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红高粱

　　红高粱不独是莫言故乡山东高密的特产，我的故乡当年也曾大量种植。

　　暮春时节，乡亲们在翻耕平整好的土地上，用牲口拉着耩子，将一粒粒高粱种子耩入尚带寒意的土地。不消几日，嫩芽便顶破土层，排成整齐的行列，在春风里轻轻摇曳。高粱虽然耐旱，但幼苗期仍需照料：除草、松土、施肥等。到了夏季，气温升高，几场雨落下，高粱便疯长起来，转眼就高过了人头，狭长的叶子纵横交错，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青纱帐。

　　入秋，故乡村北将墓山南坡的百余亩高粱红了，远远望去，像天上飘落的一大块彩云，铺展在山腰，十分壮美。

　　故乡的百姓把收高粱叫做“牵蜀黍”，蜀黍是高粱的小名。牵蜀黍的农具不是镢头、不是镰刀、不是砍刀，是一只镰刀片子，刀片横劈进一段10厘米左右的高粱杆里，微露出刀刃。农人左手攥住高粱杆，右手持刀将穗子从主轴处截下。技术不熟练者，常将手掌划破。高粱棵棵都有一人多高，穗子又在顶端，收获起来颇费力气，高个子要仰头举手，矮个子还得踮起脚尖。更难受的是高粱地里的闷热——“秋老虎”肆虐，而密植的高粱又挡住了每一丝风，人在其中，如同置身蒸笼，汗水瞬间便浸透了衣衫。边缘带有小锯齿的高粱叶子又在手臂上划拉出细密的伤痕，又痒又痛，那种滋味，至今想来犹觉难受。一年初秋，我的三外爷爷中午在北山牵蜀黍，竟热晕在地里。家人慌慌张张地一路跑回村，提了一罐井水回到地里，湿透毛巾敷在他的面颊上，如是四、五次，才使其醒来。

　　高粱脱粒，又是一桩苦差事。托运到场上的高粱穗子晒干后，均匀地铺开，日头下，父亲用老牛拉着碌磙子，磙子后边还拖着一块名为拉石的半圆形石板，一圈又一圈地反复碾打。我至今记得那石磙碾过高粱穗时发出的“咯吱咯吱”声，记得飞扬的红色尘埃在阳光下闪烁的样子。

　　若是要用高粱穗子做刷帚，就更费工夫了——须得一穗一穗地在硬物上摔打，或是用短木棍轻轻锤打，以防伤了高粱穗的莛子（穗子主轴）。我幼时常见母亲做这活计，她手法娴熟，一摔一打间，高粱米粒便簌簌落下。那些穗子后来变成了厨房里刷锅洗碗的刷帚，用了许久也不坏。

　　高粱米算不得什么美味。高粱面做出的食物黑而松散，需有一定的厚度才能成型，且不及小麦面的细腻，也不如大米香甜，口感粗糙，带着些许涩味。小时候，家里常将它掺些小麦、玉米、红薯干，在石磨上推出糊糊，用来烙煎饼。单吃高粱米确实难以下咽，但做成杂粮煎饼，倒也别有风味。那石磨“吱呀吱呀”的转动声，面糊在鏊子上“滋滋”的响声，煎饼出锅时的香气，构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让人们吃尽了苦头的高粱，之所以仍能在故乡扎根，自有其道理。它根系发达，耐旱涝、耐盐碱、耐贫瘠，产量较高，生命力顽强。另一方面，它用处较广，除了高粱米可以食用、酿造、作为饲料外，茎秆能用作盖房子的屋笆，可以编制折子、席子，派不上高级用场的茎秆最后还可以烧锅，莛子可以缝锅盖、拍子、盒子等，脱粒后的高粱穗子可以扎刷帚和笤帚。在那靠天吃饭、生产技能落后的年月里，高粱的这些品质尤为可贵。

　　七十年代末的一场风吹到乡下时，故乡发生了急剧变化。土地承包到户，牲口农具分到各家，继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田改造工程持续推进，灌溉渠修到了地头，排水沟纵横交错，田间道路四通八达。人们再不必看老天脸色吃饭了，乡亲们开始琢磨怎样让有限的土地生出更多的钱来。于是，果树栽起来了，蔬菜大棚搭起来了，农业新品种引进来了，经济作物一片接一片地种下去了。

　　曾经广泛种植的高粱，在故乡没有了立足之地。人们不再需要它的坚韧，不再依赖它的多用，它那粗糙的米粒，也再难满足人们日益挑剔的胃口。于是，高粱渐渐从故乡的舞台上消失了，像一位不合时宜的老人，默默退出了喧嚣的时代。

　　如今回到故乡，已很难在田间看到高粱的身影。那些曾经种满高粱的地方，如今或栽了果树，或建了大棚，或搞起了养殖。在某个乡村田园景区，也许能看到一片高粱，那是专门种植用来吸引年轻游客来此观赏稀罕物的，或让某些老年游客用来怀旧的。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存在是合理的，而消失也必然有其合理性。高粱的远去，不过是故乡变迁的一个小小注脚。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