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住余窑北 
小的时候，我家住在余窑北边的“南菜园”。我从小看惯了窑厂的转盘，双手还曾沾满了泥巴。
民国时期，余窑有一位人称“林先生”的化学老师，他在原社保大厅（过去的龙王庙）南隔壁的化工厂宿舍区，开了一家小型化工厂，专门做肥皂。我的外公常振君随着他母亲逃荒来到余窑，在“林先生”家当了长工，被推举为“长领”，也就是长工头。新中国成立后，老人家又做了郊区政府贫协主席，余窑大队第四生产小队队长，从此，我们家和余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外公罕见地主动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余窑的来历，以及它与云龙公园的关系。
老人家告诉我们，余窑原来是块沼泽地，最早是常姓人家居住的，所以当时叫常家庵。清朝康熙年间，余姓四兄弟从湖北移居到这里，并取土烧窑、居住，他们的生意特别红火，“余窑”的名称就渐渐地传播开来了，并最终取代常家庵，成为这一带的地名。
从康熙年间到解放前，二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余家后人不断取土烧窑，后来余家的姻亲——翟姓一家也参与了，取土留下的坑到处都是，时间久了，雨水存留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池塘。
新中国成立前，翟家在云龙公园假山前的竹林位置，开了一个有十八根立柱的茶棚，因为兄弟俩名字分别叫翟汝勤、翟汝俭，故取名“勤俭茶社”。开张以后生意兴隆，有喝茶的，有自带家伙什唱戏的，还有租船游玩、摘菱角的。对了，他们家冬天会雇人从云龙湖的湖心取冰块码放在窑内，等到了夏天就有冰块卖了。
外公自豪地说，云龙公园就是在余窑的大坑上建起来的。当年，他还参加过修建公园的义务劳动。1957年市里开始拆迁大坑附近的趴趴房，1959年围着池塘建成了云龙公园。那些个大小池塘抽干雨水、合并挖成一个大坑，再重新蓄上水就变成了湖。湖上建个马鞍桥，马鞍桥以东叫东余窑，以西叫西余窑。
外公的讲述给我埋下了好奇的种子：余窑，还有多少历史和故事不被外人知晓？如果，余家、翟家的窑场在建云龙公园时就关闭了，那我从小看惯的轮盘，双手沾满的泥巴是哪里来的？
为了给这段模糊的记忆找到确切答案，今年年初，经叔伯兄长指点，颇费了一番周折，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好朋友吴殿君叔叔。老人家思维清晰，详细向我介绍了余窑的变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住在杨家路的那部分余家后人，被划归了云龙区，拥有了城市户口。区政府和他们合营，在原第一毛纺厂的位置上修建了一个区窑厂，当地人都称其为“综合厂”。
1964年，“综合厂”在成立徐州第一毛纺厂时被关停，迁移到了贾汪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搪瓷制品和塑料制品的普及，对烧陶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窑厂最终倒闭，余家的后人也进入了各行各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一部分住在余窑的余家后人，自愿加入了余窑互助组，互助组又相继升级成余窑初级社和高级社。随着“人民公社”取代了“农业合作社”，接踵而来成立的余窑大队，将余窑的西部、“南菜园”的南部、吴庄的东部悉数划归管辖区。从此后余窑成为蔬菜种植区，保障徐州市民的菜篮子供应。
成立后的余窑大队先后组建了两家窑厂，为生产队烧制育苗用的花盆。余窑的西北部，现在永安办事处所在的大楼，就是其中一家窑厂的原址。
这回我弄明白了，我小时候爱去的窑厂是余窑大队的。
吴叔叔还说，没有余家、翟家的参与，谈论余窑变迁未免不全面。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我来到了翟家仅存的上一辈老人家中，老人恰巧是我外公的近邻，一声“舅舅”拉近了距离。更妙的是，翟家妗子是余家表亲，两位老人印证了翟家茶社的历史，余家、翟家的关系。
翟家舅舅深情地回忆起母亲：“当年，我母亲在云龙公园假山附近，亲手种下了两棵洋槐树和一棵皂角树，现在都还在，有着80多年树龄的它们，才是余窑变迁的见证者。”
翟家妗子告诉我：余窑原来有一条海郑路，它东边连着“八一”游泳馆，西面至永安七岔口。云龙公园建成后，它的东半部不复存在，后来王陵路延长，它的西半部也被取代，只存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
云龙公园西墙外，余家还有一个小窑在使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市政府重新规划，余家仅存的窑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传统，总会以某种形式被继承下来。
妗子又说：余家有一个后人叫余广涛，是“余窑烧陶技艺”非遗传承人，他复原了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古老乐器——埙，还因此上了央视。
历史的车轮飞速前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大，余窑大队的的菜地上盖起了高楼大厦，后来预制板有了很大的市场需求，窑厂又转身成了预制板厂。1992年，余窑大队的菜地、窑厂都不复存在，变成了今天的电视塔、老年大学、幼儿园、居民区、办公大楼。“余窑”只留在路边、楼头的“地名标志牌上”。
2007年市政府大规模改建云龙公园，云龙公园变成全体市民的大花园。湖的东岸保留了一组烧窑的雕塑，纪念“余窑”的历史。
不知为何，近几年我常常在梦中回到窑厂，梦见自己双手沾满了泥巴。
我家曾住余窑北。余窑，有我外公流下的汗水；有我童年的经历。余窑，还是徐州几代人的乡愁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