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西南联大的骨气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他们不是军人，手里拿着的不是刀枪，只是书本笔纸。在强敌入侵，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之时，他们完全可以去往海外，或者暂避一隅。但他们没有，他们或撇家舍业，或拖家带口，自北至南，纵跨中国，历尽艰险，来到昆明，为的是保留住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西南联大，一所在共同目标驱使下、由不同学校联结而成的临时学府，一个不甘于沦为殖民教育的学界群体，在强虏铁蹄踏来之时，颠沛流离三千里，一路播撒着传奇。死亡、困苦、轰炸，愈发激起他们的思想活力，精神由是贲张，大师由是孕育，佳话由是传唱。

　　“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937年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根据要求，南迁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两个月后，长沙临时大学刚开学，便响起空袭警报。12月，南京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危若累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临时大学决定“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需要翻山越岭3600余里。

　　于是，这些文弱却内心如火的书生们，开始了或许他们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艰难之途。前进，向着西南。

　　历史学家陈寅恪，日军攻入北平，其父爱国诗人陈三立绝食而亡。拒绝日军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邀请，父亲丧事没有办完，便含泪悄然离开北平，汇集到南迁队伍之中。

（历尽艰险，师生到达昆明的油画）

　　学者闻一多只拿了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日本人承诺：留下来，年金丰厚，有保姆、厨师、车夫，配备两个文书，生活舒适体面，他“呸”了一声，拂袖而去。

　　物理学家赵忠尧，化装成难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却因50毫克镭安全抵达雀跃不已，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正读高三的北大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考入联大物理系。高中一年级学生李政道，经历九死一生，从沦陷区逃到云南，也进入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

　　北平沦陷，林徽因梁思成一家5口，历20余天，一路颠沛，到达长沙。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我们几乎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遍。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本来就生着病的林徽因，一到长沙就发起来高烧。

　　新家没住热乎，即遭到日军猛烈袭击，一枚炸弹落在了家门口。幸好是一颗哑弹。没办法，他们搭上了一辆严重超载的大巴，朝昆明奔去。在昆明近3年里，一家人历尽坎坷，备尝艰辛。梁思成旧病复发，林徽因感染了肺炎，夫妇俩身心疲惫。美国的大学邀请他们赴美工作治病，梁思成婉言谢绝：“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在1939年2月散文《彼此》写道：“……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林徽因的床头，墙上挂着一个黄綾包，里面包着两块飞机残骸。一块是当年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应林徽因所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失事的一小块飞机残骸。另一块是弟弟林恒战死长空后，梁思成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并带回李庄的一块飞机残骸。

　　在雨雪交加中赶往昆明的途中，林徽因突患肺炎病倒在晃县。被偶遇的空军杭州笕桥航校7期学员照顾，从而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不久，已是空军航校10期学员的林徽因三弟林恒，也奉命撤往昆明。青年军人与长衫布褂的知识分子，在昆明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一年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被邀请做了第7期全班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词。在一次次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第七期学员全部阵亡，梁家收到了阵亡通知书和私人遗物。每一次接到遗物，作为“名誉家长”的林徽因睹物思人，都要哭上一场。

　　未过多久，刚刚从航校毕业的第十期学员林恒，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于深深的哀痛中，林徽因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悼，你死是为了谁！　　

　　据梁从诫回忆：“每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12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3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3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人们不会忘记，相对于日寇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作为学者的梁思成却在特定情况下，保护了日本的古建筑。

　　1944年，太平洋战场战略反攻，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特地在地图中，对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做了保护标注。使得两地在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梁丛诫说：“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场。”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联大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时间，拿出了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

（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

　　然而方案很快被否定，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成了土墙。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当夫妇俩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再作一次调整。

　　此时的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砸在梅贻琦桌子上。痛心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这已是第五稿了，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

　　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

　　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贴补教师们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到西郊普吉租了个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他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伏案于牛棚潜心学术。老牛擦痒，楼棚地动山摇，蚊虱成群，咬其充饥。但就是在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不仅仅浸透于笔杆子里，更是甘愿用热血捍卫自己的国家。

　　当年处于风雨飘摇、颠沛流离中的西南联大的教授，自己不能亲手杀敌，纷纷送儿子参军。联大3位常委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子蒋仁渊去参战部队当了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当了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也去参战部队当了军事译员。

　　从另一种意义说，要感谢那场战争，正是因为在战争那个特殊的客观情况下，才显现出先生们那般隐忍不屈、执著不弯；才锻造出学子们那般胆魄铮铮、激情四溅。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仅能够继续着在自己的科学探究上为民族乃至人类做出贡献。而且呐喊着、咆哮着，从心底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用生命验证着民族精神的顽强与不朽，延续着中华文化永续的血脉。

　　“八百学子去从军”，“国之不保，何以安学。”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便有14人投笔从戎。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炮火纷飞中，这些热血青年唱着他们的老师冯友兰写的校歌，义无返顾地奔向了杀敌的前方。

　　马继孔，山东人，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1937年到学校报到后，发起回乡抗战，组建游击队。他制造的土火箭，可飞150米。后来，他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参谋长。1949年后，做了云南省委书记。

　　大反攻前，需要军事译员，联大学子报名参加紧急培训，直接补充部队。

　　清华早年学子孙立人将军见到联大的翻译官就像见到老校友，他要他们面对美军不卑不亢。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共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基层军官、技术人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

　　（西南联大远征军合影）

　　青年诗人穆旦，是联大的留校教师。穆旦原名查良铮，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一些专家推崇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当年，诗人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任职于杜聿明的第5军军部，参加了野人山大撤退。

　　“因为森林遮天蔽日，听得到来空投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飞机。”“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在那个著名的诗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里，穆旦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那被蚂蝗蚂蚁肆虐啃噬后留下的一路白骨，那让人几乎丧失意志力的可怕的热带雨林。

　　缪弘有诗《血的灌溉》：“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廖弘来自联大外文系，他参加了中美特种部队，后来牺牲于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这位可以用外语写中国律诗的清癯瘦弱的文化人，用行动与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

　　1938年9月13日，联大学子初次在美丽的春城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9月28日，9架敌机对准昆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

　　联大诗人赵瑞蕻发出愤怒的呐喊，“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

　　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有一股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日寇占尽空中优势，国民党当局因空军飞行员紧缺，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有12人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

　　这些飞行员有的负伤，有的战死，他们为国家，也为联大争了光。

　　“有我在，中国不亡！”

　　对于联大的领头人之一的张伯苓来说，这种举家报国似乎要更早一些。因为，早些年，他就亲手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空军，淞沪抗战，儿子牺牲于“8·14”空战之时。

　　张伯苓和夫人王淑贞一共生育了7子1女，但是只有4个儿子长大成人。4个儿子似乎都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个个英俊挺拔、高大威猛，认识张家的人都说张家一门4虎，好生了得。张伯苓对这4个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常说：“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在张伯苓的教育下，他的4个儿子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成就。

　　张伯苓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水师学堂，1894年，他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此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亲眼目睹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他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目睹国帜三易，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小儿子张锡祜是张伯苓最钟爱的孩子。张锡祜长大成人之后身高在两米开外，因此外号是“长人”。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张锡祜热爱运动，是个优秀的运动员，就读于南开中学时，曾代表天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在校内小有名气，是和“海怪”严仁颖齐名的“陆怪”。

　　（张伯苓四子张锡祜与未婚妻张乐民合影）

　　上高中2年级时，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初建空军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满怀雄心壮志的张锡祜在征得父亲同意之后，前去应考，凭着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身体条件，被录取为军校的第3期学员，望子成龙的张伯苓亲自将儿子送入学校。

　　在学校里，因为个子高，每次重要的集会，都是张锡祜举旗，走在最前面。人说，笕桥两景，一是队伍最前面身高两米的大个子张锡祜，一是队伍最后面的独臂人石邦藩。1934年，张锡祜从空军学校毕业，张伯苓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毕业之后，张锡祜任空军第8大队第30中队队员，驻防江西，先是担任空军某队队长，后奉命赶赴抗日前线。1937年的元旦过后，他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刚刚订婚，就接到命令开赴战场，做为中国空军飞行员，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得知儿子上战场的消息后，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讲话时兴奋地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作为父亲，他将对儿子的担心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1937年，张锡祜奉命执行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出云”舰的战斗任务。临行前，他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父亲大人：

　　……

　　男等现已奉命出发，地点因系秘密性质，函札之中不敢奉禀！一俟有妥善之通讯处，当再禀知！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　！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其二即为去年十月间绥东抗日时空军出动前之训词，今随禀奉上，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家中情形不知近日如何？母亲大人不知是否南下？儿意最好请母亲入川与二哥同住，因沿海各省一旦开战将无一片干静土！母亲一生历尽磨难，而当晚年又遭此变乱，其不使老人太过痛苦耶！日来准备颇为忙碌，时间仓促余容再禀，专此敬请

　　金安

　　男锡祜谨禀

　　这封信竟然是张锡祜的绝笔。此次出战，张锡祜虽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但十分不幸的是机毁人亡，牺牲在江西南昌。

　　1937年8月14日，日军登陆淞沪战起，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又急于炸敌，冒险飞行，终因天气恶劣，在中途临川失事殉国。时年26岁。

　　时，张伯苓正在重庆。他接到儿子战死疆场的噩耗，默然半晌，对陪伴左右的张锡祚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

　　为了避免夫人受到精神上的刺激，张伯苓一直隐瞒着儿子的死讯。当夫人问起时，他就以孩子去美国培训为托词搪塞过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伯苓看再也隐瞒不下去，就语重心长地对夫人说：“一个军人的职责是打仗，老四已为国捐躯，这是意料中之事，一直瞒着你，是怕你伤心过度，你是明理之人，事情已是如此，望你不要太伤心。”

　　闻听此言，王淑贞强忍悲痛，一言不发。第2天，等到张伯苓出门之后，她便要三儿媳瞿安贵陪着她来到泥娃娃三爷面前，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她哽噎着说：“我早预料到老四牺牲了，可我总希望老天爷在天之灵能保佑我的孩子回来！”从此以后，性格坚强的她再也没有提过四儿子的事，尤其是在丈夫面前，更是无论如何也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之情。她是怕自己的过度伤感会影响到丈夫的情绪，给他添乱，一个人暗自强忍丧子之痛。

　　张伯苓自小看到国弱民贫，一心想报效国家，从甲午海战的失利中，他得出了教育比军事更重要的结论。于是他倾其全部精力物力办了南开小学、中学和大学。周恩来、朱光亚、吴敬琏、曹禺、周光召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一专多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他要求学生们强身健体，摘掉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全力承办远东运动会，资助刘长春等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甚至倡导中国要承办奥运会。当他听到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时，老人激动地泣不成声。

　　当列强入侵中国时，他毅然地将心爱的四儿子送到了战场上，“国之不存，家又何为。”

　　秋日的天津元宝山纪念园阳光明媚，张伯苓一家静静的卧在青翠的松柏之中，树枝围拢着这一家人，像是要和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的先辈们摇手致意，先生的目光望向前面，带着果敢与坚毅。

　　有风鼓起，像述说先生常说的话语：“有我在，中国不亡！”

　　战争中的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抗战之时的民族抗争，表现于人才培养，首推的应该是这所学府。它不仅传承了文化，更播撒了精神。一种生生不息的追求，一种博大宏阔的胸襟，一种坚毅顽强的努力。无论于课堂上，还是于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