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后的潮气漫过窗台，我摸到五斗橱底层的铁皮饼干盒，盒盖上的胖娃娃图案褪成浅灰，像极了1980年那个金黄的六一。铁皮扣环弹开时发出的轻响，与母亲当年掀开地瓜干窖的“咔嗒”声形成莫尔斯共振，霉味里混着童年的玉米饼香，在鼻腔里织出时光的绊马索——那是母亲用晒谷场麦糠熏制的记忆防波堤。

　　小学课桌的抽屉里，永远藏着会跳的小渔船模型。当老师在黑板写板书时，我用铅笔敲击桌板，渔船就顺着课本滑落，在椅脚边摇出“吱呀”的节奏——那是我和同桌小霞发明的渔家密码，“两短一长”代表“下课后去摘槐花”。有次渔船滚到讲台下，被班主任没收，她举着这枚桐油涂过的小木船，阳光穿过她的老花镜，在船舷投出圆形光斑，像极了母亲烙饼时飞溅的油星，更像靶场上准星套住的光点。

　　母亲的烙饼模子总锁在五斗橱顶层。1978年包产到户时，她用这模子压出第一锅玉米饼，饼上的花纹里还嵌着生产队粮仓的麦麸，那些菱形凹痕多像母亲参加修渠会战的工牌编号。1983年六一前，她真的做了槐花饼，饼里还藏着块水果糖——那是供销社按工分换的“劳动勋章”。如今这模子躺在玻璃展柜里，边缘的木纹磨得发亮，像极了母亲常说的“有些味道，越磨越甜”，更像她掌纹里永远填不平的梯田。

　　教室后的黑板报总在六一前换新。我负责画麦穗，用黄粉笔在黑板角落描出密密麻麻的麦芒，小霞说这是　“我们的粮仓”。有次我把麦穗画成歪歪扭扭的钩子，班主任用红粉笔勾出沉甸甸的穗头，“真正的麦子，永远朝着土地”，她的袖口沾着粉笔灰，像极了母亲围裙上的面粉痕迹，又像靶场上扬起的沙尘。

　　生产队的田间地图曾铺在五斗橱上。1985年夏收期间，我在地图边缘画满麦穗，母亲发现后没有生气，反而用红铅笔圈出“儿童拾穗岗”的位置，“当年我在儿童团拾麦穗，用竹篮装过偷粮的田鼠。”如今我在这张地图的复印件上，用荧光笔标出当年的小学位置，那些被岁月模糊的粉笔麦芒，正在电子地图的蓝光里，重新聚成永不弯腰的麦浪，像极了母亲当年修渠时插下的标杆。

　　校门口的大槐树是我们的百宝箱。小霞的柳哨用嫩柳枝拧成，哨音能惊飞槐树叶，我总担心她吹出的调子会惊跑拉车的黄牛——那牛背上的军绿色补丁，是饲养员用退役军装改的。有次我们用柳哨唤来片云，其实是晒谷场扬起的麦糠，飘落的糠絮挂在树梢，成了我们的“六一雪花”，落在红领巾上，像极了母亲缝在我袖口的反光条。

　　母亲的竹笛总装在蓝布挎包侧袋。她教我吹《在希望的田野上》，竹膜的震动传到我掌心，像极了柳哨的震颤感，更像握住半自动步枪时的击发反馈。1986年六一，她带着竹笛来学校表演，穿的却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后来我才知道，她把新布料捐给了村小学。如今我在女儿的玩具箱里发现电子口琴，按下按键时的蓝光，与母亲竹笛的竹青色在记忆里碰撞，合成某种穿越时空的音色，像极了摩尔斯电码的点划交织。

　　我的红领巾总系得歪歪扭扭，小霞说这是“拾穗队员的风格”。每周一升旗时，广播里的《劳动最光荣》会盖过我们的跑调歌声，红领巾在风里飘成斜角，像极了母亲挂在锄头把上的红布条——那是她1959年入队时戴过的，边缘还留着晒谷场的金黄，更像靶场上飘动的信号旗。

　　母亲临终前，把烙饼模子放进我的铁皮饼干盒，“替我保管好这些味道”。如今我摸着盒盖上的胖娃娃，发现它的眼睛位置，正好对应着1980年六一那天的麦田——那里曾是我们的“军事禁区”，藏着用柳枝伪装的“地堡”（其实是槐花堆）。窗外的麦浪还在起伏，小渔船模型的桅杆忽然发出微弱的“吱呀”声，像极了某个遥远清晨的牛铃声，更像紧急集合的哨音，而我知道，有些味道永远不会褪色，就像有些童年，永远在时光的窖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甜，那是用劳动汗水和集体记忆酿成的精神压缩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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