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抗战故事 惊心动魄
武工队智擒大汉奸
抗日战争时期，河津县武工队活跃在吕梁山、汾河边和黄河岸，与日军展开英勇斗争。县大队武工队队长冯保娃机智勇敢，令敌人闻风丧胆。1946 年冬天，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日军和伪军、汉奸却变本加厉地进行掠夺和镇压。南午芹编村新任村长是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深受日军喜爱。为遏制南午芹的抗日武装，日军将他派到这里。这个大汉奸上任后，欺压百姓，为日军搜罗亲信，征民夫、派粮派款，还与地主反动势力勾结，经常吃喝享乐。
武工队队长冯保娃经过详细侦察，掌握了大汉奸的活动规律，决定对其进行惩处。一个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得知大汉奸正在东头刘姓大户人家吃喝玩乐，冯保娃带领队员们搭人梯登上房顶，从烟囱向屋内投掷手榴弹。顿时，屋内浓烟滚滚，敌人乱作一团。大汉奸趁乱带伤逃跑，冯保娃立即命令队员们展开搜捕。当冯保娃带领一个班追到楼门巷时，发现了一个黑影，他断定这就是大汉奸，大喝一声：“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大汉奸吓得瘫倒在地，连连求饶。冯保娃将大汉奸押到东湾村洞子门外，代表人民宣判了他的死刑，两声枪响，结束了这个罪大恶极之人的性命。
民兵铲除日本特务 “大胡子”
1938 年，日军的侵略给河津县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国民党反动派和阎锡山匪帮也趁机搜刮民脂民膏，河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任河津县大队南午芹武工队长的薛忠信，带领地下党、民兵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斗争。他经常在夜里张贴宣传标语，动员群众抗日。
1941 年，日军在河津修筑碉堡、战壕，加强统治。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薛忠信带领民兵用洋铁桶和鞭炮制造假象，骚扰日军碉堡。同时，日军在固镇村建立据点，据点里有个留着长胡子的特务 “大胡子”，他经常乔装打扮，收集抗日情报，杀害抗日积极分子，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为铲除这个祸害，薛忠信通过内线得知 “大胡子” 的行动消息，精心挑选 10 名骨干民兵，在南午芹村南的大路两边设伏。一个寒冷的冬夜，“大胡子” 乔装成拾粪农民，挑着粪筐进入南午芹村。当他进入埋伏圈时，民兵们迅速出击，将其扑倒并控制住。随后，在薛忠信的指挥下，民兵们将 “大胡子” 押到村东大涧，处决了这个日本特务，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
热血青年诱杀鬼子小队长
日本侵略河津期间，固镇据点的日军经常骚扰周边村庄，无恶不作。据点里有个鬼子小队长，更是嚣张跋扈，经常独自到南午芹村欺负百姓，村民们对他又恨又怕。南午芹西堡子的几个热血青年，对鬼子小队长的恶行忍无可忍，私下准备武器，谋划除掉他。
这年开春，乍暖还寒，一天早饭后，村里传来鬼子小队长进村的消息。几个青年迅速集合，拿着杀猪刀和绳子，躲在鬼子经常经过的小巷角落里。不一会儿，鬼子小队长大摇大摆地走进小巷，青年们趁其不备，将他打倒并往西堡子拖去。然而，由于没有击中要害，鬼子小队长挣脱后向南逃窜。青年们深知如果让他逃脱，全村将面临灾难，于是紧追不舍，在侯家庄村口终于将其抓住。这次，青年们不再犹豫，合力将鬼子小队长杀死，随后将尸体装进麻袋，埋到北王涧。
固镇据点的日军得知小队长被杀后，来到南午芹村，企图血洗村庄。关键时刻，刘伯玉用日语向带队的日军校友解释，称是土匪所为，日军信以为真，放弃了屠杀行动，使南午芹村免遭劫难。
刘建凡绘制假“良民证”
民国27年(1938)3月5日（农历二月初四)，日军冈崎骑兵联队入侵河津县境，1939年日寇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统治、打击抗日军民，让各村的“维持会”（日军卵翼下的汉奸组织）按户造花名册、登记人口、颁发“良民证”。凡持有此证的人，即可在敌占区通行。当然、凡日伪认为对他们不利的人,是领不到此证的,在侵略者看来.这些人不是归顺他们的“良民”。而是“暴民”“中国兵”，是要捕杀的。
在一般民众的心里，上日伪的户口领取“良民证”存在两种顾虑：一是害怕被抓去当皇协（伪军）：不领吧.日军在北坡兵分固镇、西硙、东庄三个据点，设卡检查过往行人、没有“良民证”一旦被查出来，以“中国兵”论罪，被捕被杀。我们南午芹村有500户人家，大半都上北山驮运煤炭为生，而西硙口日军哨口是必经之地；有的则出门做小生意，没有“良民证”也是寸步难行，出不了门，干活不成，日子怎么开始报户口时，村民怕被抓去当皇协、都不愿实报，不论兄弟有多少，都只报一个。结果没报户口的领不上“良民证”，在外干活只好偷偷摸摸、整日里担惊受怕。
南午芹村中共地下支部的同志们和村牺盟会会员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几经讨论，都找不出一个万全的办法。后来刘建凡提出造假“良民证”，每人发一个，既扰乱了敌人、又方便了群众,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干这事，人多手杂、容易暴露、弄不好泄露出去要掉脑袋，所以由刘建凡一人经手办理。刘建凡抗战前太原美术学校学习，抗战爆发回到家乡，参加了地下党，为宣传抗战做了很多工作。
刘建凡找到了一个驻西硙口日军小林司令部发的“良民证”做样板，“良民证”上盖有小林司令部的公章和小林司令的个人印章。这个“良民证”是用布做的，刻印和找布是两大难题。刻图章需找个可靠的人帮忙,刘建凡想到了小张村的贺廷玉先生,他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学过工程学,有技术。刘建凡和他面谈后，他也认识到这是抗日救民的事，同意搞。于是他们俩买了条肥皂，按照样板，刻好了两枚图章，一试和真的一样。下一步是解决用布的问题。刘建凡向老伴要布，老伴不情愿，说给谁做向谁要布好了。刘建凡说这样做太张扬，不利于保密。当时村人的衣物布匹都藏到地窖里，下窖取布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刘建凡找到老伴在北王村娘家的嫂子，谎称借几丈布做衣服，嫂子就给了刘建凡三丈。刘建凡连夜赶回家，开始制作“假良民证”。每尺布剪6个“良民证”，共剪了180个，然后写上字盖上章，村里所有上山驮炭的每人发一个。做小生意的赶会的也发，外村的亲戚朋友要者不拒，但跟日本人跑的不发。刘建凡本家兄弟刘季子，弟兄五个。只领了一个“良民证”，其他四人，有的开炭园，有的上山驮炭，有的钉鞋都是受苦人，没有“良民证”不能出门干活，刘建凡给他一家就发了四个。发完了，还没领上的就自己准备好布找刘建凡盖印。有的人说这“良民证”成色太新,和小林司令部发的不一样。于是大家把证在脸上擦一把、再抹上些尘土就真假难辨了。村人皆大欢喜，从今以后出门就带着假“良民证”不用东躲西藏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对这一举措非常满意，认为这一着搅乱了敌人的统治。
假证泄密 日军施暴
好景不常，当年夏天，南午芹村刘李子出村在北午芹钉鞋，随身带着假“良民证”。因天气热，干活时把口袋里装有假“良民证”的袄脱了搁在一个老汉家里，与老汉的袄放在一起，正巧日兵进村，他慌乱之中，错拿了老汉的袄穿在身上。老汉五十多岁、而他才二十岁、日兵检查时、发现了破绽，把他打了一顿，逼他说出“良民证的干活”。刘季子心虚,把事情的真象说了出来。说他的“良民证”是他哥刘建凡给的，这下招来了大祸。小林司令命令南午芹村日伪维持会会长薛仙三传刘建凡，薛仙三是山西大学毕业生。他既不敢违抗小林的旨意,又不敢在村人面前太嚣张,回来对刘建凡说：“小林请你谈话”。刘建凡说：“这不是谈话，是要我脑袋，请你对小林说，中日势不两立，他抓住我，我不得活；我抓住他，他也不得活。”刘建凡感到情况危急,连夜收拾细软,全家连夜转移到小张村东一个偏僻的山庄窝铺——吴家堡。随后小林又让伪村长王崇祥传唤刘建凡，因为找不到人，小林就将王崇焕的三头驮骡和赶牲口的人一起扣住,将刘建凡的本家兄弟刘荐英也抓走,扬言只要把刘荐璠交出来,就可赎回去。
敌人经过几次传唤仍抓不到刘建凡，一天拂晓，便派出日伪军四百多人包围南午芹村搜捕，结果扑了个空，把刘建凡家中桌椅板凳盆盆罐罐砸个稀巴烂、一把火把刘建凡的三间土房烧个精光。说南午芹村的良民证都是假的，大肆迫害村民，将刘建凡的老邻居薛茂娃的胳膊打坏，杀死村西头的老汉张德善和东社的薛志荣，将青年薛温立抓至西硙日军司令部拷打，又拉回南午芹村杀死在刘季子的院子里，在贺家巷打死贺海山。敌人的一系列血腥暴行是吓不倒抗日的中国人民的。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传话说要罚刘建凡五十元金票，交了钱就没事。这一花招，连群众都能认清他们的诡计，说他们要的是人不是钱，这事交五百元金票也完结不了。
反击日军暴行的斗争
南午芹村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为了保护刘建凡同志和反击敌人对乡亲们的迫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组织地下党员和民兵割电线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散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警告汉奸不得猖狂；在日伪炮楼附近用洋铁筒往里面点燃鞭炮、发出一阵阵炸响，吓得日伪军以为是我抗日军民来袭、驾起机枪扫射，日夜不得安宁，
整天龟缩在炮楼里，不敢下来扰民；让地下党员薛忠信给日军炮楼送假情报、谎报阎锡山的村治人员×××等是抗日分子,日军不知是计,派兵抓捕、使原来与日伪皇协公开勾结的阎锡山防共卫团的爪牙也不敢上日伪的炮楼了。
两盏陶瓷油灯
我们家没有什么珍贵的传家宝，但却珍藏着两盏陶瓷油灯，虽然它普普通通，但却凝聚了我们祖孙三代的传承，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革。
这两盏陶瓷油灯一大一小，上面沾满了油垢，少说也有六七十年了。看上去很陈旧，但是，你擦拭掉上面的油垢，呈现在眼前的依然是乌贼瓦亮瓦亮的。它的形状像陶瓷茶壶，它的特点是装油多，油不易洒，照明范围大。
这两盏陶瓷油灯是从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在那民不聊生的旧社会，我们家非常贫困，祖父靠买豆腐维持家里的生活。他晚上磨豆浆，做豆腐，白天吧做好的豆腐用担子挑上去乡村卖。这两盏陶瓷油灯就是他晚上磨豆浆、做豆腐的照明用具，陪伴了他几十年，见证了祖父辛勤劳作的品格。
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打响了。这时，我的父亲长大了，他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后来又参加了河津县武工队。在日本鬼子的斗争中，父亲与村里的民兵们经常在山沟里的窑洞和家里的地窖里开会，研究战斗的方案和斗争的策略。这两盏陶瓷油灯又陪伴父亲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岁月，在窑洞里、在地窖里，为民兵和武工队战士，为地下党照亮了方向，陪伴他们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它和父亲一道迎来了全国的解放。1945年7、8月间，县委交通员薛忠信得到了敌人的可靠情报，稷山县小河三交编村炮楼里藏有一批枪支弹药，而且，这个炮楼的兵力不多，防守不太严密。我的父亲和武工队在地窖里，伴着这两盏油灯，通过对情报的认真分析，决定出其不意，攻打这个炮楼。
一天半夜三点，武工队从绛南解放区的郭家庄出发，由薛忠信带路，急行军两个小时，走了八十里路，赶天明埋伏在敌人炮楼周围的青纱帐里。
上午十点多，炮楼上的 敌人终于出动了。7个匪兵，懒洋洋地从炮楼里出来，说说唱唱地往村里走去，准备骚扰老百姓。当他们走进我武工队的埋伏圈里，同志们一跃而起，猛然大喝：“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就这样，还没有等敌人反应过来，这7个人就被我们的武工队员一个个捆了个结结实实。
通过对俘虏的教育和审讯，武工队得知了炮楼上的敌情。经过再次部署，由队长率领十多名队员冲上炮楼。当武工队突然出现在还在睡懒觉的敌人面前时，敌人一个个呆若木鸡，8名敌兵乖乖地举起手来当了俘虏，其中有该编村村长。
这次攻打炮楼，没有放一枪一弹，共抓获俘虏15名，其中编村村长1名，缴获步枪8支，机枪1挺。经过审查，当兵的教育释放，编村村长交我吕梁十地委在绛南解放区学习教育后，留在解放区工作。后来，他为我十地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敌人情报。
农业合作化时期，父亲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农会的会议；人民公社化时期，父亲担任了生产队的队长，每天晚上都要组织社员开会，部署安排生产任务。在这个时期，这两盏陶瓷油灯一直陪伴着父亲，立下了汗马功劳。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我记得当时全国都在备战，积极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村村都在打地道。我们村也不例外，白天生产，晚上加班打地道，这两盏陶瓷油灯又陪伴父亲度过了打地道的日日夜夜。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上晚自习了，村里还没有通上电灯，这两盏陶瓷油灯也是我上晚自习的最好照明灯具。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村里安上了电灯，这两盏陶瓷油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确是连接我们祖孙三代心灵的钥匙，我非常珍惜它们。虽然它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但在我看来，它非常珍贵，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所以，我一直珍藏着它！前些时间有人要收购这两盏陶瓷油灯，我却舍不得把它卖掉，我要一直珍藏，并把他传给儿子、传给孙子，祖祖代代一直传下去。
薛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