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灵魂吗?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我相信这样一种说法:人的死亡分两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一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忘记了你。


  从原生态故事说起

  1971年初,我被调到杭州空五军政治部干部处审干组工作。“文革”年代,政治空气紧张、沉闷、压抑,我做的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天天翻看团以上干部的档案,所关注的无非是出生年月、家庭出身、入党时间、入伍时间等是否有异议?有无脱党、脱队行为、有无被捕叛变行为、有无复杂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以及有无犯过错误受何处分等。列出疑点和调查线索,交给外调人员去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再写出调查报告和结论意见上报。

  这项工作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简言之:除了组织和相关领导,对其他任何人“打死也不说”。那段时间不长的工作,有一位新四军干部的自传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致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忘记。

  他说他们游击队所处的环境十分艰难,而面对的敌人是多方面的,有日寇、伪军、国民党军顽固派、地主保安武装。没有根据地,所以忍饥挨冻,东躲西藏,在夹缝里生存和战斗。

  (陈毅元帅)

  有关游击队艰难困苦的生活,金一南将军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80000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留下来坚持根据地斗争。

  龚楚的叛变使北山游击队损失严重,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去处理。他带着两个警卫员昼伏夜行十几天,下瓢泼大雨也行进不停。劳累加淋雨,陈毅伤口复发,身边无医无药,就打来一盆山泉水,自己挤伤口的脓血,还叫警卫员帮忙。警卫员挤一下他的全身就触电一般颤抖,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实在不忍心再用劲挤。陈毅就叫他拿带子把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自己背靠另一棵树,硬是把开刀没有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

  陈毅赶到北山游击区,当时人心动摇,十几天,200多人的游击队跑了一半。

  陈毅集合游击队讲话。他说: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脸说:“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老司令员何克希书写陈老总的诗赠战友)

  陈毅就是一团火,他用自己的热血激发别人的热血。他对留下来的游击队骨干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许多人都喜欢引用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来纪念那段艰难的战斗生活。我以为还是《赣南游击词》更生动,更具体,更形象,更感人。遂敬录如下:

  赣南游击词

  一九三六年夏

  天将暁,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蓬帐,大树遮身待暁明。

  几番梦不成。

  天放晴,对月设野营。

  佛佛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

  梦中念敌情。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树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

  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

  再请把兵交。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

  敌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勤学习,落伍实堪悲。

  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

  前进心不灰。

  莫怨嗟,稳脚度年华。

  贼子引狼输禹鼎,大军抗日渡金沙。

  铁树要开花。

  正是由于看过新四军干部的档案并印象深刻,所以比较留意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和以后改编的新四军的故事。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啊!


  我们有个曾芙秋

  2017年初,由战友介绍,我来到温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见到了乔吉林会长,他原是温州警备区的司令员。都是当过兵的人,一见如故。他很热情的说欢迎作家来采访,还一一介绍了几位副会长。乔司令说:我们都是退休的人,干这份工作,没有报酬。我说:我也是退休好几年的人了,也没有谁安排我来采访这个选题,完全自愿,咱这叫自带干粮,参加革命。

  (乔吉林会长在纪念先烈仪式上的讲话)

  乔司令专门安排张致光副会长介绍情况,提供材料。张会长是老牌理工男,当过温州技术学院的老师和领导,从市教委副主任退休后来研究会的。年过七旬,精神矍铄,很佩服他的敬业和专业精神。他对浙南地区的革命发展史和新四军的历史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而且脉络清晰,简明扼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局很清楚,一个多小时专为我上了一课,印象深刻。我甚至觉得搞文史研究也许理工科的比学文科的还要棒。

  张会长给我准备了十几本书籍资料,看着这堆资料我的头有点大,因为电视台还有一些朋友送我一些书,我只好打包先寄回家,然后慢慢看。张会长问我的想法,我说我不是党史、军史的研究者,而且凭我这点“能水”也驾驭不了这种全景式的大题材。我只想发掘一些有故事的小题材,小人物,接地气,有可读性的东西。

  听了我说的那些原生态的故事后,张会长说:“希望你写出有故事,有可读性的文章。我们有个曾芙秋,不过她可不是因为犯错而被杀的……”他们又为我联系了曾芙秋的外甥女,一位温文尔雅的退休教师施菲菲。

  (张会长说:我们有个曾芙秋)

  曾芙秋是施菲菲的母亲杨秀蓉的表姐,她俩的母亲是嫡亲姐妹。虽然施菲菲出生前这位姨妈就已离世,可施菲菲却觉得对她一点也不陌生。小时候,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姨妈是括苍山游击队的地下党员,常常在夜间出没在温州的大街小巷。她穿着旗袍,高跟鞋,戴耳环,手提包里放着革命传单。有时妈妈也和她一起上街,到了无人的巷子口她让妈妈在路口望风,没有人她就迅速把传单贴到墙上。有人来妈妈就会咳嗽一声提醒她。还有一次,姨妈要送一份紧急文件到括苍山游击队,情况紧急,为不引人注意,两个小姑娘结伴去串亲戚,她们坐舴艋小船到了虹桥,经过几个关卡,姨妈把文件装在自来水笔里,很镇定地应对敌人的检查……

  每次讲到最后,妈妈总是嘱咐她不要和别人说。可以说这位在她出生前就已逝去的姨妈一直是个谜,伴随她的成长。

  在施菲菲的记忆中,这位没见过面的姨妈就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近些年来,她为姨妈的事情跑了许多地方,找了不少线索和知情人,写了《她的代号“408”》等发表在报纸上,她把这些文章和一本《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纪实》送给我……

  民国时期的浙江省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的腹心地区,至今也能想象出共产党要在这一地区坚持革命斗争有多艰难。早在1924年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就成立了。1927年1月平阳农民协会成立,同年4.12蒋介石背叛革命,平阳县革命运动受到血腥镇压。1927年6月17日农民武装300多人,1928年6月27日农民武装1000多人,1930年5月24日,农民赤卫队1300多人和红十三军900多人,先后三次攻打平阳城,尤其是第三次攻打平阳城,声震国内外,《上海报》和苏联的《真理报》都有报道。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陈列馆)

  1934年10月,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汇合,整合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委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辖三个师,共一万多人。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山。由于刘畴西的轻敌和指挥失当,痛失红军中最年轻战将寻淮洲。谭家山战斗失利,皖南无法立足,红十军团南下返回闽浙赣边。此时的刘畴西变得优柔寡断,突破故人封锁线的时候,敌情十分紧急,参谋长粟裕坚决要求部队不能停留,连夜行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但刘畴西觉得部队刚刚到齐,人员疲惫,天亮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叫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自己留下和刘畴西一起行动。

  这一留便成永诀。他们被国民党军14个团包围,1935年方志敏、刘畴西在程家湾被俘,1935年8月6日他们在南昌被秘密杀害。

  (粟裕大将军)

  粟裕和刘英率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及一些轻伤病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冲了出来。他们没有失魂落魄,他们不是残兵败将,他们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他们转战到浙南与在浙南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汇合,在平阳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

  温州历史悠久,有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而瓯绣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锦衣。兴盛于明清时期,当时多用于庙宇中的刺绣花纹。清咸丰三年(1853年)温州设有专业绣铺。多以绣官袍、龙袍、寿屏及庙宇应用的绣品为主,内容有人物、花鸟、山水等。以后品种增多,有枕套、被面、衣料等。1917年并有大量绣品出口,最盛时有艺人五百余人。1922年,温州刺绣艺人林森友改进瓯绣生产,此后瓯绣成为供欣赏的艺术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曾芙秋的父亲曾唯贯在温州前街,经营起了挑花局,瓯绣的生意很火,为了销售和出口,他又在上海开了分店,经常行走于温州和上海间。曾芙秋生于1924年,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妹妹,她的童年生活是安宁、富庶、无忧无虑的。曾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曾芙秋的伯伯曾唯道是温州天主教堂本堂神父,她们兄妹在开放家庭氛围中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北上抗日出征门)

  可是日本人打上门来,曾家在上海的分店被日军飞机轰炸了,得到消息,曾唯贯急忙赶去处理。日军铁蹄下的上海,到处是一片片焦土,残垣断壁和逃难的百姓。狂野骄蛮的日本兵设置了一道道关卡,见谁不顺眼就是一枪。曾唯贯的店铺都被这群禽兽不如的日寇炸了,对他们还能有好脸色吗?虽然没说一句话,可是日本鬼子看出来了,“你不服是吗?”“啪”的一枪,毙了。

  据李方华先生纪念抗战爆发78周年的文章记载:日寇曾三次侵犯温州,1941年4月19日至5月1日,有千余人,主要是掠夺、抢劫粮食、桐油等战略物资。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攻占温州,历时35天。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7日,约3000人,侵占温州283天。其所犯主要罪行是:1、狂轰滥炸,从1938年2月26日起至1945年6月17日撤离止,据鹿城区调查,日机出动264架次,投弹1072枚,炸死521人,炸伤595人,炸毁房屋店铺公屋5961间,温州中学初中部被炸光,瓯海中学礼堂被炸。2、疯狂抢掠,全市区被抢店铺175家,掠夺各类布料115727.5匹,桐油1万余桶,木材7万余根,共计损失法币6亿余元。3、残杀军民,三次沦陷总计被杀市民5996人,其残忍手段为:火烧,国军一便衣侦探被捕,日寇用松毛把他烧成半死又将其浸入河中再捞起又烧,反复十几次,该战士宁死不屈,最后被日寇用军刀劈死,壮烈牺牲,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日晒 ,1942年7月11日,日军在市郊抓到18名抗日青年,一边将他们捆绑推入河中,用枪逼着他们来回游,又将他们捆绑在石板上让火热的太阳晒,谓之“烤人干”,结果17人被活活折磨死,仅潘瑞明一人因水性好得以逃脱;刀砍,1944年12月26日,日军将被俘的国军三十三师一团23名新兵押至朔门瓯江边,砍断其手脚抛入江中,又割下他们的头颅挂于瓯江小学附近的电线杆上示众;挖心,1942年8月15日,日军撤退时,拉来300挑夫,其中许岩灵因挑不动炮弹,被日军用刺刀捅进胸膛,把心、肝挖出来喂军犬;活埋,1944年的一夜,日军在翠微山脚命令被俘的18名抗日战士自挖一个大坑活活埋死(此外还有枪杀、石压、闷死、水淹、剖腹等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4、细菌毒害,1944年10月21日,日军侵占乐清西乡的70余人将九房村封锁起来,以打预防针为名,在活人身上注射鼠疫菌,被注射后患者的腋下、脚上长出丸子一样的肿块,日军就强令家属把病人抬到祠堂里,说是治疗,开刀取出肿块标本,再强行注射药物,直到把人折磨惨死。日军撤离后,这个村有百多人感染鼠疫病。致使鼠疫等传染病在温州断续流行长达8年之久。5、奸淫妇女,手段极其恶毒,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剖腹致死,有的母女被捆绑起来轮奸,有的小女孩还不到12岁……

  虽然记录这些东西时很郁闷,但还是很感谢这些党史、军史工作者记载了这些往事和数据。看来,如某些笼统说法;日军侵占时期杀人无数,罪恶滔天是远远不够的。

  (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日军侵犯温州城)

  我又看到叶一文先生写的《抗日的烽火在洞头燃烧》里有“青田婆”痛打日寇的故事让人提气:“青田婆”有50多岁,会武功,能接生,丈夫已去世,因青田闹水灾,她带上儿子,媳妇和女儿来到洞头宫口谋生。有个日军巡逻艇的鬼子溜到村里,想找“花姑娘”寻开心,路过“青田婆”家,见身材姣好的“啊菜”一人在厨房里,冲进去就抱住了她。“啊菜”拼命挣扎大呼妈妈救命。“青田婆”跑来一看,用力在鬼子的腰间抓了一把,痛得那小子放了“啊菜”,刚转过脸来,“青田婆”一巴掌打过去,那鬼脸上留下了紫色的痕迹,鬼子懵逼了,赶忙取抢,又被“青田婆”夺下砸断了。随后“青田婆”又结结实实给那小鬼子的眼眶、鼻子、下巴三拳。鬼子被打“脸肿下巴歪,满眼金星,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甚至没有看清楚是被谁打的。气恼之下,放起火来。

  曾芙秋的哥哥就是在日军占领期被抓去当“挑夫”的,哥哥生在富裕家庭,也是个读书人,没有多少力气,扛不动沉重的东西。据说一个日本兵,上去一刺刀,就把人挑了。从此曾家家业一蹶不振。父兄的悲惨遭遇在曾芙秋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家仇国恨是曾芙秋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源泉。

  (我去了平阳县采访)

  现在的年轻人爱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曾芙秋他们那一代青年的理想是遥远和艰涩的,现实是残酷和血腥的。

  曾芙秋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开朗、活波、坚强、爱读书,有主见。家庭的变故使她比同龄的孩子更早学会了思考。她13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萌芽读书会”,追求真理,学习新知识。

  说来也巧,施菲菲与曾芙秋还是校友,都是温州二中学生,也都是温州二中的老师。

  1940年,曾芙秋考入温州联中(即现在的温州二中),据温州二中《六十五年校庆纪念册》有关“党的组织建设”中记载:“1940年春中共联中支部成立,关榕为书记,关少娴、董服官、陈力萍、陈大可为委员。党支部发展了曾芙秋、叶永棣等入党。”“1941年春,在城区党委主持下,重建联中党支部,曾芙秋任书记。1942年夏,温州第二次沦陷,根据浙南特委指示和上级组织安排,曾芙秋、叶永棣和进步青年赵熊等四人到上河乡金堡山,以办民众夜校名义,作发动抗日游击战准备。”“1943年10月学校一党员被捕后自首,曾芙秋、叶永棣被迫离校,党支部活动再度中止。”

  (曾芙秋的外甥女施菲菲在讲述姨妈的故事)

  施菲菲说:曾芙秋离开联中后,在江北岸的龙桥小学当教员,继续从事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当时温州市区的区委机关就设在这所小学里。几十年后,施菲菲去寻故地,小学早已不在了,却无意中遇到一位当年的小学生,说起曾芙秋,老人还记得那个年轻漂亮的曾老师,说她会弹琴,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跳舞,给他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在这里,曾芙秋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中共浙江省委妇女部长陈碧如要生小孩了,党组织要曾芙秋为陈部长安排一个秘密的住处。曾芙秋就把陈碧如接到自己的家中,交代家人要严守秘密。曾家姐妹中,有两个毕业于温州白累德医院(温州二院前身)医士班,生活医疗都照顾得很好,陈碧如母子平安。

  还有一次,国民党要采取清查户口的办法搜捕共产党员,曾芙秋事先得到情报,迅速把消息传给党组织,使市区党组织及时转移,躲过了一劫。

  冯增荣也曾是温州二中的老师,他是曾芙秋的入党介绍人,后任中共温州城区区委书记。他们于1941年冬订婚。冯增荣在1996年在散文《江畔泪》中回忆道:“芙秋是一个热情的姑娘,红润的双颊,矫健的身影,对革命有一股痴情,曾冒死参与掩护在温州的浙江省委机关工作。1943年冬能孝(时任永嘉县组织部长)牺牲,城区组织严重受损,故人四处对她进行搜捕,她几乎是破网而出,死里逃生。她祭奠了战友们的亡灵,还因误传我也同时遇难而痛哭一场。”

  1943年冬天,好像特别寒冷。由于永嘉县委书记范亦晨的叛变,温州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革命斗争环境更加恶劣,为保存革命力量,浙南特委决定曾芙秋转移到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从温州到四明山,路途遥远,凶险难料,曾芙秋机智闯过了一道道关卡,来到了四明山这个中国当时19个抗日根据地中最小,条件也最艰苦的根据地。

  曾芙秋被安排在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时事简讯》(后改为新浙东报)印刷厂工作,化名为陈婕。当时印刷厂的厂长是游击队政治部干事周斯明。1944年秋,《新浙东报》在鄞县西部设立一个鄞西发行站,站长为张黎,发行员陈婕(曾芙秋化名),她们化妆成村妇,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开展党报的发行、宣传工作。


  她的代号“408”

  在抗日战争史上,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居然有反谍战人员打入日军在宁波的宪兵队,这是绝无仅有的“唯一”。 

  在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宪兵的权力是绝大的,1899年日本颁布的“宪兵令”里指出:“宪兵为陆军兵科之一,受陆军大臣管辖,职掌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之业务。”在二战时期日军占领区,宪兵更是充当了搜捕镇压抗日分子的主力。自占领宁波后,日军的部队是经常调换的,只有宪兵队自1941年4月19日起常驻宁波。

  军旅作家夏继诚先生如今也有85岁了,他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师职研究员,长期从事部队文化教育、报刊编辑、军史研究等工作,著作颇丰。他在《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一书里详尽地采访记录了这一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朱人达(原名周迪道)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1941年担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1944年初,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司令员特地召见他,当面布置任务,要他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筹足800万元巨款,以作军用。

  当朱人达去余姚陆埠筹款时,被一个他曾经狠狠敲打过的伪乡长出卖,日军得到消息后,直奔陆埠,挨家挨户搜查,终于将周迪道抓获,先是把他押解到余姚日军警备部,后来又押解到宁波宪兵队。

  当时,日本宪兵队驻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楼洋房。小洋房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地下室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地狱。

  1944年,日军宪兵队大队长名叫大场敬次,30多岁。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其中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思想课课长叫铃木政一,身高一米六几,肩上挂曹长的军衔(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副连职),上过大学,也算受过高等教育。戴一副玳瑁框眼镜,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一脸的奸相,喜怒不形于色。

  在日本宪兵队里,朱人达在叛徒的指认下,他的财经委主任身份很快被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关押了他一段时间后,故意放了他,要求他成为日军的密探,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实际上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朱人达想起军政治部一位领导来浙东调研指导工作时,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到,刘少奇政委说过:十年内战期间,我们的党员干部被捕后,不是用灵活的方式方法去跟敌人斗争,许多人牺牲了,这很可惜!如果他们活着,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应该对敌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以击败敌人的“自首”政策。在不出卖党的机密,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前提下,在有人指认时可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想到这里,他暗中写信给纵队政委谭启龙和司令员何克希:“希望能同意我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获得上级同意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另外几名被捕的同志一起,在敌人的内部成立了新四军“反间谍小组”。他的代号是401,担任反间谍小组组长。

  这个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组员:402周列平(原名周斯明),403马鹤九(原名冯禾青),404王福舟(原名王福林),406莫奇(女,原名徐笑奇),407张黎(女)、408陈婕(女,原名曾芙秋)。早期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后来,派乐群担任政治联络员,代号400,主要负责小组与根据地的联络和组织领导工作,所以后来改为400小组。

  乐群是宁波北仑小港人,19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她们先去武汉,经周恩来介绍又到了南昌,直接去了泾县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四军领导人胡明找乐群谈话,直截了当地问她:“想不想参加共产党?”乐群说:“我找新四军就是为了找共产党,但是我出身资产阶级,我能不能参加呢?”胡明说:“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表现,我们党许多先烈先辈也是出身剥削阶级的,但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自觉地为革命献身,有的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乐群加入了共产党。曾芙秋的家庭和经历与乐群相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次大革命都是对历史的颠倒,也是对人们原本位置的颠倒。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出身富家的加入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的也有加入国民党的,为富人保江山。

  皖南事变后,乐群回到上海先说服父亲和伯父,由乐群家接待了三四十名陆续从皖南撤退来上海中转的新四军干部,她专门请了裁缝,为同志们量体裁衣化装北上。乐群家人原来认为共产党人没有多少文化,但看到这些干部个个文质彬彬,待人接物很有教养,而且大都很有学问,为抗日赴汤蹈火,使他们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认识。1942年春节,乐群到苏北军部去汇报工作,仍有在皖南事变中脱险的干部到了乐家,乐群的家人不但热情接待,还主动打电话给地下党员杨秉藻,请他前来接应。1943年,新四军在浙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军部派乐群经上海到宁波建立一个交通站,乐群于是又回到故乡,她的身份是乐家大小姐,老板的千金,没有人怀疑她。

  乐群在一些日军内部资料中看到这样一些段落:日军对于众多的伪军的看法是“和平军依仗皇军的恩宠,以皇军为后台,无恶不作,军纪不良,横征暴敛,不仅使民心叛离,且遭民怨成为众矢之的。”“曾经统治苏北的重庆党军,其训练,素质恶劣,军纪松弛,民心叛离。”而“新四军针对此种情况,展开猛烈的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大致取得成功”。

  连日本人都看出汪伪军队是一群人渣,怂包软蛋,只会欺压穷苦百姓,不堪大用。我看到一位韩公俊老先生回忆日军的罪行时说到他家有一条可爱的驴的故事:日本鬼子到他家没搜出东西,就在他家的锅里拉屎拉尿,把另一口锅敲了个洞。然后到牲口棚去牵驴,驴也是有脾气的,不跟生人走,鬼子打它,它就用后腿猛踢,结果几个鬼子上去用刺刀围杀,驴死得很惨,我们回家后把它埋了。驴死得很有骨气,第一、忠心耿耿。没吃没喝也不跟鬼子走,不像那些汉奸有奶便是娘。第二不屈服。敢与鬼子斗,打它就反抗,也算死得其所。

  那些汉奸走狗还真不如畜生。到了1944年,日军也是强弩之末,兵力空虚,入侵中国几年来的经验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依靠无恶不作的汉奸会更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所以他们开始改变策略,对他们认为“比较正直”的中国人伸出“橄榄枝”。这大概就是宪兵队思想课加紧利用朱人达的缘由。

  张黎和陈婕的被捕事出偶然,鬼子和伪军几百人突然袭击,天黑出发,半夜到达鄞西,主要是抢粮食。由于事先没有得到情报,她俩在睡梦中被逮捕了。

  丁公量指示400小组要尽快营救这两个女同志。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他们却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宪兵队的牢房里没有女犯,当时驻宁波的日军、伪军、伪组织少说也有几十个。周迪道对周斯明说,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你认识她们两个,402,为难你了。周斯明说:她们都是我的好战友,营救她们我责无旁贷。第二天,周斯明带着冯禾青、周庆来到伪法院监狱,凭着“宪兵队”这块牌子闯进去居然找到了她俩。了解到她们是被一个矮胖的日本鬼子送到这里的,他的两眼总是色迷迷的,一看就是个坏蛋。周迪道一拍大腿,骂道:娘希匹,肯定是西原这小子,他流氓成性,野蛮凶狠,到处找“花姑娘”,听说他还偷偷养着个“小老婆”,他这可是想“异地藏娇”,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

  406莫奇是个女同志,她不解地问:难道宪兵队的头头也会反对部下乱搞中国女人?

  周迪道说:宪兵队的头也一样糟蹋中国女人,但对下也还是要装的,因为宪兵队有“职掌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之业务”。西原是思想课的一个军曹,是铃木政一的下级,铃木上过大学,这个人又不好色,他瞧不起西原的那点“德行”,有时也会敲打敲打他。

  周迪道被铃木政一假释放后,就安排在他的干妈徐章翠家中居住,以便监视他的行踪。徐家以前在日本经商多年,她丈夫死后就带着儿子徐祖英回老家宁波了。可能铃木政一在日本就认识她们母子,远离家乡,他就称呼徐章翠为干妈。周迪道住进徐家后和这母子处得很好,特别是周迪道还为徐家的房产纠纷追回了一笔钱。而她家也成了宪兵队“密探朱家”的据点。

  400小组经过周密的研究,决定让徐祖英出面去搞定这件事。徐祖英是个花花公子,从小浪荡贯了,游手好闲,不问政治,而且头脑简单,不善于心计。只要有钱花,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什么国家不国家都不管。一面要他向铃木讲清楚,那两个姑娘根本就不是新四军,这是西原做的“局”,想糟蹋她们。铃木想了想,这都一个多月了,也没弄出什么名堂,于是同意把这两个人交给汪伪政治保卫局处理。

  汪伪政治保卫局的汉奸特务对这两个女人死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软磨硬顶也烦了,见徐祖英来疏通,还送上钱来打点,何不作个顺水人情呢?提出找到担保人,可以“交保释放”。

  陈婕(曾芙秋)想起有个堂叔父在宁波一个天主教堂做神父,400小组经过多方寻访,找到了这个神父,陈婕求他做担保人,神父说:你我可以保,可那个湖南女人张黎,素味平生怎能作保?再说,我也不能让你这个“危险的异教徒”住进“圣洁”的教堂里来。没有办法, 陈婕只好又回到政治保卫局,陪张黎暂住下来。这以前宁波保卫局多次审讯无果,又动员她们参加“和平”,“跟皇军合作”。

  丁公量对400乐群说: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头子万里浪原先是军统特务投靠日军后,钻营有术,拍马逢迎,受到汉奸头目周佛海、李士群的青睐,当上了伪政治保卫局的局长,重点对付中共和新四军。我们也先后派人打入伪政治保卫局,但宁波局是个空白。宁波支局的局长叫徐仁逊,是个老牌军统特务,这人我熟悉。1938年,他冒充进步青年,从上海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教导总队当学员。我当时是特派员,负责肃特工作,把他的特务真面目揭穿了。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只将他“礼送出境”。这倒是个机会,张黎仍用她在狱中的化名李明辉,代号407;陈婕仍用在狱中的化名王秀凤,代号408,统归你领导。具体工作交给401周迪道他们去运作,一定要做好她们俩的思想工作,保证她们的安全。

  402周斯明向张黎传达了小组的决定:潜伏下来,站稳脚跟,取得信任,逐步开展反间谍工作,1、了解日寇和汪伪的动向。2、了解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勾结,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的情报。3、了解日伪抓捕我方人员情况,以便组织上设法营救。4、掩护400小组成员的活动,发现日、伪对小组成员有所怀疑或将采取什么行动,即刻汇报,以便应对。

  张黎当时27岁,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小商人家庭,卢沟桥事变后,出于爱国激情到浙江抗日前线参加救亡斗争。1941年她24岁时来到丽水碧湖的战时第一儿童保育院当教师。第二年,浙东四明山根据地要调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解决干部不足的困难。当有人动员她一起走的时候,她犯难了,她身边带着一个7岁的儿子,在国民党空军当少校的丈夫已经给她寄来路费,要她带儿子去桂林团聚。但她还是经历了4个月艰难险阻到达了四明山,并且加入了共产党。

  女人长得漂亮有时也是件很麻烦的事,贼心不死的西原来到政治保卫局,劝说张黎参加“和平”,张黎根据400小组事先谋划好预案说:虽然你们把我两个人放了,可我们得天天吃饭呀!为了吃饭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和平”。

  乐得西原连说:哈依!哈依!

  张黎接着说:王秀凤是个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但她愿意帮政保局烧饭。

  西原连连点头。他找徐仁逊说这事,徐仁逊一见主子都同意了,赶紧巴结还来不及呢,忙问张黎:不知李小姐想干什么差事?问完,依然用职业特务的眼光上下审视着张黎。

  张黎不卑不亢,沉稳地说:我一女流之辈,出头露面,跑跑颠颠,多有不便。我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做个内勤,收收发发,抄抄写写,接接电话什么的,不知局长和西原先生能否照顾?

  西原抢着说:就是,女人嘛,就该坐坐办公室,做个“花瓶”有多好!一副色眯眯的嘴脸,让人恶心。

  经常自吹自擂自己对共产党的一套很熟悉,对策反新四军是手到擒来的徐仁逊也傻眼了,忙说:李小姐,书香门第,文质彬彬,怎么会让你去干那些吃苦的差事呢,你就到本局情报课工作吧,课长是敝人的内弟,我会叮嘱他关照你的。

  说到王秀凤,徐仁逊心想:一个不到20岁的农村姑娘,半个大字不识,开玩笑,这样的人还能成为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就让她去厨房帮忙吧。

  特务头子徐仁逊还是真看走眼了。408从小受教育,又是教师出身,但她被捕后处处表现得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 “村姑”也着实不容易了。在厨房当个“伙头军”,没想到收获还不少。食堂里人来人往,饭后茶余,七嘴八舌 ,各种各样的情报来源还真不少。

  而张黎开始并不顺,只分工做登记工作,所能看到的都是过时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她发现伪局长的这位小舅子课长就是一人渣,根本不在情报课待着,仗着姐夫的势力,整天出入于茶楼酒肆,沉缅于舞场赌场,游荡于戏院妓院,尽干些敲诈勒索老百姓的事。

  让张黎很烦的是这小舅子课长也是个流氓成性的家伙,见了她都恨不得流口水,为了讨好张黎,他说:小姐真是文质彬彬,娴静的淑女,是个老实人。这样吧,今后凡是要我看的文件、材料,要我办的事,你就替我代拆代行吧!拜托了!

  张黎淡淡地回答:我可怕干不好,请课长多多指点。这以后,利用收发、抄写各类情报资料的机会,张黎搞到了不少伪政保局掌握的最新情报。一天,张黎看到一份日寇和伪军即将“扫荡”三北(即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北部的抗日根据地)的情报。她熬到晚上下班后,设法把情报送出来,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马上部署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挫败了日本鬼子的阴谋。

  后来,这小舅子课长,一次次骚扰张黎,竟死皮赖脸地要张黎嫁给他。张黎每次都坚决顶回去,可此非长计,400小组研究后报城工委批准,为了张黎的人身安全,同意她辞职,退出伪政保局,转入伪商会工作,在那里可以获得日伪方面经济活动的情报。

  400小组在日本宪兵队里坚持战斗,行走于敌人的刀尖上一年三个月。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日子。400间谍小组的存在,是个绝对机密,在敌工委内部也只有主要领导人知道。对外,他们号称是“宪兵队密探专家”。400小组成员一次次截获大量重大情报,还挽救了许多被日寇抓获的新四军指战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生命。400小组成员还策反了60多个日本宪兵密探到新四军部队里来,并运送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电台等军用物资。

  400小组的直接领导,当年仅21岁的丁公量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已是94岁高龄的老先生,他对年轻的记者们说:“中国情报小组,打进国民党,打进日本人,探听消息的有;但打入敌人内部的队伍,还能把材料完整拿出来,还能把这么多敌军策反的,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在新四军抗战历史上,也就这么一支。”

  (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旧址)

  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就发出训令要求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警告辖区内日军不得向他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的任何人缴械投降。也就是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受降权。8月11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军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对伪军要宽大为怀,对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则断然剿办”;二是命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所属各部应就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日伪军“各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良好秩序”,“作有效的防御”。许多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的国军了。

  400小组回到四明山根据地。9月20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要求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同一天谭启龙也接到除留少数精干武装力量隐蔽坚持斗争外,7日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400乐群奉命到上海继续进行地下工作,而408本来安排随部队北撤的,却因染黑热病,病情严重,只得让她留下随400到上海治病和工作。

  乐群又被派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她动员大哥的朋友竺禹襄的航运公司,为新四军从上海到苏北、浙东运输军用物资。为新四军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线。由于工作关系,乐群与竺禹襄产生了感情,经组织批准后结为夫妻。

  海上运输风险很大,有时货物被扣留,乐群就调动社会关系疏通。可是危险还是发生了,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运输中,被国民党巡逻艇追击时,中弹身亡,后来竺禹襄被国民党水上稽查大队扣留,关入监狱。由于他的公开身份是运输公司老板,只要花钱是可以保出来的,华东局曾山同志指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设法把竺保出来。”乐群卖掉了全部家产,党组织也支援了一些钱,她亲自到南京去活动,终于把丈夫保了出来。

  408就是在这个当口与400失去了联络,她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倍感孤独。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一个曾经和她在温州搞地下工作的同事陈宣崇,她表示了回浙南的意愿,得到组织的答复,同意她经杭州回温州的括苍山游击队工作。 

  她的人生轨迹在此转了一个弯,谁也没想到却埋下了她命运中的致命一击。


  有一种伤感现在叫“悲催”

  留在浙南坚持武装斗争是十分艰难的,这里是国民党的老巢,反共的武装力量强大,他们到处追堵围剿这批共产党人。尽管生活动荡不安,到处转战,曾芙秋内心却很高兴,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而且这里有她的恋人冯增荣。据有关的材料记载:1947年冬,中共永嘉县委批准曾芙秋和冯增荣为夫妻关系,派陈宣崇同志把她带回浙南根据地。实际上两人也并没有结婚,冯增荣在浙西工作。

  到了1948年春,曾芙秋被通知参加中共浙南特委机关整风审干学习班,因为浙南所有的同志对她在宁波被俘这段历史都不了解,当然也没有人能证明她是400反间谍小组的成员。而浙东的三、五支队又撤到了苏北,无法联系。有的人认为她有叛变自首的嫌疑,还有的认为她就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而且有人联想最近为什么总是刚刚转移,立足未稳,敌人就跟上来了,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机关、部队不可能总带着一个“有嫌疑”的人到处流动……

  于是做出处决曾芙秋的决定。执行的同志说面对这么一个青春靓丽、文静善良的女同志下不了手,不想用枪也不想用刀,那就只有用绞刑了。审查和决定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没有听过曾芙秋本人的陈述,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是对她说,你收拾一下,送你去见冯增荣,她显得很高兴,满怀着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爱人的喜悦和憧憬上路了,在瑞安山区……

  曾芙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不满25岁上。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美女;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烈女。

  曾芙秋急切地回到温州,就是为了能与冯增荣相聚。冯增荣记得,当时她哭,她坚持非回温州不可。还是在《江畔泪》中,冯增荣写道:“没有爱的忠贞便没有重逢,也就不会有她令人揪心的夭折。每念及此,我反倒要嗔怪起她来:你,是不是,也实在爱得太过认真了?……我再也不敢揣测她临刑前那份冤苦的血液凝冻的心境……她死在对我的爱中。”

  1947年曾芙秋回到温州,与冯增荣有过一次重逢,一见面她从怀里轻轻掏出一尊维纳斯女神像,这是她在上海为自己的恋人买的礼物,多少次梦想着这一刻。可是冯增荣“为了表明自己绝非儿女情长的懦夫”却说:“这里是严肃的战斗,要她作甚?”多年后,他感觉无尽的悔恨:“我怎么那么浑,我怎么会不去高兴地接受她路远迢迢带回来的珍贵赠品,那尊可爱的维纳斯女神!”

  鲁迅先生说: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误食了亲人所下的毒药。多年后,潘汉年说:凡是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下场都不好,国际国内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反对暴力,重视生命的思想源远流长。但中国历史上也存在另一种轻贱生命,崇尚暴力和权谋的思想流行,尤其是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下。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的危害,往往运用起这种也会伤及自身的铁腕。

  我们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儿孙们是幸运的,虽然也有些不顺的时候,也受些挫折和磨难,但是这60多年来,基本上没遇到兵荒马乱的战争,流离颠沛的逃亡,国破家亡的痛泣,妻离子散的悲伤。而且现在祖国日益强大,走向辉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一想: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呢?确实是多少英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的牺牲岂止是在狂轰滥炸中,岂止是在枪林弹雨中,岂止是在敌人的刑场上,甚至于还有像曾芙秋这样倒在自己人手下的英灵们。

  不要说共和国的旗帜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是一种说教,更有人会说那是对他孩子的 “洗脑”。历史和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人的抛头颅、洒热血,勇于牺牲,敢于担当的精神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国共两党的历史和分歧,说起来洋洋洒洒,可写成鸿篇巨著。可有的时候道理又很简单。就问两个问题:他是谁?为了谁?国民党创始人先哲孙中山是革命党人,主张“天下为公”,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所以国民和共产党都拥护他。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杀了多少共产党人,28年里,两党分分合合,打来斗去,可最终还是被赶到了那个海岛上,一个百年大党,丢了大陆,又丢台湾,而且是一丢再丢。不否认国民党中不乏人才和精英,然而多是些“抜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自私自利者,这样的人只为自己和权贵集团利益负责,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政党。

  (忠毅千秋亭)

  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由一批有理想和信仰,坚持公平正义,热心公益事业,肯于牺牲个人利益,一直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以为人民服务为崇高的宗旨的人们组成。当然,随着执政地位的转换,理想信念的缺失,在世界浪潮的冲击下,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许多共产党人打了败仗,权力机构中的贪腐很是严重。早年的毛泽东就曾说过:“货色两关过不去,不足道也。”他们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找不到共产党的来路和根基了,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是对共产党的背叛。所以有学者疾呼:“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真是振聋发聩。

  安息吧!曾芙秋。你的家乡人至今没有忘记你,并以你为骄傲;你的战友们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纷纷为你的清白作证;你的爱人对你的爱,依然刻骨铭心,他在《悼亡—献给一位屈死的英灵》中写道:“不论是凄厉的秋风/或是夏日婉转的莺鸣/都再也唤不回她沉积的梦/只有她留在人间的思念/在杜鹃泣血的啼声里颤动/要是还有几缕未曾吐尽的情丝/请不要永埋在心中。”(注:1982年3月洞头,写在曾芙秋同志得到昭雪的日子里)其实,冯增荣也受到你的牵连,只因当时浙南特委领导龙跃等人的反对才幸免于难。解放后,1957年他被错划“右派”受到批斗。1958年又被扣上叛变革命的罪行,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失去自由22年。1980年冯增荣出狱后就开始为你平反之事到处奔波。1981年2月,他和你的姐妹曾笑秋、曾吟秋联名向温州民政局提出申诉,要求追认被错杀的你为革命烈士。经调查组调查取证后,1981年12月22日认为:曾芙秋确系错杀,应予平反昭雪,同意对其作病故革命工作人员处理。(有人告诉我冯增荣现在住在杭州某医院里,我却不想再去打搅一个九旬老者平静的生活了。)

  (粟裕将军的部分骨灰撒在了温州平阳)

  安息吧!曾芙秋。30多年来,你的家人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还是不满意的。你没有子嗣,了无牵挂,无任何物质上的要求,说病故似乎很牵强。你的外甥女施菲菲和家人每到清明来到温州你的衣冠冢前,总是泪眼婆娑,悲愁难掩,无言以对。好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温州新四军研究会把你的事迹作为研究重点,并建议为你彻底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将坟墓迁入革命烈士陵园。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刘定卿(原27军81师干部,转业回温州在公安局工作。)自费到温州、宁波、杭州、上海等地调查,写出平反报告,他认为:这是一个关乎“公平、正义的问题”。

  我到温州革命历史展览馆参观,和年轻的工作人员聊起你来,一个小伙子说:“我们欠她一个深深地道歉”。心中顿时都是满满的暖意。

  安息吧!曾芙秋。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粟裕大将写下这样的临终遗嘱:“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无耻地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大将军的部分骨灰就撒在了温州平阳这块土地上。

  安息吧!曾芙秋。我所以写你,只是想让你和你的战友们,让更多一点的后人能记住你,能记住得久一点,因为我相信: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记住你们,你们就还没有死!

  我最喜欢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里说的那一句: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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