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增脸上每一道褶皱里,都藏满了他赶赴在加工酸枣仁路上的生动故事;酸枣木每一道年轮上,都编制了他创业路上的酸枣梦想;“跑山”的生涯,让他悟出了做酸枣仁生意的真谛。一粒小小的酸枣仁,承载了一个农民半生的拼搏史,展示了一个小乡村发展的奋斗史,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农村变迁。 ——题记
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每到深秋,漫山遍野的酸枣树上挂满了红玛瑙般的果实。这些不起眼的小果子,在刘金增手里变成了致富的“金豆子”。六旬老汉刘金增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一段与酸枣仁有关的故事。
十七八岁的刘金增跟着父亲开始了“跑山”的生涯。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产队里的副业——加工酸枣仁成了他们父子谋生的手段。第一次去山西和顺收酸枣的经历,至今让他心有余悸。“三、四个陌生人轮番跟踪我们,货主也不急着谈生意,非要留我们住一晚。”夜色中,父子俩警觉地换了住处,躲过了一场可能的盗窃。这样的惊险,在刘金增早期的收购路上并不罕见。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寒冬,刘金增独自去东北辽宁拉酸枣。返程途中,大雪封路,浓雾弥漫。“三米外就看不见路了,我只能下车,用脚探路,车在后面慢慢跟着。”那一夜,他在齐膝的雪地里走了五六个小时,脚底磨出了血泡,鞋袜俱破。饥饿、寒冷、疲惫一起袭来,“眼前直冒金星,嘴上都起了燎泡。”直到凌晨,他们才找到一户好心人家收留。那家人不仅提供了热饭,还告诉他们:“这里一天只有一趟公交车。”那一刻,刘金增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早期的酸枣仁加工全靠人力。晾晒、碾皮、轧核、取仁,每一道工序都浸透着汗水。刘金增记得,生产队时期,他们要在晒场上铺开酸枣,靠太阳晒干;然后用石碾子反复碾压,去皮留核;最后再把枣核碾轧至开裂,用簸箕手工取出里面的仁。这种原始的方法效率极低,但却是那个年代农村为数不多的现金收入来源。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太行山区。包产到户后,刘金增敏锐地抓住了机遇。他添置了简易的加工设备,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关键的是,通信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彻底改变了他的经营方式。“从硬着头皮盲目出行到处找货,到拍个电报就能收齐货。”电话的普及、公路的修建、公交车的增多,让这个靠双腿丈量山河的“跑山人”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刘金增做生意有个原则:先做人,后做事。在山东收枣时,他结识了当地的老王。一次交货后,老王多付了五百元钱,刘金增连夜坐车返回,将钱如数奉还。这件事让老王感动不已,从此成了他最稳固的供货伙伴。几十年下来,刘金增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地都建立了可靠的收购网络,靠的就是“诚信”二字。
卖货的路同样艰辛。为了赶上安国药材市场的早市,刘金增常常半夜从小杨庄村出发,步行十几公里去车站。“背着百十斤的酸枣仁,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心里只盼着天亮前能赶到。”后来有了积蓄,他开始坐火车去安国、亳州等更大的药材市场,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生活的转机出现在九十年代中期。当地政府鼓励特色农产品加工,酸枣仁产业迎来了春天。刘金增抓住机遇,扩大了加工规模,购置了更先进的设备。他的酸枣仁因品质优良,在市场上渐渐有了名气。随着收入的增加,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最让刘金增自豪的是两个孩子。女儿初中毕业后曾一度务农,后来在他的支持下在县城做起了生意,“日子过得如鱼得水”。儿子更是争气,虽然第一次高考失利,但复读一年后考上了重庆大学,如今在中建七局工作,成了家里的骄傲。当儿子打算在昆山买房时,刘金增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四十多万元积蓄。“这都是酸枣仁挣来的。”说这话时,老人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走进现在的刘金增家,崭新的深宅大院格外醒目。厂房里,现代化的酸枣仁加工设备正在运转,几名工人熟练地操作着。“现在一天加工的酸枣仁,抵得上过去一个月的量。”刘金增说。更让他欣慰的是,村里跟着他加工酸枣仁的人越来越多,小山村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酸枣仁之乡”。
站在小杨庄酸枣树广场,望着远处山上的酸枣树,刘金增感慨万千。那些年走过的风雪夜路,那些年吃过的闭门羹,那些年流过的汗与泪,那些年遭遇的讹诈与陷阱,现如今都化作了幸福、快乐与甘甜。一粒小小的酸枣仁,承载了一个农民半生的拼搏史,展示了一个农村发展的奋斗史,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农村巨变。
在采访结束时,刘金增有些不舍。因为上边的创业故事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心里还有更多的故事要倾诉,还有更大的目标要奔赴,未来的计划更让他充满了自信和刚强。“两个孩子不用我操心,趁着还能在干一阵子的年龄,借着政府的东风,我还要实现我的老年梦。”送出门,临别时他无不感慨地如是说。
酸枣的味道,初尝酸涩,回味却甘。刘金增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