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表面看是权力分配问题，实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有不可抗性，正如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然历史吊诡处，有时不忍卒读。中国历史上有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千载而下，始终让人无法释怀。

　　周封秦伯，在西北边远夷狄环伺之地，秦虽努力拼搏，始终穷困，为诸侯所轻，秦历代先祖郁郁。商鞅也不得志，跑到秦国混口饭吃，结果君臣相遇，一拍即合，是佳话，也是民族灾难的开始。

　　人一穷就没有底线，商鞅亦如是。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激烈竞争中，商鞅的政策最没有底线。在他的治理下，秦人只有种地和当兵斩首这两条出路，舍此别无他途。

　　秦奖励军功靠点首级，秦军将敌人首级藏被窝拴腰带，全程携带，防止被偷。一群浑身散发尸臭的虎狼之师，试问谁不怕，故而六国军民望风而逃。

　　这就是商鞅的发明，至于驭民五术，更是将百姓视为杀戮机器和税赋工具，至今读《商君书》，“未有不汗流浃背者”。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几百年都围绕打仗一件事运转时，这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当六国灭亡之后，新的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大量的靠军功谋出身的年轻人没有出路，心生歹意，发出“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矣”的心声。自此，中国王朝周期律的隐患就此埋下，2000年以降，概莫能外。

　　汉代秦，皇权不稳。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一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合一”的治国之策，将崇尚“百家争鸣”的中华民族彻底阉割，只保留与皇权同流合污共享权力的儒家思想，中国自此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

　　董仲终其一生不过是诸侯王的小国相，从未进过中央政权，武帝虽然采纳了他的理念，却从未重用他，在恐惧阴郁中终其余生的董仲舒，绝没想到自己对整个民族犯下的涛天罪行影响是如此深远。

　　这种影响在1840年终于集中爆发，整个民族都在遭受“独尊儒术”治国理念的反噬，这种反噬，一咬就是一百多年，如附骨之疽，如影随行，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梦魇。

　　在这场恶梦中，有一个小人物再次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伤害。

　　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的中佐参谋，虽然职位低，却以吞并中国为己任，他十几年如一日地调查中国国情，绘制中国地图，制定吞并中国的“石原构想”。1931年9月18日，在未取得陆军本部同意的情况下，他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参与事变的日军只有七百多人，却让十几万东北军一枪未放，撤回关内。

　　吊诡的是，十四年抗战，中国牺牲了3500万人，石原莞尔却未被列入战犯，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正如从汉武帝北征匈奴开始，东汉末年国人“千里无鸡鸣”“百不存一”的悲惨命运就已经注定；1886年，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朝堂就“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以抵抗日本”展开激烈争论时，3500万中国人的命运也已经注定。这都是历史趋势，无可阻挡，无数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想跃出江面找一条出路，终不可得。往远里看，这种命运在商鞅见秦孝公、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时就已经注定。

　　小人物办大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操持在一两个小人物手里，这让人意颇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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