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一百八十一
汉武帝时期，一些有见识的人经常向汉武帝提出施政的建议，他们以古论今，将历史上执政者的成败经验讲给汉武帝，劝导汉武帝赏罚分明，从而巩固了汉朝的政权。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卷十八记载了公孙弘等人的一些言论，不乏真知灼见。原文如下：
菑川人公孙弘对策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则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硃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齐人辕固，年九十馀，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者，固遂以老罢归。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道，千馀里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菑川人公孙弘在对策中说：“我听说上古尧舜之时，不重爵赏而百姓自会劝善，不用严刑而百姓不犯法，因为君主以身作则公正治国，百姓自然信服；到了末世，虽重爵厚赏百姓却不积极，严刑峻法却奸邪不止，因为君主自身不正，对百姓缺乏诚信。厚赏重刑不足以劝善禁恶，关键在于‘诚信’。所以，按才能授官则职事井然，摒弃空话则政务通达，不造无用器物则赋税减轻，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进用有德者则朝廷尊荣，提拔有功者则群臣奋进，刑罚与罪行相符则奸邪止息，赏赐与贤能相称则臣下勤勉。这八点，是治国的根本。百姓各安其业则不争斗，治理得当则不抱怨，有礼仪则不暴戾，君主爱护则亲近朝廷，这是统御天下的关键。礼义让百姓顺服，赏罚顺应礼义，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
“我还听说，气质相同则互相依从，声音相近则相互应和。君主在上修德，百姓在下和合，于是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和谐相应。如此则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嘉禾、硃草生长，山林不秃、湖泽不干，这是和谐的极致。”
当时参与对策的有百余人，太常寺初评公孙弘位列下等。但汉武帝看了对策后，提拔他为第一，任命为博士，在金马门待诏。
齐人辕固已九十多岁，也以贤良被征召。公孙弘对辕固侧目而视（敬畏或忌妒），辕固说：“公孙先生，务必以正学发言，不要歪曲学术迎合世俗。”许多儒生诋毁辕固，他最终以年老罢归。此时，巴、蜀四郡正凿山开通西南夷道路，千里征途靠戍卒转运粮饷。数年不通，士卒疲惫饥饿、因暑湿而死的众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发兵征讨，耗费巨万却无功。汉武帝担忧，派公孙弘视察。他回朝后极力诋毁西南夷事务无用，武帝不听。公孙弘每次朝会，只陈述梗概，让君主自行抉择，从不当面争执。武帝察觉他行事谨慎宽厚，善辩且熟悉文法吏事，又能用儒术修饰，十分欣赏，一年内升任左内史。公孙弘奏事若有不合意处，不在朝堂辩论，常与汲黯请求单独奏对，由汲黯先开口，自己随后附和，武帝往往高兴，所言多被采纳，因此日益亲贵。他曾与公卿约定奏议，到武帝面前却违背约定顺从旨意。汲黯当庭指责：“齐人多狡诈无诚信！起初与我们合议，如今全违背，不忠！”武帝问公孙弘，他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不了解的认为我不忠。”武帝认可他的话。左右宠臣诋毁公孙弘，武帝反而更厚待他。
汉武帝重用人才，他对于公孙弘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采纳了他的合理主张。公孙弘治国核心在“诚信与德治”，他强调君主以身作则、以信治民比单纯依赖赏罚更重要，体现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在用人方面，公孙弘主张“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等，强调精简政务、量才授职，避免形式主义。公孙弘通过“心和→气和→天地和”的逻辑，将个人修养、政治和谐与自然秩序关联，体现“天人合一”的治国愿景。公孙弘存在权术与处世的两面性，他虽以儒术标榜，却善用策略迎合君主（如“不肯面折廷争”“倍约顺旨”），反映汉代儒法结合的政治现实，以及官僚生存的复杂性。
另外一位老者辕固“正学直言”与公孙弘“曲学阿世”的对比，揭示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矛盾，以及儒家内部对“忠”的不同诠释。这里再次强调赏罚需以礼义为准则，否则徒增乱象，凸显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性。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