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战斗在晋察冀的“洋八路”
抗战时，奥地利共产党员、犹太医生傅莱成为八路军一员，也是迄今党龄最长的外籍中共党员。他来到中国，只因躲避那个成为德国元首的同乡的迫害；他来到晋察冀边区，只因作为轴心国的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在他之前和之后，有诸多国际友人与晋察冀人民并肩战斗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
一、八路军眼中的“白大夫”
相比傅莱，国人更熟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除基于《纪念白求恩》一文、电影《白求恩大夫》，还有那幅在小庙躬身抢救伤员的照片。该片摄于1939年10月“麻田岭战斗”时，随后发起“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白求恩不慎划伤手指感染病逝。正是在“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炮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令日媒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上述三次战斗均是八路军主动发起，战前必然会进行周密部署，包括调动第120师、三分区的部队协同作战，白求恩原本准备回国筹集医疗物资，已经召开了欢送会，但他闻讯率医疗队前来助阵，一分区特意召开欢迎会。
（白求恩大夫抢救八路军伤员）
此次欢迎会鲜见史料，不过，笔者在追寻“沙场写真第一人”曹振峰的足迹时，从他的视角认识了一个不同的白求恩。当时，曹振峰隶属一分区战线剧社（前身为红1军团第1师宣传队）书画队，他奉命绘制2幅大型油彩画布置在会场，也就有幸近距离目睹并回忆如下：
欢迎大会是晚上进行的，只见一个黄色头发、身着八路军粗布军装的外国老人，驼着背一步一喘走上平台，但走到平台中央时，老人突然挺起腰杆，双眼烁烁闪光，一个看似垂暮的老人，转瞬间变成一个充满激情的斗士。
白求恩大夫幽默的亮相博得满堂彩。
（1940年白求恩墓）
随后，白求恩大夫借了台下一个战士的背包，拿在手里做出一个背背包的姿势，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要把个人的一切利益像背着个背包似的，统统抛到背后去！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吧，胜利就在前面！”
欢迎大会第二天，白求恩大夫便率医疗队奔赴前线。
以上笔墨不多堪称速写，却以军旅画家视角将白求恩的“幽默”“风趣”刻画得淋漓尽致，也令那个在固有印象中认真到较真、严谨到严苛地步的“国际主义战士”更加丰满可爱。
二、“黑大夫”眼中的八路军
“黑大夫”之称是基于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的肤色，这并非故作标题党，更与种族歧视无关，反而体现出晋察冀人民对这位白求恩精神继承者的敬重，只因出自当年当地百姓表达心声的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
对联中的“葛公”，便是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的驻地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在白求恩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后，该校更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成为首任院长并在卫校任教。
在来晋察冀边区之前，柯棣华于1939年2月12日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不久，一支日军西渡黄河意图攻打延安，他奉命随队转移，并于1939年6月6日致信大哥孟凯什：“我们已开始吃士兵的伙食，一日三餐，每餐都是小米干饭或稀饭（不加盐），还有不加盐和辣椒的蔬菜。就连我们渐已习惯的不加奶和糖淡然无味的中国茶也喝不上了。得仔细搜索才能找到的野黄瓜是唯一的水果。”
（身着八路军服的柯棣华）
即便如此艰苦且危险，柯棣华仍主动要求去前线。1940年6月19日，他与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生）抵达晋察冀边区；21日，出席白求恩墓揭幕式。
在接踵而至的“百团大战”期间，巴苏华奉召返回延安，留下参战的柯棣华于1941年1月16日致信巴苏华：“一个月来，我们就在敌军近旁转来转去，看着学校的领导人如何指挥这些行动，很有意思，也很受教育。同学们自己担当侦察、警戒等任务。但我们已损失了五名学生。”此月，柯棣华正式加入八路军。
除了亲身经历，柯棣华于1942年1月4日致信大妹希拉，讲述所处环境：“我们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敌人离我们还不到10英里远，但就在这里我们开办了卫生学校、医院、兵工厂、军事学校等。这样一个被敌人包围，但却在我们控制下的地区就叫边区。”
（身着八路军服的傅莱）
其实，晋察冀边区不仅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国际友人逃离日寇魔掌的中继站。柯棣华于1942年6月9日致信巴苏华：“新近从北平逃出来的外国人中有三人也同他一道去延安了，另外三人留在这里工作。两位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一位是奥地利的大夫。这位大夫已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去工作了。据说还有两人最近即将从北平来到这里，其中一位是纽约银行驻北平分行的经理。”
信中的“奥地利大夫”便是本文开篇的傅莱。当时，柯棣华在边区政府驻地阜平县参加自然科学界协会成立大会，事后自然会与已成同事的傅莱见面，相关二人的回忆文章很多无需赘述。
如今，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柯棣华墓与傅莱墓位于白求恩墓的两侧，另有一座“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
（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
琼·尤恩的父亲是加共创始人之一，她曾作为护士在中国工作四年，练就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因此，被委派为白求恩的助手兼翻译一同抵达延安，后因在西安接收医疗物资延误行程，与前往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失联，她便在晋绥边区第120师协助救治伤员，但因病辗转到香港再到上海，又受邀赴皖南新四军后方医院工作，至1939年5月告病归国。
在八路军、新四军工作过的外籍医生，还有美国人马海德、德国人汉斯·米勒、奥地利人雅各布·罗生特……遗憾能力所限无法逐一列举，谨此向所有协助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致敬！
三、出身高贵的“西洋八路”
前文有记，柯棣华在信中提及“两位燕京大学教授”均是英国人，即经济学导师林迈可、物理系主任班·威廉，他俩可谓名副其实的高知，尤其均是无线电高手，对于八路军无疑是宝贵人才。此外，林迈可出身英国贵族，战后承袭了爵位并成为上院议员。
回溯1937年12月，林迈可转道加拿大前往中国时，结识了同船的白求恩；1938年4月，他利用复活节假期到冀中寻访抗日武装，如愿见到吕正操（开国上将）；暑假又赴冀中，后被护送穿越平汉铁路到太行山，与白求恩相见并相处一周时间。
（聂荣臻、林迈可、白求恩）
“我观察到白求恩医生的两个特征：一是他热爱他的病人，绝不宽容任何使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的行为。”林迈可如此评价，并以英式幽默调侃，“二是他在学习外国语言方面的无能”。
在返回北平后，林迈可想尽办法给八路军偷运物资，又亲赴晋察冀边区再次见到白求恩。“我们会面几个月后，他死于败血症。”林迈可回忆道。
在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林迈可夫妇意识到危险，便与班·威廉夫妇驾驶校长司徒雷登的专车出逃。“我们从燕京大学逃出后仅10分钟，日本宪兵队就闯到燕京大学燕南园大地63号我们家来了。”林迈可回忆道。
（身着八路军服的林迈可）
林迈可、班·威廉并未去往延安，而是留在晋察冀边区扩建电台并培养人才，这对强调机动性的八路军可称如虎添翼。
不仅于此，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1949年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一到天津就很高兴地看到，那些当年我在晋察冀的学生们，如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先生，在中国电讯界最高岗位上工作的人中，他们占了很大比例。”
（聂荣臻、班威廉夫妇、吕正操）
实际上，林迈可、班·威廉是用英语给无线电甲班授课，再由甲班学员翻译成中文传授给乙班，由此可知甲班学员绝非泛泛之辈，并且一班传一班培养至作战部队。然而，除在指挥部传发命令、在密室侦听敌台、在敌占城市回传敌情等，至少笔者鲜见八路军电台的实际战例，恰在采访老兵时，获赠一部由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第46军老战士合编的《八秩春晖寸草心》，内有石秀生前辈撰写的《周旋在敌人的心脏地带》一文，编录如下以共享。
在1944年秋季反扫荡期间，时任冀热辽军区第17军分区译电员石秀生，奉命与报务员刘富、2名通信员、5人摇电班组成情报台小组，在潜入敌占区后遭日寇电侦定位追杀，为掩护情报台小组突围，前后两任属地上级杜文平、石瑛壮烈牺牲。
在如此险境中，尤其从根据地出发时，全员9人仅配3支手枪、20余发子弹，但他们并未理所当然地接受掩护，先在民兵的配合下，接收一名伪排长带人携枪投诚，由此落实“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达到人手一支枪后，配合民兵伏击缴获一艘日伪渔轮，以行动证明“技术员也是战斗员”。就这样与日寇周旋长达半年，最终无一伤亡胜利归队。
于此，谨记为抗战及至新中国培养电讯人才的林迈可、班·威廉，以及用生命掩护情报台小组的滦芦县委情报部长杜文平、唐滦县委书记石瑛。
四、同一战壕的“东洋八路”
仍以柯棣华的书信为引，他于1942年10月15日致信巴苏华：“冀中的反扫荡刚结束，从平原来的部队都已转移到这里的山区……那些被俘日兵所做的工作是这次战斗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不仅参加实际战斗，而且还从事大量的宣传工作——与日伪军军官在电话中对话，邀请他们来吃饭，向他们宣传。听说这种宣传效果很好。”
（欢迎日俘加入八路军）
从时间来看，信中“冀中的反扫荡”是指“五一反扫荡”；“被俘日兵”是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所属盟员。
要知道，冀中军区是晋察冀军区辖下二级军区，驻地就在日军华北大本营的眼皮下，随时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及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必然会不断上演斗智斗勇乃至斗狠，通过电影《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小兵张嗄》《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回民支队》《风云初记》等可见一斑，尤其《烈火金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就是在演绎1942年“五一反扫荡”。
在反扫荡中，有10名反战同盟伤员隐蔽在安平县彭营村，因日寇疯狂搜捕，被迫转移到滹沱河南侧的马江村，历时一年多才陆续康复归队，期间难免走漏消息，但堡垒户郭大娘面对严刑拷打缄口不言。冀中百姓之所以舍身掩护，只因他们无愧自己的新身份——八路军，尤其是支部长田中实。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
田中实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少尉军衔，1941年1月在冀中遭伏胸部中枪被俘，经柯棣华大夫实施5次手术才康复，他目睹晋察冀边区的实际情况后，自愿加入八路军并主持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中支部”，甚至早于1941年5月4日成立的“晋察冀支部”。
与分布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战盟员一样，田中实在根据地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日文资讯、讲授武器实操与日语喊话、开导日俘等；在敌占区，则是通过阵前喊话、电话沟通、赠送慰问袋等进行瓦解劝降。其工作表现显然得到晋察冀边区政府的认可，在1943年1月15日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时，他与班·威廉等人一同受邀出席。
然而，田中实在1943年5月反扫荡中被日军抓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如获至宝，但亲自规劝无果下令将其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有34名日籍八路军在抗战中献出生命。
五、偷师学艺的“编外八路”
众所周知，美军于1944年7月22日派驻延安观察组，实则寻求帮助为轰炸日本建立气象站、营救飞行员、搜集情报等，其中5名成员被派往晋察冀边区，不幸的是亨利·惠特塞上尉遭遇日军殉职，因此，美军观察组的延安食堂被命名为“惠特塞纪念堂”。
（美军成员在惠特塞纪念堂前合影）
相对幸运的是艾斯·杜伦上尉，他因个人兴趣到冀中“偷师学艺”地道战，却于1944年1月22日被日军压制在地道中，经半夜一天的对峙才脱险，当时被《晋察冀画报》记者石少华摄入镜头，通过他的神情可知紧张态势。
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战初——1937年12月至1938年7月，美国驻上海总领馆海军武官卡尔逊就以美军观察员，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通信员身份两次走访华北抗日根据地，见到八路军所有师级以上将领，后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对话最多也是他最感兴趣的有两名将领。
（艾斯·杜伦上尉在地道中）
其一，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卡尔逊的追问下，对军队教育、群众工作、对敌工作等做了介绍，卡尔逊甚至全文录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关注官兵平等、民主生活会、战前动员、战后总结等。
1942年，卡尔逊奉命组建美军第一支特种部队（以前是抽调精兵执行任务后解散归建）——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营，因此被誉为美军特种作战鼻祖，而且是按照上述八路军的模式，不但他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时任该营参谋主任的罗斯福总统长子实际起到政治部主任的作用。
不仅于此，该营的徽章上有两个汉字——工合，也是官兵冲锋时的口号，由此又被称为工合营，而音译“Gung Ho”已入《牛津英语字典》，甚至因瓜岛战役一战成名，被好莱坞于1943年搬上银幕，片名就是《Gung Ho！》，中文译名《孤岛突击队》。
（工合营徽章与电影海报）
关于“工合”的来历众说不一，被采纳最多的是：卡尔逊在与搬运抗战物资的劳工对话时，误将“共同合作”听为“工合”，显然不可能如此简单。
其实，打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网站就能看到台头的徽章——除汉字“工合”还有英文“Gung Ho”，并附“1938年创建”字样。正是在该年4月，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发起，得到宋庆龄大力帮助的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旨在以工业生产支持抗战。卡尔逊同期正在上海，也正是遇到斯诺并看到《西行漫记》，他才有了走访八路军的念头，而在一年内第二次出发时，正是工合委员会成立的当月……由此，就要引出八路军的第二位将领了。
其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卡尔逊的追问下，介绍了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全面发展情况。
（卡尔逊与聂荣臻）
需要说明，卡尔逊首次于1938年2月抵达晋察冀根据地时，边区政府刚成立十天，可以想见他只是走马观花；同年6月第二次抵达后，他惊讶地发现巨大变化，以至在《中国的双星》用一个章节予以记述，标题是“Test Tube For New China”即“新中国的试管”。
在考察“新中国的试管”期间，卡尔逊成为购买晋察冀边区救国公债第一人，因为在他离开的7月1日才正式发行，后交给史沫特莱带到美国用于购买医疗物资；他还见到白求恩，后将所需医疗物资清单转交汉口的友人。不仅于此，他亲眼目睹八路军教员给13名日军俘虏授课，内容竟然是合作社的基本原理，后在《中国的双星》中有记：“他们（日俘）正在做笔记，并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
要知道，卡尔逊返回战时首都汉口的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才正式成立，也就是从委员会过渡到实体，即便这个委员会，也是宋庆龄当面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施压才得以成立，那一层层落实下去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不过，卡尔逊在晋察冀边区不仅考察到合作社的运作，更目睹了直接作用到日俘身上，想必留下深刻印象。三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重披戎装的卡尔逊将自己的作战理念浓缩为“工合”，即他所理解的“同心协力”，予以支撑的基础便是八路军的建军模式。
然而，卡尔逊在当时美军的大炮主义下，尤其“工合”精神冲击到美军传统与秩序，结果在二战正酣的1943年4月被免去指挥官职务，转任赋闲的团主任参谋，1946年就黯然退役了。虽然他辛苦“偷师学艺”最终在美军实践中落败，不过，他笃定的“新中国的试管”真的孕育出一个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