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用镜头记录中华民族的抗战辉煌 
沙飞为什么要枪杀日本医生津泽胜？他与津泽胜有个人恩怨吗？津泽胜是无辜的吗？沙飞对津泽胜是误杀吗？一命抵一命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沙飞有可能平反吗？这一系列的疑问，下文都将一一破解。
四、被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行医？他与沙飞有过历史恩怨吗？他是无辜被枪杀的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我来到了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楼小楼中，拜会了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殷子烈（前排左一）与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前排左二）在钓鱼台“八一学校”同学会上。陈辉摄）
殷老退休前任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总经理、退休后任“晋察冀老区继承先烈遗志协会”秘书长，他与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和沙飞的女儿王雁是“荣臻小学”现在的北京“八一中学”的校友，对津泽胜先生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他一一给我讲述了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发生在华北军区卫生系统的往事：
我父亲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发奋学习，追求着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梦想，20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就读。毕业后被送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河北省立医学院任病理学主任教授。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同时兼任由白求恩医校为骨干组建的华北医科大学校长。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开国少将殷希彭）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进驻张家口，白求恩医科学校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我父亲仍兼任校长。为使学校更快发展，他吸收原张家口伪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及其他卫生人员参加我军并到白校工作，经过多方工作，院长、著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参加八路军，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这其中就有被沙飞误杀的津泽胜。
殷老介绍，津泽胜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好友，也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当时在北平和妻子开了一个小诊所，稗田动员他们夫妇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
殷老对我说，稗田宪太郎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他于1920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在日本、美国、台湾和中国的协和医学院进修九年，34岁获教授职务，在母校任教。日本投降后，他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8年，他第一个在我军医大结合临床病人讲授病理学；第一个在教学中讲解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他的“菌座观”“金属病因论”“肝硬变可愈说”等，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医学相应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他第一个在医大开展尸体病理解剖和死亡病理讨论会；他第一个在医大应用病理切片技术和施行活体组织检查。
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人接见了稗田，聘请他为军区的卫生顾问。后来，军委卫生部聘请他担任防治南方血吸虫病工作团团长。在担任这些职务时，稗田教授竭尽心智，努力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胡耀邦患病，找稗田求治，经稗田精心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
稗田参加八路军后，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田人，他的工资是每月1500公斤小米，是其他中国教授的30倍，而部队的指战员是没有工资的。他得知后，坚决要求免去1500公斤小米的待遇。稗田以正直的人格、科学家的良知和对中国人民的奉献精神，以他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一切为了学生”的教学作风，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爱戴和尊敬。
殷老最后对我说：“稗田为人善良，他得知老友津泽胜被误杀后，十分悲痛。当时津泽胜的妻子竹山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十分不易，后来稗田与竹山结为夫妻，负责照顾好友的遗孤。
（2010年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在“八一学校”校友会上发表热情的讲话。陈辉摄）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后来写文章回忆自己的父母：我父亲津泽胜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内科大夫。父亲是个诚实、认真、对病人不摆架子和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一视同仁的人，技术也不错。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个诊所，他们两人都是内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从小我就跟胡同周围的中国孩子们玩，说的也就是当时的北平话，跟着中国雇的佣人到剧场去听剧，到澡堂去洗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10月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由利子从北平来到了张家口，跟随父亲的导师稗田宪太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了中国，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张家口刚刚被八路军解放成了边区的根据地。到了张家口，这些日本医疗工作者也就开始在白求恩医大的前身张家口医学校工作、任教。我父亲在白求恩大学附属医院任内科主任。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是殷希彭教授，曾留过日的病理学者。这两位教授一见如故。殷部长对日本工作人员关照得很周到。
我父亲对病人很好，所以我记得当时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时候，老乡们常常来找父亲，他们有时手里拿着白菜、有时拿着鸡蛋，表示他们的感谢之情。
后来，我们又随着八路军从张家口转移，行军走了3个月，来到了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在这里我们停留了近两年。而我们这些孩子则离开父母被送进荣臻子弟学校学习。1949年，白求恩大学来到石家庄。12月，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亲因此离开了人世，这是我的童年时代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在中日本人回国。我们又跟随稗田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的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当年白求恩和平医院日本医生的后代与“八一学校”的中国校友在一起合影。陈辉摄）
津泽胜生前的女助手张富云军医后来回忆了她心目中津泽胜先生：我与津泽胜大夫认识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河北获鹿县杜北村迁入石家庄市现址，当时医院有一百多名日籍医务人员，有医师、护士、技师，包括内科、外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X光科、药材科各科。
内科主任是津泽胜大夫，中等个，微胖，能说汉语。我刚大学毕业，听说主任查房，特别紧张。报告病历后，他领着我们逐个查看病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耐心询问病人的症状，认真细致的查体。每次总能发现新体征、新问题，指出诊断和治疗方针，解决疑难问题。那时，肠伤寒、回归热、斑疹伤寒病人较多，他一边检查，一边给我们讲解，如伤寒的蔷薇疹，怎样和其他发疹疾病鉴别。怎样视、触、叩、听等基本功，如肺罗音、心脏杂音，触摸肝脾等，手把手的教。
有一次查房，有位女患者，因恶心呕吐以胃病收容入院，津泽主任检查后说：“这是妊娠反应”。我奇怪这是个未婚女子，而且也问过病史说月经正常，怎么会是妊娠呢？他让我们大家都摸摸腹部，大家仍不理解。他指出我们触摸腹部不细致全面，只注意上腹部，未摸下腹部。应该怎样触诊才不会误诊，原来他是摸到子宫底才肯定诊断的。经妇产科会诊肯定他的诊断正确。类似这样的事例很多。
（“八一学校”同学会上，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起。陈辉摄）
对我们工作中的差错，他从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说：“这样不对或不好”，同时教你如何如何做。抢救病人时，他更是不分昼夜，不顾劳累地在现场指导，直至病人转危为安。他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渐渐的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师，又像长者，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张富云回忆说，津泽胜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妻子——竹山大夫，她在医院小儿科上班，医术也是精湛的。他夫妻生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叫田鹤子，在北京“八一子弟学校”上学，一切免费。她长得漂亮，又很聪明，放假回到石家庄医院时，常带着弟弟妹妹在院子里和中国的小朋友玩。个个懂事、有礼貌，尤其小弟弟马其仁特别好玩，讲得流利的汉语，我们常逗他玩，真是人见人爱。他家就住在医院一间日本建的普通平房里，但夫人收拾得非常干净舒适。
津泽主任有时也请我们到他家里玩。夫人总是热情地招待，拿出糖果或亲手做的点心叫我们吃，说说笑笑，这是一个多么和谐幸福的家庭啊！那时物质条仲比较贫乏，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工作之余，津泽主任常和我们共同劳动，从来没有听见他喊苦叫累。
（池谷田鹤子和女儿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左二）在回忆往事 陈辉摄）
医院为了照顾日本朋友，对日藉友人专门设了一个食堂供餐，当时都是供给制待遇，只是为了照顾多供应一些大米、肉、蛋、油之类。这些日本朋友还是很满意的，总是以饱满的情绪上班工作。
津泽胜先生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他认为自己能成为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医院的一员是他一生的幸运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极端负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过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日本医生津泽胜与沙飞非冤非仇，而且为沙飞救死扶伤，为我军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被沙飞枪杀完全是无辜的。
五、沙飞为什么要枪杀津泽胜？他是精神失常吗？对沙飞执行极刑有什么曲折吗？历史沉淀之后，沙飞一案有可能平反吗？
沙飞是名人，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沙飞有着特殊的感情，聂荣臻就非常器重他，当年沙飞参加八路军是聂荣臻亲自批准，华北军区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出自沙飞之手。杀沙飞对聂荣臻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聂荣臻）
沙飞枪杀津泽胜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送到了聂荣臻的面前，沙飞的生死大权却要由聂荣臻来决定。聂荣臻当时存有疑问，他当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聂荣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但由于沙飞是间歇性发病，其神经正常时，思维言行与常人无异，书信也字迹清楚、文笔流畅。调查结果终于报了上来，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法处代处长张致祥带来的消息是：“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最终，聂荣臻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中日两国的关系，无奈地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但当判决书最后摆在聂荣臻面前时，他流泪了。
而沙飞果真“神经健全”吗？事隔多年后，许多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实事和结论：
沙飞生前的护理员郝德贵回忆，沙飞住院后情绪极不稳定，性情变得古怪多疑，有时甚至狂燥不安，这种现象下午为重。在我的记忆中，沙飞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视，每当谈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时，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和愤恨心情，对于没经历那场灾难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为他治病的津泽胜也不例外。
进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卫员陪沙飞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问我：“小鬼，你说津泽胜是不是好人呢？”我当时想，他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好人。”沙飞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你这个小鬼太单纯了，看问题太片面，你要学会辩证的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津泽胜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晒太阳，这表面上看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过散步消耗我的体力；通过晒太阳，利用紫外线杀伤我的细胞，减少我体内的抵抗力，这就好比他平时给我透视照相一样，想利用放射线杀灭我体内的细胞，借此达到他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怎么还说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卫员看他越说越离谱，情绪越来越激动，赶紧把话题岔开，劝他回病房休息。回来后，我把沙飞的情况向医生作了汇报。
（沙飞生前拍摄的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讲话）
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助手军医张富云2007年1月在和平医院建院79周年时，做了这样的回忆和分析，沙飞有严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泽主任也常给予耐心解积安抚。沙飞平时对医生护士语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内向，有时他很幽默。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事发后，我和同志们也一齐议论过，以沙飞那样的高级干部。怎么会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日藉医务人员参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对他勤勤恳恳地为他医治好了疾病的津泽主任那样怀疑和仇恨呢？竟不顾国法军纪而致人死地呢？
我想我们这些普通医生、护士和伤病员都经历过中日战争的，都亲受侵略战争的伤害，有的亲人死去，有的伤员身上还带有枪伤，留有子弹。通过学习，大家都很明白战争是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的，值得痛恨的是他们。广大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从我们和日藉人员在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从津泽胜大夫、水野护士长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善良品德，对伤病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谊，回忆起来，友谊之情仍历历在目。
（沙飞拍摄的八路军抗日动员大会）
今天回顾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是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缺乏临床实际经验。当时的医学水平对精神病知识了解甚少，经验不足。对沙飞病中的长期失眠，忧郁焦虑症状，认为是与他长期战争紧张过劳造成的，是结核病的一般心态，未能考虑他是精神病病态，应给予必要治疗。经过我几十年临床工作经验，也治过不少精神病人，目前医学对精神病的理论也丰富多了，被人们重视多了。以现在的医学分析，沙飞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现，如抑郁、焦虑、偏执、多疑等症，这种抑郁症常会导致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过去我们没认识到，对他的某些语言总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医院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没有正规的管理制度，譬如，战争年代，住院的首长都带着警卫员、马夫、手枪，这是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条件。这次事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人，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医生。
津泽胜走了，沙飞为抵命也走了。一个优秀善良的日本医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思念！另一个是曾拍摄过模范医院，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事迹的摄影家走了。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遗憾！两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亲人，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造成永远的伤痛！每当回忆起这些，内心总有些内疚与遗憾。假如当年我有现在的医学水平与经验，能够早期诊断出沙飞有精神病，并给予及时治疗和保护；假如当时医院执行住院病人不准携带武器，所带枪支统有医院保管，也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无耐历史往事，皆成史话，两位先烈都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历史功臣，在和平医院建院70周年之际，我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
（警惕的八路军——沙飞摄）
我从和平医院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了当事人还有这样的回忆：津泽胜是日籍医生。由于他是科班出身，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大起疑心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的按键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职业习惯造成的下意识动作吗？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之为“重打诊”，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两人狼狈为奸，更便于进行间谍活动。而且还要暗杀我沙飞。
当年与沙飞共事战友还提供了两个沙飞精神受日寇刺激的实事：1943年12月的日寇扫荡中，他目睹日寇疯狂的屠杀使华北百姓死伤无数，《晋察冀画报》社的战友有9名被日寇枪杀，自己为保护反战照片的底片，险些丧命。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强盗不仅当众奸淫了中国妇女和八路军女战士，还残忍地将她们怀中的婴儿夺下，扔进沸锅里活活煮死；畜生们还强迫人们“父奸女、侄奸婶、兄奸妹”以供他们取乐……回想自己的首长、战友对待日本小女孩的情景，沙飞感慨万分，他心目中艺术的善和美被击得粉碎。
另一件是鲁迅的病逝。沙飞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鲁迅。沙飞曾对著名画家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后来沙飞在和平医院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沙飞拍摄的八路军骑兵）
亲眼目睹日寇的惨无人道，沙飞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情爆发是瞬即、短暂的，平时与精神正常的人一样，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
沙飞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在其亲属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由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对沙飞的病案反复论证后，做出“缺席诊断”：“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我在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了解到，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庭为沙飞错案平反，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同年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党籍。
据说，后来在沙飞平反过程中，曾请示聂帅，聂荣臻批示：“沙飞已经处刑。当时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
正确的裁决发生在36年之后，沙飞不在了；聂荣臻元帅也不在了。但沙飞的后人感到欣慰，中国摄影界感到欣慰，沙飞也当九泉瞑目了。
六、沙飞枪杀事件发生后，对中日友谊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两个家庭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沙飞中国革命摄影家的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
沙飞被处决后，组织上专门作出决定：1、沙飞不是反革命；2、不牵连妻子；3、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津泽胜遭到不幸后，和平医院里按照日本人的习俗进行火化，那时医院没有火化炉，就在院内空地上架起木柴将津泽胜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全院为津泽胜召开了追悼大会，各科也都悬挂镶有黑边的津泽胜遗像，以示悼念。
沙飞的女儿王雁做了这样的回忆：1950年3月4日，我爸爸沙飞因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先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1个月后，父亲的战友石少华派人把4岁的我从怀安县柴沟堡老乡家接到北京，送进了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也总巴望着有人接。可是当时妈妈王辉被派往香港、广州工作，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刚满3岁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妈妈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就来学校看望我和弟弟，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来看望我们，爸爸的战友石少华和夫人连飞娥也时常来看望我们。
（沙飞妻子王辉抄录的沙飞名言）
那时候在八一学校里读书的有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后代，有国际友人的子女，还有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的子女。我就是这样被算作“烈士子女”在这里上学的一个孩子。有人问：你父亲去世后，你们是不是过得很惨？
完全不是的。父亲的问题没有影响母亲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学校也是没有歧视的，我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和同学们的友爱中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身边。
两次枪响，两个家庭的孩子相继失去了可敬的父亲。值得庆幸的是，这两家的遗孤都受到八一学校的呵护。
在八一学校就读的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做了这样的回忆：从石家庄到了北京后，我就读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校。不仅华北军区的干部子弟，党中央、国务院、解放军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争取进来学习。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父亲津泽胜被一个病人在病房用手枪打死，12月17日去世。回家后，看到母亲在还没点灯的黑屋子里，抱着生后刚5个月的妹妹，一句话都不说。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我在学校的功课成绩还可以，不能说是特好，但也没落伍，稍比一般的孩子活泼一些，特别喜欢音乐，当时音乐课主要是唱歌。到了北京后，礼堂有一个大钢琴，麻嘉卉老师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教我们和声是什么，还让我们听贝多芬的《月光》唱片。麻老师教了我们各种歌曲，有革命歌曲、军歌、陕北民谣、苏联歌曲。她本是位老革命，她教给我们的一些老革命歌曲是一般的人不知道的曲子，并且还积极地带我们到广播电台去唱歌，这些歌词都随着曲子留在我记忆之中。
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八一保送我进了师大女附中。在这儿过了半年紧张有意义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留中国已8年多的日本技术人员们回国去。我们一家又跟着裨田宪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的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聂荣臻元帅女儿聂力为沙飞题词）
30年来，我在医学领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同时也能说明我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池谷田鹤子还谈到了沙飞的平反和和平医院对他父亲作出公正的结论：1949年12月，当时医院已经搬迁到石家庄。15日那天，父亲被一个病号在病房中，用手枪击中，以身殉职。这个病号沙飞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拍过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照片的摄影家。这个事件有着一些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而且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各方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们一家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得到医院和卫生部的很多照顾，在生活上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从那件事开始已经快60年了。母亲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们已进入老年。听说在90年代沙飞也恢复了名誉。这几年，日中双方有人开始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们的心里一直希望给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幸亏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至此，这件事才得到圆满解决。
池谷田鹤子还在《一张旧照片》一文中回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她们一家的款待：1984年9月下旬，中国政府邀请了由来自日本各地3000名成员组成的友好代表团。代表团是分批来到中国后于10月1日到北京集中参加国庆典礼。我母亲和表姐矢吹美代子夫妻、我和我丈夫池田不律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10月1日上午国庆典礼之前，日方代表团的代表以及一些重要人物都被请进中南海。我也陪着母亲一同来到了中南海。我们被带进中南海的一个小亭里。这时的胡耀邦已经早早的守候在那里了，他神情显得稍有些兴奋，目光却非常柔和，和我们一个一个亲切握手。王震副总理就站在他的旁边微笑着和我们握着手。当我们接近耀邦的时候，听到他低语：“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除了日方人员以外，还有一位相貌端正的青年。当时我们没有料到，这位就是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我们被安排在椅子上同胡耀邦总书记和王震副总理拍照留念。照完像后，他们二位便匆匆的离开了。前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约过了30分钟，我们看到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阅兵式。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为沙飞的平反恢复军籍的决定）
而这张照片我一直都在珍藏着。我们一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接待，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胡耀邦和稗田的那一段友情。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时，通过驻日大使馆寻找稗田宪太郎的遗属。在张家口的时候，稗田先生曾参加胡耀邦总书记的阿米巴性肝疾病的治疗。当时，稗田先生在这种病的研究领域里是属于世界一流的学者之一。与他同专业，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殷希彭知道这些情况，他还一直存有稗田关于阿米巴研究论文。这也许就是由此让他们二人有缘相识的理由之一吧。胡耀邦总书记在大使馆接见我们时，非常亲切、温和，他谈着自己和稗田的友情，又询问了我们现在的家庭状况，并且说下次让我们以他客人的身份到中国，所以才有了上一幕的1984年10月1日，我们成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客人，并受到他的亲切接见。
（王雁在日本举办沙飞摄影展开幕式致辞）
沙飞是神精不正常的情况下，误杀津泽胜；在没有科学确定沙飞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执行了极刑，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但却不是中日友谊的悲剧，两个家庭相互没有仇恨，正确对待了这一历史悲剧。尤为令人感动的是，津泽胜的后人不记杀父之仇，为中日友谊作出了友好的贡献。
沙飞没有被历史所忘记。1981年初，《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一文，追忆了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家沙飞。
1992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沙飞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沙飞摄影展》与观众见面。
（在沙飞塑像揭幕仪式上，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致辞）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5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更为可喜的是，日本成立中国摄影师沙飞研究团体。据日本《宫崎日新闻》2011年1月5日报道，研究中国新闻摄影师沙飞业绩的“沙飞研究·日本之会”已于近日成立，研究会事务局设在都城市。沙飞在日中战争时期拍摄的照片，是宫崎县都城市和中国重庆市江津区开始友好交流的契机。该研究会将于近日访问中国，并计划于明年沙飞诞生100周年之际在日本全国各地举办照片展。研究会把在中国并不广为人知的沙飞定位为“新闻摄影师的先驱者”，计划通过考证其业绩和人物形象，来活跃日中民间层面的交流。
沙飞离开我们75年了，但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