放出狱。东城政雄回国后，对中国政府宽大处理，深表感谢。他动情地说：“虽然我在东北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使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磨难，可是管理所的人们却给了我非常人道的待遇。他们从未打过我一下，甚至从未骂过我一句。特别是1956年，又对我们实行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对于我这样理应判死刑的战犯，也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惟一的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东城政雄没有食言，尽管他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和恐吓，但仍我行我素。他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亲身经历说明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谈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思想转变的过程，积极倡导中日友好，对复活军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多次重返中国，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受到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终于从一个日军战犯转变成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军战犯，回国后创办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除了会员之间的联谊活动外，主要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日军远藤三郎中将回国后，到处讲话，写文章，宣传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战，为中日友好奋斗终生。
（向八路军缴械的日军官兵）
84岁的日本战犯永富博道在晚年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罪行进行了真诚的忏悔。
永富博道曾在中国各地参与杀害了300多名中国人，于1950被捕，在中国收容所服刑13年。回国后，他通过讲演和出书忏悔自己的罪行。2000年7月，老人觉得余生不多，便向外孙女讲述了埋藏心底的罪行：
“我过去犯了很多罪，我都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呀……”老人声音颤抖地对外孙女说。
他从一个精美的小盒子中取出8个美丽的白色和茶色的石子。这是他1963年在中国被释放后，回国前路过南京时拾来的。
“我不能忘记赎罪的心情，我把这些石子看作被我杀死的中国人。我想把这些石子还给中国。”永富对外孙女说这些话时，双手轻轻合十。
他还把载有“永富自白”的杂志拿给外孙女看：“军官说，我给你做个示范，拔出了日本刀，一刀就劈倒了一个中国人，鲜血呼地一声喷射而出，人头落地。一个中国人吓得魂飞魄散，纵身跃入扬子江的浊流。我从士兵手中借过一支枪，向在水中漂浮中国人的脑袋射击。这是我在中国首次犯罪。我就是永富。这是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
外孙女说：“姥爷讲的杀人的场面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中国政府公布了永富《战犯供述书》的一部分：“我直接杀害了61名中国人。其中枪毙了4名、打死2名、刺杀了9名、活埋女性2名……”
“这些石子一到水里，就会闪闪发光”。永富老人也在赎罪的人生中闪闪发光。因为许多日本战犯迫于压力，缄口不言。而永富老人却顶着压力，大声疾呼：“日军有罪！”并把这历史之罪告诉后人，用忏悔来祈祷和平。
对日军战犯的改造成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各国媒体做了广泛报道，不仅为人民解放军在国际上赢得了文明之师的形象，而且为我军今后改造外军战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