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一百九十八
汉武帝刘彻强化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巩固了汉朝统治。他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汉武帝在用人上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在《资治通鉴》卷十九记载了这方面的一些事件，原文如下：
淮南王之谋反也，胶东康王寄微闻其事，私作战守备。及吏治淮南事，辞出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于上最亲，意自伤，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上闻而怜之，立其长子贤为胶东王。又封其所爱少子庆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馀人。
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
上将讨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是时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以故吏弄法，皆谪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
这段文字记载了这样一些事件：
首先是淮南王谋反事件。淮南王刘安图谋反叛时，胶东康王刘寄暗中听闻此事，便私下整备兵器以防万一。后来朝廷彻查淮南王案，供词中牵连出刘寄。刘寄的母亲王夫人是皇太后的妹妹，与汉武帝关系最为亲近，他因自己的行为暗自愧疚，发病而死，死前不敢立继承人。汉武帝听说后怜悯他，便立其长子刘贤为胶东王，又将他疼爱的小儿子刘庆封为六安王，管辖原衡山王的封地。
第二是匈奴入侵与山东水灾。秋季，匈奴派数万骑兵分别侵入右北平、定襄郡，杀掠千余人。
山东地区发生大水灾，百姓大多饥饿困乏。汉武帝派使者打开郡国粮仓赈济贫民，仍不够；又招募豪富官吏和百姓放贷给贫民，并将名单上报朝廷，仍无法彻底救助。于是将七十多万贫民迁徙到函谷关以西及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衣食都由官府供给，数年内还给予产业。朝廷派使者分区管理，沿途车马络绎不绝，耗费以亿计数，不可胜数。
第三是边境政策与修建昆明池。汉朝得到浑邪王的土地后，陇西、北地、上郡的匈奴侵扰减少，汉武帝下诏将三郡的戍卒减半，以减轻天下徭役负担。
汉武帝准备征讨昆明，因听说昆明有方圆三百里的滇池，便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军。此时律法越发严苛，很多官吏被罢免。频繁用兵之下，百姓多通过买爵（“买复”）或获封五大夫爵位免除徭役，可征调的士兵越来越少。于是朝廷允许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做官，不愿做官的需献马；而因官吏执法舞弊，这些人都被贬去上林苑砍伐荆棘、开凿昆明池。
第四是得神马与乐府争议。这一年，汉武帝在渥洼水中得到“神马”，正设立乐府机构，命司马相如等人创作诗赋，让宦官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佩戴二千石官印，将新诗谱曲合于八音调式。这些诗多用《尔雅》中的文辞，通晓某一部经书的人无法独自理解，需集合五经学者共同研习才能通晓其意。得到神马后，也作歌纪念。汲黯进谏说：“君王制作乐舞，上应承接祖宗传统，下当教化百姓。如今陛下得马，却作歌用于宗庙，先帝和百姓怎能听懂其中含义？”汉武帝沉默不悦。
第五是讲汉武帝的用人。汉武帝招揽士大夫时常嫌人才不足，但他性格严厉，群臣中即便素来亲信的人，若犯小错或欺瞒，就会被查办诛杀，毫不宽容。汲黯劝谏说：“陛下求贤费力，却未尽其用就诛杀。以有限人才承受无休止的杀戮，臣担心天下贤才会耗尽，陛下与谁共治天下？”汲黯言辞激愤，汉武帝笑着说：“哪朝哪代没有人才？只怕人不能辨识罢了。若能辨识，何愁无人！所谓人才，如同可用的器物，有才却不肯尽用，与无才一样，不杀留着何用？”汲黯说：“臣虽无法用言语说服陛下，但心里仍认为不对，愿陛下从今改正，不要认为臣愚蠢不懂道理。”汉武帝对群臣说：“汲黯说自己谄媚肯定不对，但说自己愚蠢，难道不是真的吗？”
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体会到其中蕴含的道理。胶东康王因亲戚关系被宽恕，体现汉代“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也暗示皇权对宗室的复杂态度——既依赖血缘纽带，又警惕谋反风险。在民生与国家治理方面，山东水灾时朝廷多策并举，反映古代“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但大规模迁徙和财政投入也凸显中央集权下资源调配的能力与代价。汉武帝视人才为工具，强调“用之则留，不用则弃”；汲黯则主张惜才容才，二者冲突揭示封建皇权下人才任用的功利性，也体现儒家“仁政”与法家“刑赏”的治国思想碰撞。汉代的律法与统治平衡，体现在律法严苛与卖爵补吏并行，显示汉武帝时期为强化统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也埋下吏治腐败的隐患，反映制度设计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对礼乐文化的认识上，汲黯批评乐府诗脱离百姓，直指“乐以化民”的本质，与汉武帝借祥瑞歌功颂德形成对比，揭示古代文化政策中“教化”与“彰显皇权”的双重目的。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