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资治通鉴》进行到卷十九。卷十九还是记载汉武帝时期的重要事件。这里讲了汉武帝执政的一些理念问题,他是有取舍的,关键是对其统治是否有利,我们看看汉武帝是如何取舍的。原文如下: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五年

  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弘尝奏言:“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櫌鉏、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端骄恣,数犯法,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弘乃荐仲舒为胶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春,大旱。

  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高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凡十馀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酒,醉。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

  这是发生在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五年的事情。

  冬季,十一月乙丑日,薛泽被免去丞相职务。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丞相封侯的制度从公孙弘开始。

  当时汉武帝正致力于建功立业,公孙弘于是开设东阁延请贤才,与他们参与谋划商议。每次朝觐奏事,他都谈论对国家有利的事,汉武帝也让身边掌管文学的臣子与他辩论诘难。公孙弘曾上奏说:“十个盗贼张弓搭箭,一百个官吏也不敢上前。请求禁止百姓携带弓弩,这样对国家有利。”汉武帝将此建议交付朝臣讨论。侍中吾丘寿王回应说:“我听说古代制作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不是为了相互伤害,而是用来禁止暴力、讨伐邪恶。秦朝统一天下后,销毁铠甲兵器,折断刀刃;后来百姓用锄头、木棍相互攻击,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多到无法制服,最终导致国家混乱灭亡。所以圣明的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因为知道禁令防范不足以依靠。《礼记》说:‘男子出生时,用桑木弓、蓬草箭为他举行仪式’,明确表示他将来要有所作为。大射的礼仪,从天子到平民都要参与,这是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我听说圣王通过合射之礼来彰显教化,没听说过禁止百姓持有弓箭。况且禁止的初衷,是防止盗贼用弓箭攻击掠夺;但攻击掠夺本就是死罪,却仍无法禁止,是因为大奸大恶之徒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逃避。我担心坏人携带弓弩而官吏无法制止,善良的百姓为了自卫却触犯法律,这是助长盗贼的威风,剥夺百姓自救的能力,我认为这非常不可行。”奏书呈上后,汉武帝以此诘难公孙弘,公孙弘无言以对,只得屈服。

  公孙弘生性猜忌,外表宽厚而内心深沉。那些曾经与他有矛盾的人,无论关系远近,他虽然表面上与他们交好,后来终究会报复他们的过错。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认为公孙弘阿谀奉承,公孙弘便嫉恨他。胶西王刘端骄横放纵,多次犯法,杀伤了很多二千石级的官员。公孙弘于是推荐董仲舒担任胶西国相,董仲舒以生病为由辞官。汲黯经常指责儒生,当面顶撞公孙弘,公孙弘想借事诛杀汲黯,就对汉武帝说:“右内史辖区内有很多贵臣和宗室成员,难以治理,除非是素来有声望的重臣不能胜任,请调任汲黯为右内史。”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春季,发生大旱。

  匈奴右贤王多次侵扰朔方郡。汉武帝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卫尉苏建任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任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任骑将军,代相李蔡任轻车将军,都隶属于车骑将军,一同从朔方出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任将军,一同从右北平出发;总计十多万人,进攻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兵路途遥远,不可能到达,于是饮酒大醉。卫青等人的军队出塞六七百里,乘夜赶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连夜逃跑,只带着数百名精壮骑兵冲破包围向北逃去。汉军俘获右贤王的副将十多人,男女部众一万五千多人,牲畜数百万头,于是领兵返回。

  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些道理:首先,治理需兼顾教化与实际需求。公孙弘主张禁弓弩,忽视了百姓自卫的合理需求,而吾丘寿王以秦亡为例,指出“教化优于禁令”,说明治理国家不能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更要重视道德教化,否则易激化矛盾。这启示现代管理或制度设计中,需兼顾规则约束与人文关怀,避免“一刀切”。其次,决策需听取多元意见。汉武帝将公孙弘的建议交付众人讨论,吾丘寿王的反驳最终让政策被否决,体现了兼听则明的重要性。现实中,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团队决策,都应广纳不同声音,避免偏信盲从。第三,在用人上要警惕“表面宽厚、内心算计”的处世态度。公孙弘是一个“外宽内深”的人,对得罪自己的人伺机报复,最终虽位极人臣,却难掩品行缺陷。这警示我们为人处世应真诚坦荡,权力不应成为报复私怨的工具,品德与能力需兼具。第四,?军事行动中“出其不意”的策略价值。卫青趁右贤王轻敌醉酒时突袭获胜,印证了“兵贵神速、攻其不备”的军事智慧。延伸到生活中,面对挑战时,精准把握时机、打破对方预期,往往能提升成功概率。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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