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明月照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走进江南，便好似走进了一幅意境深远的水墨画，那份悠悠诗韵与凛凛风骨的交相辉映，让人聆听着一曲穿越文明长河的岁月回响。
一
时光上溯120万年，随着长江水系的逐渐发育成型，滔滔江水挟沙裹泥，奔腾东流，造就了辽阔丰沃的中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平原。
尤为奇特的是，位于地球同纬度上的其他区域大多沦为了沙漠，而长江中下游平原却独享河渠纵横、风调雨顺的大自然馈赠。从而成为中国的三大平原之一，为中华民族先祖们开辟家园、繁衍生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江南的史前文化粲若繁星，在浙江金华的上山遗址，一粒深埋地下的炭化稻米，揭开了沉睡万年的人类“稻作文明”面纱；在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一件野葛原料、纬线起花的罗纹织品，定格了"史前文化标尺”；在安徽繁昌的神墩头遗址，一枚春秋早中期的青铜箭镞，传递出了铸铜技术步向鼎盛的信息……
伴随世代先民们不懈探索的脚步，一个美丽的地名出现了——江南。
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中，“江南”一词，泛指长江中下游以南、洞庭湖南北的两湖荆楚之地。到秦汉时期，江南的范围有所扩大，开始延伸到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一些郡县。然而，此时的江东地区，尚如司马迁所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偏僻荒蛮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永嘉之乱造成的“雒阳荡覆，衣冠南渡”，以及之后的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数百万计的中原门阀士族和平民纷纷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知识和声乐礼制等，带来了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崛起。
到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得益于处在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上，长江北岸的扬州，一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商业大都市，一时名扬四海，商贾云集，连波斯、日本等国的商人，也都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无数的文人墨客也趋之若鹜，在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华美篇章，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是道尽了扬州无尽的诗意和锦绣。扬州由此成为江南文化的又一个典型代表。
唐贞观元年（627年）设置“江南道”，辖区北起长江、南抵南岭，西起川黔、东至海滨，几乎占据半个中国的广袤疆土。得益于行政区划的推波助澜，地理江南从两湖泛化到了江东，文化江南也从“长江以南”演变为“长江两岸”。
江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孕育了琳琅满目的民族文化瑰宝。从汉乐府的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到《文心雕龙》《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从文房四宝、《富春山居图》、绍兴“兰亭”，到苏州园林、丝绸文化、徽派建筑等。尤其是唐诗宋词中的江南意象，明清小说中的江南画卷，越剧、昆曲、黄梅戏中的“吴侬软语”，都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江南的美，是天造地设的人间奇观；江南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结晶。如同一首古老而悠扬的歌谣，历久弥新地滋润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二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寥寥12个字，把一个彪悍雄健的北方与一个诗意缤纷的江南，勾勒得如此地栩栩如生。徜徉于江南的山水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江南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人文特质？
——透过古人开疆拓土的足迹，我找到了江南彪悍雄健之风的根脉。
商代晚期，周太王长子泰伯携弟仲雍，从陕西岐山翻越秦岭来到江南，“断发文身，自号勾吴”，率部落民众修筑城郭，开凿伯渎河，开启了吴国650年的励精图治。泰伯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成为了江南文明的第一个播火者。
春秋时期，江南剽悍尚武之风盛行，“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勾践十年卧薪尝胆、一朝灭吴复仇，就是典型例证。越国统一江南后，虽然百年安宁无战事，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气节，却从此沉淀在江南人的血液里。
——循序南北文化交融的脉络，我领悟了江南温婉坚韧气质的源渊。
得益于古代的3波北人南迁，中原豪情侠义的精神与江南温和通达的性情相碰撞，经过千百年融合培塑出了刚柔相济的江南品质，进而衍化出“崇文重教、精益求精，尚德务实、义利并举，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江南人文精神。
1192年，68岁的陆游在绍兴的居所里，写下了“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悲壮诗篇。12年后，已届暮年的辛弃疾登上镇江北固亭，发出了“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悲愤之声。壮怀激烈遐迩相闻，气贯长虹。
此后的800多年间，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家国情怀成为闪耀江南天空的思想光芒。文天祥、顾宪成、林则徐、龚自珍、黄宗羲、顾炎武……江南水土和文化滋育的一个个民族英雄、思想先驱，构筑起了时代的脊梁。
江南历史上战争频发，但大多以抗击北方民族和外夷入侵为主，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及抗倭战争等，体现出江南人民追求海晏河清、丰亨豫大的和平理念。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入侵长江，江南人民奋起抵抗，镇江军民的浴血奋战。远在欧洲的恩格斯对此给出了高度赞扬：“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
进入到20世纪，江南再创辉煌。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并建都南京；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7年，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美丽江南，以居功至伟而跻身于中国革命圣地的行列。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沧桑变迁造就了烟雨江南，南北交融成就了诗性江南。沧桑千万年，江南为中华民族崛起和腾飞作出的贡献彪炳日月。
三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在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与八路军南北呼应，肩负起了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
狼烟骤燃，异军突起，要追溯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拔长征时，留下了一部分力量保卫根据地，同时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艰苦卓绝的3年南方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937年7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庐山，与蒋介石就苏区改制、红军改编等进行商谈。“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面对全国民众团结抗日的强烈呼声，蒋介石不得不于当年8月22日，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但蒋介石仍在玩弄“北和南剿”阴谋，一边与中共谈判，一边调集40多个正规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施“围剿”，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前，铲除共产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何应钦就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广东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商谈。期间，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叶挺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故而请他出面协调红军游击队改编。
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名正言顺，况且当时淞沪战场吃紧，蒋介石手上无兵可调。因而，蒋介石只得同意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简称新四军，并于1937年10月12日公布了任命叶挺为军长的命令。1939年，这个日子被确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这支我党领导的武装被授予新四军番号，与叶挺有着直接的关联。1927年1月，旅居武汉粤籍团体制作了一块铸有“铁军”两字的铁质盾牌，赠送给北伐抵达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屡建战功的独立团团长叶挺代表受牌。蒋介石在委派叶挺出任军长的同时，便重新启用了已撤编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番号。
1937年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汇报新四军筹建情况。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指示“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然而，新四军组建过程却是步履维艰。在编制上，我党提出设2个师4个旅8个团，或2个纵队6个支队，但国民党只批准编配4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2个团。在干部配备上，国民党要派人担任支队及团、营主官，亦为我党拒绝。经过数轮艰难谈判，国民党才勉强核准我党提出的支队以上干部配备方案。
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既是我党审时度势、抗战救国的爱国之举，更贯穿着对恶劣条件下人民军队生存与发展的深层思考。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同时，抽调一批长征干部到新四军部队担任各级骨干，并以“保持发扬优良传统”8个字，依序给各团编配了代号，启发指战员们时刻自我警醒，永葆“听党指挥”的鲜亮军魂。
四
新四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贯彻“东进、北上”战略，作为挺进抗日战场的决然选择，不惋惜以前赴后继、浴血牺牲，坚决捍卫民族尊严和人们利益。
1938年4月，新四军1.03万余将士在河南确山竹沟镇、湖北红安七里坪和皖南岩寺等地完成集结整编。4月下旬，4个支队主力全部东进苏南、北上皖东等地区，亮剑敌后战场。
1938年5月12日拂晓，第4支队9团侦察队在安徽巢县的蒋家河口设伏，击沉日军汽艇两艘，20多个鬼子被全歼，打响新四军组建后的抗战第一枪。
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设伏，歼灭日寇20余人，击毁汽车4辆，取得新四军首战江南的胜利。陈毅欣然赋诗《韦岗初战》：“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交战，脱手斩得小楼兰。”
其实，早在当年5月，毛泽东就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茅山，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横卧于江苏西南地区，东临太湖，北扼长江，南俯苏南，西接皖南山区，山峰连绵不绝，周边丘陵环绕，战略位置险要。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锐利的目光越过黄河和长江，投向这片层峦叠嶂的江南山地。
1939年2月，周恩来冒着严寒，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皖南云岭，军委副主席与新四军将领运筹帷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轮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展华中”战略部署的精准”对表“，成为新四军崛起华中的恢弘起笔。
华中地区，华夏东屏；沃野千里，国之重廪。
日寇悍然占领上海、南京等地，貌怀狼子野心，实乃鼹鼠得势。新四军避开其盘踞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广袤乡村掀起游击战争的惊涛骇浪。
扼守皖南，稳立苏南——1939年4月，第1、第2支队如旋风席卷苏南，多支民主抗日武装收编新四军序列，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随即成立，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
1939年间，日军向“皖南门户”繁昌县城发起数轮猛烈进攻，谭震林指挥第3支队连续展开5次惨烈的繁昌保卫战，歼敌千余。日寇妄图打通浙赣通道、策应武汉战场，殊不知最终梦断繁昌。
同时，第4、第5、第6支队雷厉风行，西出皖东、豫皖苏边、豫鄂边等地，迅速开辟敌后根据地，与皖南、苏南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
出击宁沪，直捣黄龙——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异军突起，叶飞率第1支队6团东进无锡地区。黄土塘首战、浒墅关奔袭，歼灭日军近百人，继而犹如神兵天降虹桥机场，日军4架战机化为灰烬。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日军恼羞成怒，纠集重兵开赴延陵古镇等地区，搜寻“扫荡”新四军。孰料却在丹阳贺甲村，遭到第1支队的当头棒喝，一仗折兵170余人。上海进步报纸欢呼：“伟大胜利在江南”。
挥师过江，经略苏北——苏北平原港汊密布，水网纵横，正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战场。1939年2月，陈毅派遣挺进纵队夺取江心“跳板”扬中岛，成立苏北特委。年底跨江进入扬州、泰州结合部，建立“桥头堡”。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第1支队北渡长江。黄桥大捷硝烟未散，北上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胜利会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宣告成立。
早在1940年4月，毛泽东即已指出：“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令出如山，时隔半年，苏南、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边、苏北等根据地创建尘埃落定。
九万劲旅驰骋大江南北，成为华中战场的中流砥柱。
五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18日，处在国民党严格新闻管制下的《新华日报》，罕见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四言诗，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血案而发出的愤怒声讨。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皖南云岭北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将士们血战7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
历史竟有如此惊人的重复。1934年11月，方志敏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远征，被7倍于我的国民党军围堵于浙赣交界的怀玉山中，1.4万抗日健儿，仅粟裕率800人突出重围，成为了新四军第1支队的前身。7年后的皖南山区，又是一轮7倍于我的围堵杀戮，大地为之颤栗，山河为之泣血。
举国抗战的烽火天空，被划下了一道令国人痛心的伤痕。国民党当局还丧心病狂地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了取消反动命令、惩治祸首和实行民主政治等要求。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变引发了世界舆的哗然，全国人民的反蒋抗日热潮高涨。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1941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划归新四军建制，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
重建新四军军部，我党不仅收回了新四军的人事任免权，而且将带有游击性质的“支队”番号改为正规部队的“师、旅”番号，健全完善了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主力部队的党员数达到40%以上。从此，新四军真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锤炼出了“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铁军精神。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的当日，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达手令：“乃停发该军经费、子弹及药品之补充。”然而，新四军各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不屈不饶，顽强战斗，从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间，缴获各种火炮290多门、轻重机枪1600余挺、长短枪12万余支。还向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等输送资金、物资达4000万元，给予党中央和八路军强有力的物质支援。
“新四军来，日寇必败！新四军勇，敌寇发懵！新四军人，钢铁之身！新四军强，鬼子胆丧！”浴火重生的新四军，在坚持敌后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抗日战争后期，已扩充到主力部队30多万人，成为了一支所向披靡、屡建殊功的钢铁之师。
1944年，毛泽东在审阅《解放日报》10月1日社论时，充满激情地指出：新四军“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六
1945年秋，遭受日寇蹂躏的华中根据地终于迎来了月圆家圆时刻。然而，桥头路旁却出现了别样的情景：乡亲们依依不舍地与新四军将士话别，挥泪目送一支支齐装满员的队伍逶迤北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阴谋挑起内战，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迅速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山东八路军主力开赴东北。新四军主力奉命北上，担负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的任务。
9月下旬起，新四军除留下部分坚守江南外，军部及3个师、2个纵队相继北上。其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北上新四军与留守八路军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江南新四军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1946年夏，蒋介石集中62个旅约50万兵力，向华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利剑出鞘，以苏中、宿北、莱芜等战役歼敌30余万。其中著名的苏中战役，华中野战军3万余主力部队，与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12万之众展开7次交锋，歼敌5.3万余人，史称“苏中七战七捷”。
1947年1月，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全军共27万人。3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此时，相隔数千里的两个战场，就像天平上的两只法码，此重彼轻，此消彼长。华东野战军面对24个整编师45万人的强敌进犯，连续发起泰安、孟良崮、南麻、临朐等战役，歼敌近8万。尤其是孟良崮战役，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使蒋介石孤注一掷的重点进攻一败涂地，从此不得不将战略方针改为重点防御。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等部队的配合下，发起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0万余人，生俘当年屠杀北上抗日先遣队将士的元凶之一、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使山东省大部区域获得解放。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打响，华东、中原野战军以60万兵力、543万支前民工的强大优势，一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精锐力量由此被基本肃清。
1949年2月，传承新四军血脉、兵力达58万的华东野战军再次华丽转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4月中旬，第二、第三野战军联合发起渡江战役，23日，一举解放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打过长江后，第三野战军势如破竹，在相继解放杭州、合肥、南昌、上海等城市后，又马不停蹄地挥师东南，使得浙江、福建等广大地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从最初各自为战的十几支游击队，逐渐壮大成为一支披坚执锐的百万雄师，英雄的新四军创下了抗日战争歼灭日军10余万、解放战争歼灭蒋军245余万人的丰功伟绩，更有20多万英雄将士牺牲在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的征程上。
“一轮飞镜谁磨？照彻乾坤，印透山河。”
诗意江南，润然如玉。而新四军征战江南的英雄风貌，更是早已凝固成一抹穿越岁月风云的烽火绚丽，灵动而恒远地辉耀在这片美丽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