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一百七十四
汉朝建立后，南方发生乱局。如何处置，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道难题。汉武帝接受了淮南王刘安的建议，他成功地处置了闽越之乱，稳定了局势。《资治通鉴》卷十记载了这方面的事件。原文如下：是时，汉兵遂出，未逾领，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兵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殒，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馀善已杀郢，威地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上使庄助谕意南粤。南粤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还，过淮南，上又使助谕淮南王安以讨越事，嘉答其意，安谢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谏其王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是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东海太守濮阳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我们来看一下，闽越之乱与汉朝处置措施。当时，汉朝军队刚出兵，尚未越过南岭，闽越王郢便派兵据守险要之地抵抗。郢的弟弟馀善与国相、宗族商议说：“大王因擅自发兵攻打南越且未禀报朝廷，所以天子派兵来征讨。汉军众多强盛，即便侥幸战胜，后续兵力只会更多，最终必灭我国。如今若杀王向天子谢罪，天子若应允，便罢兵，可保全国家；若不允，就全力作战；若战败，就逃亡入海。”众人皆称“好”！于是馀善将郢杀死，派使者捧着郢的头颅送往汉朝大行（官职名）处。大行说：“我们此次前来，就是要诛杀闽越王。如今王头已至，且已谢罪；不用交战便平息事端，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于是就临时决定按兵不动，通知负责后勤的大农令，并派使者捧着王头快马禀报汉武帝。汉武帝下诏让两路汉军罢兵，说：“郢是首恶，唯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未参与谋划。”于是派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主持闽越祖先的祭祀。 馀善杀郢后，在国内威望大增，百姓多归附于他，他便私自自立为王，越繇王无力制约。汉武帝得知后，认为不值得再兴兵讨伐馀善，说：“馀善多次与郢谋划叛乱，后来又率先诛杀郢，使汉军免于劳苦。”于是立馀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存。 南越对这件事的反应与隐患。汉武帝派庄助向南越王传达朝廷旨意。南越王赵胡叩首说：“天子竟为臣下兴兵讨伐闽越，臣死也无法报答此恩德！”于是派遣太子赵婴齐入朝担任宿卫，对庄助说：“国家刚遭侵犯，使者请先回朝，我正日夜准备行装，入朝拜见天子。”庄助返回时经过淮南国，汉武帝又让他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事，并嘉奖刘安的心意，刘安表示自愧不如。庄助离开南越后，南越大臣都劝谏南越王说：“汉朝兴兵诛杀郢，其实也有威慑南越之意。况且先王从前说过：‘事奉天子务必不能失礼。’但总之，若因说好话就入朝拜见，恐怕将无法再返回，这是亡国的趋势啊。”于是赵胡称病，最终未入朝拜见汉武帝。这一年，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东海太守濮阳人汲黯担任主爵都尉。起初，汲黯任谒者，因严厉而使人畏惧。东越发生内斗，汉武帝派汲黯去视察；他未到东越，至吴地便返回，禀报说：“越人相互攻伐，本就是他们的习俗，不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河内郡失火，延烧千余家，汉武帝派汲黯去视察；他返回后禀报说：“百姓家中失火，因房屋相连导致火势蔓延，不必担忧。臣路过河南郡时，见当地贫民因水旱灾害受灾万余家，甚至出现父子相食的情况，臣便擅自做主，持节杖打开河南郡的粮仓赈济贫民。如今臣请求归还节杖，甘愿承担假传圣旨的罪责。”汉武帝认为他贤能，赦免了他。汲黯在东海郡时，治理官府和百姓喜好清静无为，挑选丞、史等属官任用，只关注大事纲要，不苛求细节。他多病，常躺在内室不出门。一年多后，东海郡大治，百姓称赞他。汉武帝听闻，召他担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为政务求无为而治，抓大放小，不被文法细则束缚。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可以体会到其中蕴含的道理。馀善在汉军压境时，能权衡强弱悬殊，果断杀王谢罪以保全国家，体现了在危机中需冷静分析形势、舍弃局部以保全局的智慧。我们看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汉朝对闽越、南越的处置（如分而治之、恩威并施），反映了中央王朝处理边疆问题时，既需彰显权威，也需灵活妥协，避免过度消耗国力。无为而治的治理哲学在这里得到了体现。汲黯“责大指、不苛小”的施政风格，印证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抓住关键、简政放权，反而能实现高效治理。南越王赵胡因大臣劝谏而称病不入朝，揭示了在中央集权下，地方诸侯对“入朝”的戒心：表面顺从可能暗藏政治风险，需权衡言行后果。评价一名官员的功过是十分复杂的，馀善先参与谋乱、后杀王有功，汉武帝对其“功过相抵”的处置，体现了政治中对复杂人物的务实考量——不求纯粹道德完人，但求局势稳定。这里有一个执法与变通的平衡问题。汲黯假传圣旨开仓赈灾，却因“动机正义”被赦免，说明在制度框架内，对特殊情境下的灵活处置（“便宜从事”），有时需突破教条以达实质正义。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