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用镜头记录中华民族的抗战辉煌 
沙飞，记录八路军抗战最著名的摄影师；沙飞，人民解放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沙飞，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沙飞和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沙飞拍摄和保存了八路军抗战时期最完整、最经典的照片档案；沙飞和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作为新华社驻原北京军区军事记者，我是这样认识沙飞的：一次，我在北京军区《战友报》观看社史图片展，意外发现沙飞的照片，当时他任《战友报》的前身《抗敌报》编辑部副主任；一次，我在北京军区档案馆查资料，意外发现1950年3月8日《华北解放军》报登载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等签署的“沙飞目无法纪杀害人命，军法处判决处以极刑”的华北军区训令和华北军区军法处对沙飞判决书；一次，我意外得知部下郝建的父亲郝德贵曾是沙飞生前的护理员；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八一中学”校友会上，我与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意外相遇；一次，我到北京军区下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采访，听到了许多沙飞当年住院的往事。
（作者与沙飞女儿王雁在《沙飞和他的战友》一书首发会上）
惊奇的发现，意外的巧合，功与过的强烈反差，使我对沙飞这位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领军人物产生了好奇。于是，开始探寻沙飞那传奇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
一、沙飞有一个传奇的人生，从献身北伐到参加八路军，从电台报务员到摄影记者，沙飞的人生历程短暂而辉煌
在中国摄影界沙飞的地位首屈一指；沙飞的才华令人佩服；沙飞的经历曲折传奇。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祖籍广东开平。他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
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1926年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
5年的军旅生涯，磨练了沙飞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他喜欢看文学作品，最喜爱的鲁迅的书。鲁迅的著作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理解越来越深刻。这时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沙飞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
与王辉结婚时，为了蜜月旅行，沙飞买了一台照相机，从此他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摄影技术提高很快，他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
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反映的是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1914年６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一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沙飞激动地说：“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沙飞与妻子王辉合影）
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这一年，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并与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并为之拍照。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许多报纸还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鲁迅照片。
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一举成名！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0月19日一早，沙飞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3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为发表鲁迅的照片，要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于是，“沙飞”从此诞生！他以沙飞的笔名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
(沙飞拍摄的鲁迅谈话情景）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从此，沙飞闻名遐迩。
有人形象地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沙飞于1937年1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1月18日《桂林日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100幅作品，影展产生了轰动效应。
（沙飞留下珍贵的鲁迅镜头）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记录日寇的残暴，记录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英勇抗战。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奔赴抗日华北前线。1937年8月，沙飞到达山西省太原，在李公朴成立的《全民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
1937年10月，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并正式由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2月，在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
参加八路军不久，沙飞就和战友一起创立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解放区最早的新闻机构。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一书封面）
1938年12月，为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沙飞萌发了举办战地影展的想法。于是，他和战友们紧张筹备，把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了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1939年元旦，《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正式展出。八路军官兵和周围数十里村庄的百姓前来争相观看，受到极大震撼。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后，聂荣臻还特意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赏。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飞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实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于1942年3月20日首试出版了《时事专刊》，喜获成功。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指角沟正式成立，沙飞担任主任，全社一百余人。
建社后，为了出版《晋察冀画报》，沙飞连续昼夜工作累得吐了血，但一直坚持工作，终于在7月1日这一天，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问世了，为党的21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画报内容新颖，图文并茂，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其中沙飞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随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了1000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以及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强烈反响，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惊人的奇迹”。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称赞为“文化的鲜花”、“了不起的创举”。
（沙飞创办的《晋察冀画报》）
截至1948年，画报社在6年时间里，共出版《晋察冀画报》13期，还出版了《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旬刊》等1 7种画报、读物67万余册，面向国内外发行。此外，沙飞还先后派人协助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了《冀热辽画报》《冀中画报》《人民画报》《山东画报》等。这些画报和读物的出版发行，对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分化瓦解敌军，争取国际支援，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效果。
在12年枪林弹雨的岁月中，沙飞以相机为武器，视摄影为生命，通过摄入镜头里的一幅幅画面，见证了祖国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凯歌，用数以千计的作品，竖起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沙飞不仅用影像记录历史，而且还特别注重对摄影底片的保存。自创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飞就要求摄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当作生命一样看待。他经常强调：“摄影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当时，沙飞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沙飞镜头下的平型关凯旋）
1941年反“扫荡”中，一天深夜，一股日军突然冲进了画报社宿营地，大家紧急突围后，才发现部分照片和底片没有带出来，沙飞等3位战友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返回营地，抢回了丢失的照片和底片。
1943年12月9日，画报社在冀西阜平柏崖村遭遇日军突袭，沙飞和通讯员赵银德在黑暗中每人摸到两只牛皮箱向外突围，他们不顾生死，赤脚在冰天雪地跑了数十里，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合围。沙飞、赵银德等4位同志身负重伤，有9位同志为掩护大家突围壮烈牺牲，其中7位同志为画报社成员，两箱照片落人日寇之手，两箱底片幸免于难。不久，日寇和伪报纸大肆吹嘘“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然而，仅一个月时间，《晋察冀画报》（实事增刊）就出版发行，用事实揭穿了日寇的谎言。
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原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时称赞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
（沙飞镜头中八路军阻击日军）
沙飞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
1941年5月1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成立，沙飞担任主任。1942年6月3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报社、人民画报社、冀中画报社三社合一，成立华北画报社，沙飞担任主任。
（沙飞镜头中的八路军列队受阅）
在革命队伍中，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二、沙飞的镜头下有鲁迅的身影，有白求恩的镜头，有聂荣臻将军救日本孤女的场景，他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沙飞，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创始人，他的摄影作品可圈可点，其代表作有《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系列作品、《白求恩在八路军》系列作品、《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系列作品等，每一幅作品都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
鲁迅生命最后时光的系列作品是沙飞的成名作。沙飞的女儿王雁说：“母亲说父亲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鲁迅先生，拍摄了《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等珍贵照片。鲁迅病逝后，父亲拍摄了先生从送殡到安葬的全过程，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1936年10月2日，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展出了全国近百名作者600多幅作品。10月8日，新木刻倡导人鲁迅抱病出席了展览会闭幕式。沙飞此前得知鲁迅要出席闭幕式后，激动不已，早早就来到会场等候。当鲁迅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坐在一起亲切交谈时，沙飞迅速抓拍了这一难忘的场景。当时，快门的响声使鲁迅投来警觉的一瞥，但一看是沙飞，顿时释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鲁迅对沙飞已早有了解。
（沙飞镜头里的鲁迅与青年）
鲁迅关切地问沙飞：“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并鼓励沙飞：“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这次见面只不过是几句简单的交谈，沙飞却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一张经典摄影作品——《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当时，沙飞特别兴奋，连续抓拍了9幅作品，这是鲁迅一生中在同一场合拍照最多的一次，也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组照片。
1936年10月19日5时20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得知噩耗，沙飞立即赶到鲁迅家里，拍摄了传世的唯一一幅鲁迅先生遗容照片。此后，在上海市民和文化界向鲁迅遗体告别并结队游行为鲁迅送葬时，沙飞又是当时最活跃的非职业摄影记者，他拍下了上海各界向鲁迅遗体告别，千万人殡仪送葬，蔡元培、章乃器致悼词和墓前演讲，呼吁举国一致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等历史性的悲壮场面。沙飞拍摄的鲁迅照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历史遗产。
（沙飞拍摄的鲁迅葬礼）
沙飞反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救死扶伤的照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雁说：“父亲生前还有一位要好的国际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摄了《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职后，在遗体告别时，人们无不痛哭失声，就连身经百战，亲眼看过无数亲密战友伤亡，曾经以‘铁石心肠’自称的聂荣臻将军也潸然泪下。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揿动快门，拍下了这些动人的历史镜头。白求恩在遗嘱中要求，将他心爱的柯达相机赠给沙飞同志。后来，白求恩送给父亲的柯达相机和盛放着他所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铁盒子，总是随身带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飞结识白求恩实属巧合。1938年5月，沙飞因为身体不好，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当时，他骑着一匹骏马，身穿夹克衫，足蹬皮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灰白而稀疏。在他身后，几十匹驮马背上的器材箱都插满了树枝用于伪装。正在住院的沙飞得知白求恩来到军区后，便借了一匹马一路扬鞭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沙飞拍摄白求恩手术情景）
在晋察冀军区期间，白求恩致力于改进八路军的医疗和战地救治工作，组织制作多种医疗器械，给部队医务人员传授医疗知识和技术，编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培养卫生干部。在他的推动下，军区后方医院被评为“模范医院”。
1938年9月15日，聂荣臻等领导参加了“模范医院”的庆典活动。那天，身着八路军服装的白求恩显得格外精神，沙飞拍摄了不少白求恩的珍贵镜头。沙飞在住院期间，与白求恩有过几次接触，他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进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挚友，结下了深厚友情。沙飞给白求恩讲述的大多是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给予沙飞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
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大加赞赏，而沙飞则为其艺术见解深深折服。白求恩常常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照，并同沙飞一起想方设法将摄影作品向延安、重庆以及国外新闻机构投稿，力图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军队热爱和平，英勇抗敌，优待俘虏，救死扶伤的事实。
（沙飞拍摄的白求恩与聂荣臻交谈）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来，沙飞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医院，为白求恩拍摄遗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脸颊显得瘦削，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
白求恩在去世之前，专门留下遗嘱，将那部柯达照相机送给沙飞。这部柯达照相机是白求恩来中国前购买的。沙飞十分珍爱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一直随身携带，精心保护。他深知，白求恩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想到把相机赠送给他，充分表明了白求恩对中国抗战、对中国摄影事业的支持。
在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报道，以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和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
目前我国保留的白求恩生前在中国参加抗日的照片，都是出自沙飞之手，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是从文字上使中国人民认识白求恩；沙飞是用形象的新闻照片把立体白求恩永驻中国人民的心里。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间掀起了一股“中国元帅与日本小姑娘”的热潮，原因是来自沙飞40年前拍摄的照片《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
1940年8月，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21日，八路军在攻打日军占据的河北井陉煤矿战斗中，战士杨仲山等人抢救出两名日本孤女——美穗子和美子。孩子的父亲加藤清利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站长助理，被八路军从烈火中救出后不久，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母亲加藤麻津也死于炮火中。
美穗子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前线司令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闻讯后亲临看望，并马上安排一名战士给五岁的美穗子做“保姆”，给不满周岁的美子找了奶娘。聂荣臻原想收养她们，经再三考虑还是送回日本为好。为安全起见，聂荣臻专门给驻守在石家庄的日军军官写了一封亲笔信，8月25日，派当地老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一个村、又一个村，采取接力方式送到石太线微水车站驻守日军，后由微水车站副站长冈部义太郎将姐妹俩送到石家庄。日军收到两个孩子后，给聂荣臻回信表示感谢。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国雄从石家庄将她接回故乡——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于石家庄石门医院。
（聂荣臻与日本孤女）
这期间，沙飞一直跟随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聂荣臻担心他在前线有危险，专门去电召回沙飞随司令部行动。他刚刚回到司令部，就亲眼目睹了聂荣臻照顾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便敏锐地拍摄了20多张珍贵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当年沙飞对战友们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
沙飞的预见40年后得到了验证。1980年5月29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刊登了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一组图片，将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第二天，日本一些报纸就报道了这则消息。此事在中日两国引起热烈反响，广大读者对聂荣臻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动，并十分关注美穗子姐妹的命运，纷纷给报社写信或打电话提供线索。在中日两国人民和新闻界热心帮助下，经过多方寻找和详细核实，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终于在日本宫崎县找到了美穗子。当时的美穗子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经营一个五金商店。美穗子自己也看到了日本报纸关于寻找她的报道，心情格外激动，她立即给聂荣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当年救命之恩，并希望能早日到中国，当面向聂元帅致谢。日本宫崎县知事和都城市市长还联合签署了一封给聂荣臻的信件。信上说，这件事在日本国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并已成为日中友好的佳话而被传颂。谨代表12万市民和广大县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我们敬佩贵国注重人道、爱惜生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方针。愿日中两国相互理解和友好进一步加深。
（沙飞拍摄的聂荣臻与日本孤女美惠子）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岁生日，她带着一家人如愿来到了北京。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一家，他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后两国人民不仅要友好往来，而且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保卫自己的国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美穗子就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紧紧地握着聂荣臻的手，两眼流出了喜悦的泪花，她动情地说道：40年前，充满人类友爱精神的中国人民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次一家人来中国访问，再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情和国际主义精神。美穗子一家还特意来到河北井陉矿区参观访问，并赠送沙飞家人一张全家福照片，表示对沙飞的感谢之情和深切怀念。1999年11月，聂荣臻的家乡四川江津区与日本都城市缔结为友好交流城市。
（40年后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惠子 ）
1937年10月沙飞参加八路军后，随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他拍摄代表作有《八路军骑兵通过平型关》《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塞上风云》《向敌后挺进》《沙原铁骑》《长驱出击》《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抗日自卫队成立》《爱国僧侣组织起来参加抗日》等一大批反映中国抗战的摄影作品，把中国军民不屈不饶抵御外辱的英勇形象留给了历史。
三、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又一个悲剧发生了：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1948年5月，《华北画报》社主任沙飞因肺结核住进解放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接着，转身出门，刚走了二三步，沙飞对着他开了一枪，津泽胜顿时横倒在门口。接着，沙飞又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又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被沙飞误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
笔者部下郝建的父亲郝德贵，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前任解放军269医院政委，当年他在和平医院担任沙飞的护理员。郝老回忆了沙飞住院、误杀津泽胜和被执行极刑的全过程：
认识沙飞是在1949年，那时我还不满13周岁，是当时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年龄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内科）当看护员。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师团职干部，病人中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带有两名警卫员，一看就是个大干部，还听说他是画报社主任，我们都叫他沙主任。他随身带着照相机，桌子上还摆着一个留声机，当时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
沙飞非常喜欢我，见了面就笑呵呵的喊我“小鬼”！摸着我的头看着我那身不合体的军装发笑，尤其他看到我的两只鞋后跟、军帽后缝起来的小尾巴和那件快拖到膝盖的军上衣时，更是笑的前仰后合，他边笑边问我：“小鬼”这是谁给你缝的？我告诉他是我们护士长。他接着说：“你们护士长可真会发明创造！”然后就拿起照相机给我拍照。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医护人员，仅和平医院日籍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二百余人，他们分布在医院各个科室，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日本人。津泽胜时任和平医院一部（内科）主任医师，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沙飞当时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这一天，正处农历“大雪”时节，天气阴冷。病人开过午饭后正在午休，突然从对面病房传来两声枪响，正当我惊魂未定时，“啪！”又响了一枪，当时我被这连续的枪声惊呆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镇定后，开门出去了。这时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医生和护士长他们正在忙着把津泽胜抬上担架紧急送往手术室，机关来的人吩咐要保护好现场，协理员和几个病人正在围着沙飞说些什么。只听沙飞不住的说：“人是我打死的，我负责，他暗杀我，我有证据。”我没敢在走廊里多停留，就急忙朝喊“看护员”的病房走去了。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津泽胜颁发的荣誉证书）
事后我听警卫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午饭后，沙飞显得十分烦躁，在病房里坐卧不宁，警卫员催他午休，沙飞却不耐烦说：“不忙，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门外传来脚步声，沙飞从床上站起来，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卫员，他对沙飞说：“津泽胜大夫一会就来查房。”
过了一会，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主任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便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这间摆放着两张病床的狭小病室里，此时更显得十分狭窄和拥挤，沙飞表现的极度狂燥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李有志好生奇怪：“津泽胜大夫不是刚走吗？”沙飞突然狂吼：“我让你叫你就去叫！”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砰！砰！”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咕咚”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的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到院部报告。
（华北军区军法处当年对沙飞的判决书（多年后证明是误判））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报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翻身时意外掉出时，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军医多年后，也撰文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948年至1949年期间住院病人有很多结核病，像有名的摄影家沙飞，音乐家贺绿汀，以及部队政委、团长等高级干部。津泽主任对战士干部一样都很关心，细心地检查治疗。因当时缺X光照片，对结核病人不能多用照片复查。每周有一天上午亲自带领医生们进行透视，以判定结核病治疗情况。
沙飞是于1948年5月因肺结核入院，当时诊断“浸润型肺结核”，病情较重，采取卧床休息加药物治疗。那时，因结核病缺乏特效药物，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不少病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悲观情绪，心情抑郁。
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临出院前他要求和主任谈话，有两次我陪主任到病房，沙飞也没谈什么，只是问问病情，说了些今后注意什么事之类的话。
1949年12月15日，主任照例查房，到沙飞床前时，他说：明后天就出院走了，想再谈谈。查完房后津泽主任就往沙飞的病房去了，我写了两个医嘱就追去，距病房就两三米处听到枪响，当时也没意识到什么？我推病房门却推不开，往门缝中看见津泽主任横躺在门口，我立即用力推门挤进去，见津泽主任左臂有伤流血。此时，沙飞又走到他身边对头部又开了一枪后，跳窗跑出。我们立即将津泽主任抬到手术室进行紧急抢救。当时，北京还派了著名外科专家来院进行手术抢救，虽经数天全力以赴的抢救，但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郝德贵老人回顾了他与沙飞的最后相处：沙飞枪击津泽胜的当天，暂时在院里进行看管。下午我去给沙飞送饭送药时，他见到我时没有了平时的说笑，仍是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把饭和药交给看管人员，临走时我对他说：“沙主任，您多保重。”沙飞对我说：“小鬼，谢谢你。”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沙飞。听说他很快被送往临近和平医院的高级步校看押。
（沙飞以照相机为武器）
转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报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紧接着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死刑。《华北解放军》报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翌年3月4日，在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怒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
沙飞的女儿王雁在《铁血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一书中描述了当年沙飞服刑前后的情景：
1950年3月4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三科科长张鼎中来到石家庄华北军大保卫处办公室，按照上级指示，向一个特殊的人宣读华北军区军法处的极刑判决书。不一会，这个人进来了，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脸色略显苍白，却颇有精神，一脸的络腮胡子，表明有几个月没刮过了。房子里有十来人，全都是军大警卫部队的年轻战士。他们瞪着年轻而不谙世事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走进来的人。他们并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只知道他是个师级干部。
张鼎中问：你是沙飞同志吗？
来者正是沙飞。张鼎中宣读完华北军区军法处的判决书，沙飞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他把胡子刮了，把衣服全穿上。系裤带时，沙飞冲着站在一旁的一个名叫韩彬的同事笑了笑，说：“咱们永不相见了。你最了解我，将来为我说话。”韩彬给沙飞穿上鞋子，说：“慷慨就义去吧！”跟着就哭了。沙飞仰着头笑笑，然后闭上眼睛，从容出去。
迎接沙飞的是宣判会，地点就在他杀死日本医生津泽胜的那所和平医院的小广场上。医院的人都来参加了，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全体日本人。
和平医院的司机焦恩开着美国军用吉普，把宣判后的沙飞拉去一处荒地。陪同前往的是军法处的两个人，他们同时也是执行枪决的人。汽车开到现场后，车里三人一起下去，然后并排往前走。沙飞走在中间。他昂着头，默不做声。开始时是三人走的，走出二三百米后，一个人站住了，让另外两个人继续往前。又走了百多米时，其中一个人也站住了，只剩下沙飞孤零零一个人往前走去。这时，先停留下来的那个军人向旁边移动几步，回头向站在一旁的持枪者举了举手。这时，持枪者突然立正，向沙飞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然后就朝着他的背影瞄准。沙飞依然如故，只等着那致命的一枪。那一枪响了，沙飞倒了下去，脸朝着他所热爱的土地。
中国革命的摄影巨星陨落了，那一年沙飞38岁。
（沙飞生前和家人在一起）
当时沙飞服刑现场有一个年轻的女兵，目睹了行刑的一切。很多年后，她出现在深圳沙飞的摄影展上，当年的场面她永生难忘：我看得目瞪口呆。我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可眼前的一切却又那样地真实，不容任何怀疑。先是本能地堵住了耳朵，然后用手蒙住双眼。后来，透过指缝看到了历史的一幕。随着响过的枪声，我和身边惊恐的人群一起跑了过去，站在沙飞后面的军人也快步向前。军人把躺在地上的沙飞的遗体轻轻地翻转过来，为他正了正军帽，拉平弄皱了的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脸上的黄土与血渍。我看着这个年轻的、已经闭上了双眼的人。他多么年轻英俊。我哭了，周围的人们也都哭了。这时，一辆马车走过来，军人和赶车的老人一起把车上的棺木抬了下来。他们拿了张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然后把沙飞轻轻地抬进去放好，再把盖子钉上，接着就放进预先挖好的土坑中，掩上黄土。他们的动作迟缓，谁也没有说话。现场除了人们轻微的呼吸声和喘息声外，居然鸦雀无声。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历史往事。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在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派来军法处的一位干部与他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他携带在身。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后又还给了他。
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底片，然后默默地跟随行刑人员走出了看守所。沙飞带着他精神导师鲁迅生前最后遗像的底片去见鲁迅。这大概是沙飞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惟一愿望。
（沙飞用镜头为鲁迅送行的队伍）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当初埋葬在原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后经过两次迁移，至今也不知道确切位置。至此，沙飞所挚爱的鲁迅照片底片与沙飞黄泉相伴已经75年了。
沙飞事件处理的结果，受到日藉工作人员的拥护，都称赞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处事公平、公正、杀人偿命，不袒护自己的干部、而且是一个有历史功绩的特殊贡献的摄影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