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弦歌抗战路 赤子报国心
东吴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府之一，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东吴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校园内的师生抗争，到辗转多地坚持教学，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独特的办学策略以及师生们无畏的爱国情怀，在战火中顽强坚守，为国家和民族保存珍贵的文化教育火种、培养抗日人才、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深入探究抗战时期东吴大学的发展历程，不仅能还原一所高校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生存轨迹，更能从中洞察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与抉择，为理解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史和文化抗战提供独特视角。
东吴大学1900年创办于苏州天赐庄。东吴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监理会在苏州和上海开办的几所学校。1879年起，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先后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900年，监理会决定合并三所书院，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在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扩建为大学。学校初期以文科为主，后逐渐发展为涵盖文、理、法、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其校园建筑融合中西风格，环境优美，设施完备。校内图书馆藏书丰富，实验室配备先进，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良好条件。师资队伍汇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既有留洋归来的学术精英，也有本土的学界翘楚。他们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敬业精神，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使东吴大学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学术重镇。东吴大学设施先进，学术氛围浓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内教育界享有盛誉。学校注重国际化教育，与国外多所高校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和前沿的知识体系。1927年，杨永清当选首任中国籍校长，确立“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核准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1930年，学校共有文、理及法三学院，十二个学系，同年学生人数达755人，为全国教会大学之冠。
随后，东吴大学校园建筑不断增加，教学、科研、住宿等条件得以改善，各种捐助稳步增长，学校声誉与日俱增，不论是拥有“北朝阳、南东吴”美名的法学，还是当时的生物学、化学、社会学等，均是当时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引领者，在社会上享有广泛声誉，甚至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为探索前进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急需人才的中国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他们中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也有政界领袖、国际大法官，例如，中科院院士谈家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法学家倪征燠，等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苏州作为重要城市，很快陷入战争阴霾。日军频繁空袭，城市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东吴大学校园成为日军轰炸的潜在目标，正常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校园设施面临损毁风险，师生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学校不得不紧急采取应对措施，如疏散师生、转移重要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等，但这些临时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存续问题。
面对严峻局势，东吴大学管理层经过艰难抉择，决定内迁。这一决策并非一帆风顺，面临诸多困难和争议。一方面，内迁意味着要放弃熟悉的校园和多年积累的办学资源，长途跋涉至陌生之地，过程充满未知与风险；另一方面，经费筹集、搬迁路线规划、新校址选择等实际问题亟待解决。然而，为了延续教育使命，保存学术力量，学校最终克服重重困难，确定了内迁方案。面对战争威胁，东吴大学迅速成立应变委员会，商讨应对策略。学校一方面组织师生进行防空演练，在校园内挖掘防空洞，储备应急物资，以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开始筹备学校的转移事宜，对重要教学设备、图书资料进行整理打包，准备随时撤离。同时，学校积极与上海租界内的高校联系，寻求临时教学场地的可能性，为学校的后续发展做准备。
在搬迁路线上，东吴大学师生兵分多路，一部分师生经上海辗转前往内地，一部分则直接向西南地区进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日军封锁、空袭、交通不便等诸多艰难险阻。许多师生背着简单行囊，徒步穿越崇山峻岭，风餐露宿，历经数月才抵达目的地。学校的图书资料和设备则通过各种方式运输，部分珍贵物品甚至由师生们肩挑背扛，在战火中艰难转移，为学校在后方的重建保留了关键资源。1937年11月，苏州沦陷前夕，东吴大学部分师生在校长杨永清的带领下，携带部分重要物资迁往上海租界。在租界内，东吴大学借圣约翰大学等校的教室继续开展教学活动。尽管教学环境局促，但师生们克服困难，坚持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一时期，学校增设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课程，如国际形势分析、战时经济等，引导学生关注时局，为抗战贡献知识力量。同时，东吴大学的师生们积极参与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活动，通过组织义卖、募捐等方式支援抗战前线。
东吴大学内迁后，先后在浙江湖州、安徽屯溪、上海租界以及四川成都等地设立临时办学点。在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和大学等多所高校组成 “五大学联合办学”，共同利用有限资源维持教学。尽管办学条件艰苦，校园简陋，宿舍拥挤，教室多为临时搭建，但东吴大学师生积极适应环境，通过修缮旧建筑、开辟新场地等方式，逐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教学秩序。据1946年出版的《东吴年刊》中记载，1937年，为了避免战火的威胁，更为了不愿在敌寇控制下生活，东吴大学在苏州的文理学院师生们，在校长杨永清和教务长徐景韩、总务长冯家声以及慎斐文等教授的带领下，毅然离开了有数十年历史渊源的苏州，向浙江迁徙，在东吴大学设在湖州的附属中学继续上课。然而，在湖州的片刻宁静很快被打破。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湖州一带同样难保安全。东吴大学的师生们又从湖州向杭州、泗安两地撤退。泗安的师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长沙进发，一部分回到上海。在杭州的师生则转往安徽黟县办学。虽然东吴师生四散流离，但他们的心依然拧成了一根绳，抗日、办学，是共同的目标。
1938年春，教师们陆续从各地到上海。上海租界在抗战初期因列强势力的存在，成为相对安全的“孤岛”。 而东吴大学法学院本来就设在那里， 恰巧华东另三所基督教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也先后迁至上海租界，杨永清主动寻求和这三校的实质性合作，于1938年6月共同组织了联合毕业考试，其后四校又集中图书、设备建立了联合图书馆、联合实验室，并且实行课程互通，供四校学生互选，四校还共同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和毕业典礼，近千名同学穿着学位服参与。校长杨永清会同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一起筹备复课，教室借用的是上海西藏路上的慕尔堂(今沐恩堂)和南京路上的慈淑大楼。当时，顾镕芬的父亲顾瑞伯也来到了上海，在东吴师生们的努力下，东吴文理法三学院和附中都在上海招生复课。东吴大学在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设立临时校舍，与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校联合办学，组成“上海临时大学”。尽管租界内的环境相对稳定，但办学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教室和宿舍十分拥挤，教学设备严重不足，师生们面临着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等诸多困难。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不再安全，租界再也挡不住侵略军的铁蹄。日伪教育机关召集在沪的各教会大学主持人开会，强令各校根据他们的指令办学，开展奴化教育。面对无理要求，东吴大学的师生们断然拒绝。无论是政治施压，还是经费利诱，他们始终没向日伪教育机关登记。满腔的爱国情怀和无上气节，都写在了东吴大学校歌里：“中西文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勉以同符。”拒绝日伪的“示好”，就无法继续公开办学。不能登报招生，他们就凭着人们相互转告，将招生消息传递出去。让东吴老师们欣慰的是，报考的青年竟然非常多。这是在战火纷飞、家国不保的年代里，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只是，面对刺刀，这样的坚持到了第二年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1942年，东吴大学再次南迁，迁至浙江丽水。丽水地处浙南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相对安全。在丽水，东吴大学租用当地的庙宇、祠堂作为校舍，师生们自己动手搭建简易的教学设施。尽管条件简陋，但学校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开设了法律、经济、文学等多个专业课程。此后，随着战局的变化，东吴大学又先后迁至福建邵武、江西赣州等地。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但师生们始终坚守教育理想，克服重重困难，使得东吴大学的办学得以延续。
1943年，抗战的烽火中，东吴大学校部及文理学院曾应岭南大学邀请内迁粤北曲江（今广东韶关）办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吴大学克服重重困难，在坚持办学的同时锲而不舍建起了一座相对完整的校园。据登载于《东吴校闻》曲江版创刊号（1943年12月1日）的沈体兰代理校长《校舍素描》记载：“曲江校本部及文理两院于半年内陆续建筑校舍共十八座，此项校舍位于曲江北约三十公里粤汉铁路之仙人庙站。抵站后向东步行一百步即达校门”。沈体兰《校舍素描》还介绍有教职员住宅有四座，每座四屋（分别名天赐庄、螺丝浜、姑苏坊、西溪坊），后又添建一座单身宿舍。山后尚有男女厕所及浴室共四座。这些建筑同样也不存在了。《校舍素描》介绍说：“全校适为环山通路所围抱，而山后通路更多幽胜，课余散步不亚于姑苏城畔葑溪河滨景色，虽非情调差似。又山前山后各有运动场一方，分别名为中西球场及博习球场，则以纪念本校前身两名书院。”时任东吴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在其回忆录《白头唯有赤心存》中深情地回顾：“战乱后迁到广东曲江的东吴大学，校舍设在近郊的仙人庙……”1944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曾到访曲江东吴大学，因吴大琨系东吴毕业生，英语很好，沈体兰校长遂指定吴大琨代表学校接待他。据吴大琨回忆，在陪李约瑟博士参观和了解东吴大学后，还一起到韶关旧书店选购图书，并向他推荐了《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提要》等丛书，李约瑟如获至宝，全部买下。当时李约瑟博士正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后来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写提纲，有很多问题找吴大琨讨论，谈的很投机。后来，李约瑟博士在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时提到要感谢一些人，其中有吴大琨。
东吴大学校部及文理学院师生在代理校长沈体兰、校务长潘慎明带领下，下金华、赴邵武、过江西、奔曲江，克服万难，绝不屈服于日伪，弦歌不辍，与祖国同命运，为民族保留读书种子。曲江的教学与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学校财务异常困难，学费收入基本断绝，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教师结茅筑舍以作育英才，学生读书报国以昭苏国运。 1944年6月，随着日军困兽犹斗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曲江形势危急，奉广东省政府转移粤北高校之命，东吴大学撤至桂林后分散转移，部分师生加入重庆的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曲江的岁月是东吴大学世纪长河中难忘的一段记忆，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浴火重生，记载着中华儿女不屈的战斗意志与东吴师生的爱国情怀。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局势恶化，东吴大学被迫再次迁移。学校先后辗转浙江金华、福建邵武等地。在迁移过程中，师生们面临着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疾病流行等诸多困难。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在长途运输中损失严重，但师生们始终没有放弃办学。在邵武，学校利用当地的庙宇、祠堂等作为临时校舍，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教师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认真授课，学生们求知若渴，在战火纷飞中延续着东吴大学的学术传统。例如，法学院的教师们在简陋的教室中为学生讲解战时法律问题，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维护正义、服务抗战的能力。
东吴大学的师生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抗日宣传工作。教师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坚守岗位，也以各自方式支持抗战。一些教师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为抗战提供智力支持。如法学教师为国民政府制定战时法律法规出谋划策，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医学教师则在后方医院义务服务，救治伤病员，并开展医疗培训，提高基层医疗人员的救治能力。教师们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分析抗战形势，为抗战出谋划策。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教师们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的将士，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精神，成为学生们的榜样，激励着一代青年学子为国家命运而奋斗。赵朴初于20世纪30年代初就任中国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致力于佛教及社会救济事业。1936年，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护国和平会。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朴初参加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收容、救济战区难民，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抗战。部分东吴大学的师生直接参与到军事和情报工作中。东吴大学的学生们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些学生投笔从戎，加入抗日军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例如，东吴大学的一些体育专业学生，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军事训练，在军队中担任侦察兵等重要角色。还有一些师生利用自己的外语和专业知识，参与到情报翻译和分析工作中。他们截获并翻译日军的情报，为抗战部队提供重要的战略信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独特贡献。1930 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茅丽瑛，接受党组织布置的救济难民和募集抗日部队军棉衣的任务，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 “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组织 “物品慈善义卖会”，以救济难民名义，为新四军添制军衣筹集经费。许多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军队和各类抗日组织。有的加入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为保卫滇缅公路这一抗战生命线浴血奋战；有的投身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参与情报收集、物资运输等工作，为抗战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东吴大学学生们还自发组织各类宣传队，深入城市街巷和乡村，通过演讲、戏剧表演、张贴标语等形式，向广大民众揭露日军暴行，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东吴剧社排演了多部抗日题材的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以生动的艺术形式感染民众，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
在抗战期间，东吴大学根据战争需要对课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学校加强了实用学科的教学，如机械工程、化工等专业，培养能够服务于战时工业生产的技术人才。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开设军事训练课程，为学生日后投身抗战做好准备。在文科方面，加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通过这些课程调整，东吴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各类人才，他们在不同领域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处于战争环境，东吴大学的教师们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展研究工作。例如，生物系的教师们在野外考察中研究当地的动植物资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战时农业提供理论支持；历史系的教师们深入研究中国抗战史，从历史角度为抗战提供经验总结和精神动力。学校还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等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保持学校的学术活力。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不仅为抗战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战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教学方面，由于师资分散、教材匮乏，东吴大学教师们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因陋就简编写教材，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授课。课程设置根据战时需求进行调整，增加了与抗战相关的内容，如军事训练、战时经济、国际法中的战争法等，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应对战时社会需求的能力。同时，学校坚持学术研究不辍，教师们在艰苦环境下仍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法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一定成果，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储备知识力量。例如，法学专业教师深入研究战时法律问题，为国民政府提供法律支持；医学专业师生则投身于医疗卫生救助和疾病防治研究，为抗战大后方的医疗保障作出贡献。
虽然身处战时艰难环境，东吴大学始终将传承学术传统视为使命。学校在课程设置中保留了核心专业课程，延续战前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方法，确保学生能够接受系统、高质量的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坚持对英美法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专业素养；文学教育则注重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研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抗战现实的文学作品，为时代发声。通过这些努力，东吴大学在战火中维系了学术传承的脉络，为战后学术复兴奠定基础。
东吴大学以文化为武器，开展文化抗战。学校师生通过创作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传播抗战精神，鼓舞民族士气。校内刊物《东吴校刊》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评论等，从不同角度展现师生们对战争的思考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此外，东吴大学还积极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与其他高校联合举办学术讲座、文艺演出等，促进了大后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文化领域为抗战胜利作出独特贡献。
抗战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始终在战火中屹立不倒，成为全国文人心目中神话一般的存在。撤离上海，南迁福建邵武的东吴大学也曾与同样在颠沛流离中的协和、之江两所大学携手成立联合大学，并在金华成美中学设点联络。但这次联合办学并没有坚持多久。“抗战爆发后，（复校）开始坚持了一段时间，东吴还曾和之江、协和联合办学。一路往内地，但很快就散掉了，主要问题是没有经费，教会没有经费。”东吴大学校友、原苏州大学副校长、东吴大学校友会会长沈雷洪回忆说，不同于西南联大的国立性质，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当时已经没有经费拨给学校，学校全靠师生筹款，很难维持。不久，邵武的东吴师生又向广东撤离，一边撤，一边寻找合适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他们在广东曲江仙人庙弄到了一片地面，从前只拿过纸笔的学生老师化身木匠、水泥匠，搭了几间简陋的房子，这便是东吴大学的临时校舍。“东吴人就像是大家庭，不管遇到什么事，不管在哪里，师生始终是凝聚在一起的。”沈雷洪动情地说，这也是东吴大学的传统。和曾经明净优美的苏州校舍不能相比，但有一方屋瓦栖身、展开教学，已经十分可贵了。现在苏州大学内的钟楼，在东吴大学时期名叫林堂，精正楼叫孙堂，曾经的化学物理系的教学楼叫葛堂。在曲江的东吴大学临时校舍内，心系苏州的东吴师生们，也命名了一个“林堂”、一个“孙堂”、一个“葛堂”，以此表示“君子不忘其旧”，更相信终有一日，定能回归苏州的校园。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的师生也结束了八年的流离失所，怀着激动的心情返回苏州，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校园。然而，此时的东吴校园是怎样一副模样呢？据《东吴大学法学院年刊》记载，收回的校舍只是几幢空房，别无长物，不要说仪器设备同教室里的桌椅荡然无存，就是连门窗、墙壁、地板也残毁不堪。而旧健身房及螺丝浜的住宅更是只留下一堆瓦砾、几株枯草。依照当时的物价估计，修理费要法币六万万元，合美金30万元。时年16岁的顾镕芬（生于1930年，父亲顾瑞伯是东吴大学的历史和语文老师）跟着父亲一起回到东吴大学，并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她回忆说：“学校边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铁丝网，后来才知道，战时被日本人用作军人医院了。我入学后还能在教室里看到低矮的日式家具，像榻榻米那种。体育馆，我们当时叫健身房，里面的地板也被马啃成一个一个大坑，修好之后也还是看得出来的。”虽然学校经过了修复，但日本侵略者在东吴师生心中留下的创伤难以抹平。晚一年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的沈雷洪，对当时的情景也仿佛历历在目，谈起东吴大学的往事，记忆特别清楚：“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校园荒芜了，东吴大学在接管的时候，校园里全部都是野草。当时听年长的校友说，操场上的野草齐腰高，草丛里面都是野狗，住宿的学生晚上都不敢出来。”说到齐腰高的野草时，沈雷洪一边比划，一边颇是气愤。“当时我进校的时候，还能看到水龙头上贴着的‘消毒’那种日文字。破坏最严重的就是健身房，现在是苏大的博物馆。地板好像是烧焦的，也有被马啃的，后来是把坏木头切掉后重新补的地板。”沈雷洪说。此时的校园已满目疮痍，大部分建筑遭到破坏，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损失惨重。学校立即成立复校委员会，着手校园的恢复重建工作。师生们齐心协力，清理废墟，修复校舍，重新购置教学设备和图书。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东吴大学逐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重新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据相关史料记载，“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占领苏州，东吴大学校园受到了严重破坏，大量的书籍被毁，科学馆里，上百架显微镜被砸，课桌椅被当成柴火用来烤火，为了驻军，日寇甚至把学校大门拆毁改成坐东面西，尤其是教学楼之一的葛堂被日寇用作医院，内部结构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以后，东吴大学在苏州复校，东吴人开始了艰难的重建。1948年，1928级校友募集资金为母校重建校门。”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的校园文化呈现出坚韧、爱国、包容等特点，这些特点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得以传承和发展，为师生们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学校的发展和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奠定了基础。面对战争的破坏和学校的多次迁徙，东吴大学师生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教育的坚守。学校在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地辗转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克服了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等诸多困难，坚持开展教学活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底色。
东吴大学的教师们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既有国内知名的学者，也有留学归来的专家。在迁徙过程中，学校始终重视师资队伍的维系和建设，努力为教师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学条件。尽管物资匮乏，待遇微薄，但教师们依然坚守岗位，认真备课授课，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一些教师在教学之余，还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例如，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们在战火纷飞中，依然坚持对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丰富了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为中国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尽管处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学校的教师们依然努力维持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正常进行，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教育和学术训练，使学术传统在动荡中得以延续，为学生们树立了坚持学术追求的榜样，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尽管处于战争环境，但东吴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坚持学术研究，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教师们在教学之余，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撰写学术论文和著作，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丰富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内容。学校还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文学院的教师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培养了一批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通过教学和研究，东吴大学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下来，为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东吴大学师生们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情怀，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们借教会学校“团契”的传统，组织文艺演出、体育表演、义演义卖、学术讲座等活动，将抗日救亡的思想融入其中，激发师生和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唤起大家的民族意识。许多东吴大学的师生不仅在思想上支持抗战，还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抗战工作中。有的师生参加了抗日军队，有的参与了后方的支援工作，还有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贡献力量，如法学院的师生参与战时法律实务，为抗战提供法律支持，这种爱国行动体现了东吴大学师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校园文化的鲜明特征。
在抗战时期，东吴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办学条件艰苦，但学校始终坚持严格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标准，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东吴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在学校的培养下，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爱国奉献的精神。许多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投身抗战事业，有的加入军队，奔赴抗日前线；有的从事宣传工作，为抗战呐喊助威；有的在后方从事教育、医疗等工作，为抗战提供支持。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根据战争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培养了大量适应抗战需求的专业人才。法学院培养的法律人才，在维护战时社会秩序、处理法律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系培养的经济人才，为战时经济的管理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文学院培养的人才，在文化宣传、教育普及等领域做出了贡献。这些专业人才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战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将在东吴大学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与其他高校联合办学，如法学院迁至重庆与其他高校合组 “联合大学”。这种联合办学的方式促进了不同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融合，师生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氛围。东吴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在抗战时期仍保持着一定的国际联系。学校与国外的教会组织和高校有一定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国际交流为师生们带来了国际视野，使校园文化更加开放和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师生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教师们不仅在学业上指导学生，还在生活上关心学生的疾苦，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学生们也尊敬教师，积极配合教学工作，师生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这种互助互爱的氛围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东吴大学的师生们还关注社会民生，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和公益活动。他们为战争中的难民提供帮助，开展慈善活动，关心当地民众的生活，展现了学校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
尽管处于抗战时期，东吴大学法学院仍坚持其“比较法学”的特色教学，继续开设民法、英美法、中国法等多个法律系统的课程，让学生通过比较不同法律体系来获得知识和司法实践能力。此外，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课程，如在特殊时期仍坚持开设《苏联法》课程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以《陈案书状汇录》作为教学参考材料来训练学生辩论技能。教学方式注重实践，采用 “研究判例” 的教学方法，这也是当时美国法科学校中主要的教学方法。同时，继续通过设 “型式法庭”（模拟法庭）进行诉讼实习，让学生在模拟的法律场景中锻炼法律应用能力和辩论技巧。
东吴大学自创办以来就从世界各地延揽名师，如讲授法理学的吴经熊、讲授法制史的董康、讲授劳动法的孙晓楼等。这些教师不仅拥有博士学位和较高的专业素养，而且十分热爱教学，对教育工作精益求精。
学校保障教师待遇，尽管学院作为私立学校财政极为困难，收入主要来源于学生学费，但仍将有限的经费几乎都用到教学上。开支中 50% 用于教师薪酬，还会足额、及时报销教师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合理开支，为教师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财政困难但保障教学，学院开支中45%的经费用于购买各种原版图书和教学用品，支撑 “比较法学” 学术发展的需要，其图书馆拥有2万余册法律藏书，被誉为远东地区最佳法律图书馆之一。同时，学院尽量压缩非教学开支，全院仅雇了三名工友，负责门卫、收发、绿化等工作，效率极高。
上海沦陷后，东吴法学院处于“孤岛”环境，但仍坚持办学，维持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培养了一批高层次法律人才。太平洋战争时期，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学院可能在教学条件、师生安全等方面面临更多挑战，但依然努力维持法学教育，为战后的法律事业储备力量。
东吴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学术成果法学领域相当突出，一是坚持法学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东吴大学法学院迁至重庆，与其他高校合组 “联合大学”，坚持开展法学教育，为抗战时期及战后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法律人才，维持了法学学术传承。二是参与战时法律实务，法学院师生利用专业知识参与战时法律实务，为抗战提供了法律支持，在实践中丰富了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提升了东吴大学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专业性。三是东吴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杂志》（The China Law Review），在抗战时期仍持续发行，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法学刊物之一。该刊物向西方介绍中国法律，并引介西方法学思想，促进了中西方法学的交流，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四是在抗战时期师生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典》《六法全书》的翻译与注释工作，促进了中西法律术语的对接，有助于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与国际法律的接轨，这是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的重要成果，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吴大学法学院在抗战时期培养出的著名法学家，择要介绍几位代表人物：
高文彬：1922年出生，从东吴附中毕业后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1945年获得法学士学位。他是中国著名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也是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在校期间，他系统学习了英美法和中国法，掌握了较高的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东京审判中，他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因表现出色被留下任秘书，负责翻译、核对庭审记录等工作。他还因发现 “百人斩杀人竞赛” 的报道，为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提供了关键证据。
潘汉典：1940 年进入东吴大学学习法律。在东吴大学，他不仅学习了中国法知识，还对普通法进行了系统了解，视野更加开阔。毕业后，他到中南银行当法律顾问，抗战胜利后，1946 年回到东吴大学开始研究生生涯。他精通多门外语，主持翻译了《比较法总论》等法学译著，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杨寿林：1912年出生，193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抗战胜利后，在日本东京先后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秘书、盟国总部国际法庭中国法官。后任东吴大学、复旦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教材编写、学报学刊编辑等工作，著有《翻译教程》等，译有《印度的发现》等。
杨兆龙：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也是国际法学界公认的杰出学者。杨兆龙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以其深厚的法学造诣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法律人才。他在刑法、国际法等领域有着卓越的研究成果，其关于法律改革等方面的见解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他编写的教材和著作，为学生提供了系统而深入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使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当时国内法学教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抗战期间，他起草了《军事征用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关键法律，成为国民政府动员抗战的法律基础。1948年，他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 “世界 50 位最杰出法学家” 之一，还担任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等职，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中文本。
盛振为：著名法学家，在东吴大学讲授民法等课程。他对民法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民法条文和法律原理。他的学术成果和教学实践，为东吴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民法专业人才，推动了中国民法学科的发展。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东吴大学在抗战时期的法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助力东京审判。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法学院 10位师生校友在东京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在中国抗战史和司法实践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进行艰苦卓绝的审判，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人士上演一场场法庭传奇，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才扭转了局面，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7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审判中，中国法官、检察官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由于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中国赴远东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翻译等几乎都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是：向哲浚（检察官）、倪征燠（首席顾问）、桂裕（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顾问）、裘邵恒（首任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翻译、检察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刘继盛（翻译）、郑鲁达（翻译）等，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远东盟军总部在组建国际军事法庭过程中，要求中国政府派遣一位精通英语、有国际阅历和国际法知识的法官。中国政府决定选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出任此职，向哲浚则推荐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则担任检察官一职。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与美国等国拥有庞大的检察官阵容相比，中国方面的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裘邵恒两个人。尤其令向哲浚感到压力大的是，他去东京时只带去了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中国检察官手头没有证据，加上在极其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很难从事证据收集工作，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战犯销毁了各种证据。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舆论都认为，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国际法庭上，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因而判他死刑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向哲浚往来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他的感召下，倪征燠、高文彬、周锡卿、吴学义、罗集谊以及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刘子健等法学专家和热血青年都加入了中国检察组。在向哲浚的带领下，他们冒着酷暑，在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中，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寻找战犯们犯罪的蛛丝马迹，夜以继日地翻译、摘抄、整理资料证据。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明各战犯犯罪的确凿证据。比如，向哲浚等从日本外务省密件中找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打小报告”的长电，电文中反对日本派驻中国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将溥仪放入木箱劫持到塘沽的计划。这一份长电，对证明土肥原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浚运用娴熟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将当时东京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请到了中国，陪同其对“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使季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了直接感受，而且收集到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而这些证据对后来法庭审理上述两大事件以及相关战犯的定罪量刑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东京审判中，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倪征燠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以精湛的英美法知识驳斥日本战犯辩护。1947年2月，倪征燠临危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东京。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后来赴英、美进行司法考察时，又详细观摩学习了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扎实的积累，使倪征燠能在东京的审判席上一展身手。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倪征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日本陆军上将、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征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倪征燠没忘记土肥原，他质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承认。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刚刚毕业的高文彬翻出了《东京日日新闻》对 “百人斩杀人竞赛” 的报道，直接促成两名战犯被缉拿归案等。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1945年夏，高文彬在东吴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达日本，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步入设在原日本陆军司令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浩如烟海。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那份报纸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可以从那幅照片标题中的日文汉字明白其表达的意思：百人斩……竞争……两将校。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署名“记者浅海、铃木发于紫金山麓”。报道文章这样写道：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高文彬发现的那份《东京日日新闻》，只是日本媒体对“百人斩”报道的其中一份。根据这一发现，中国代表团很快搜集到了大量的同题报道。其中，《东京日日新闻》更是对其进行了持续关注。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而且同时还配发了照片。1948年1月27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起大幅布告：“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遂于本月28日正午12时，由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3人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合丞布告周知。”1948年1月28日12时，三声枪响，结束了三个罪孽深重的生命。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东京审判中的出色表现，展示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在英美法教育方面的卓越成果，也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国际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学领域，抗战爆发后，东吴大学校友徐迟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中国作家》（英文版），协助郭沫若编辑《中原》（月刊）。钱锺书虽然在东吴大学任教时间不长，但他的才华和学识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学研究和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讲授的课程如《文学概论》等，旁征博引，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见解启发学生对文学的深入思考，拓宽了学生的文学视野，对提升东吴大学的文学氛围和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钱锺书在东吴大学任教的《文学概论》课程讲义可能未直接留存下来，但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如《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以及他在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文学创作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文学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也可以视为其文学教育思想的间接体现。杨绛也曾在东吴大学任教，她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有着卓越成就。在教学中，她以细腻的文学感知和扎实的语言功底，引导学生欣赏和理解文学作品的精妙之处，尤其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与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学生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促进了东吴大学文学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在其他领域，数学家孙光远在东吴大学从事数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他在几何等数学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成果，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数学素养，通过严谨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探索数学的奥秘，为东吴大学培养了一批具有扎实数学基础的学生，推动了学校数学学科的发展，为学校的理科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生物学家张梦白在东吴大学教授生物学相关课程。他专注于生物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研究经验。他通过生动的实验教学和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生物科学的奥秘，培养了学生对生物学的兴趣和研究能力，为东吴大学生物学科的发展和相关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师资凭借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高尚的师德师风，在抗战时期艰苦的条件下，坚守教育岗位，为东吴大学的学生们传授知识，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发展保留了珍贵的火种，使得东吴大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抗日战争的经历对东吴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段艰难岁月锤炼了师生们的意志，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学校在抗战期间积累的办学经验，如灵活的课程设置、适应战时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等，为战后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抗战时期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在战后的国家建设中成为各行业的骨干力量，进一步提升了东吴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东吴培育了众多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学子，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东吴大学知名校友主要有：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社会活动家、书法家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雷洁琼：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社会学家，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孙起孟：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董寅初：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曾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一中。马寅初：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898年入上海中西书院。胡经甫：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陆志韦：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刘承钊：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4年于东吴大学任教。顾翼东：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2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谢少文：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2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高尚萌：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谈家桢： 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苏元复：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化学系。时钧：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汪菊渊：花卉园艺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东吴大学化学系。冯新德：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考入东吴大学。宋鸿钊：妇科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陆宝麟：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钦俊德：昆虫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朱洪元：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28年入东吴大学附中。刘建康：鱼类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黄培云：粉末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中。董申保：岩石学、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就读上海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汪闻韶：土力学及土坝、地基抗震学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中。徐迟：1931年由东吴大学附中升入东吴大学，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李政道：1937年入东吴大学附中，物理学家、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绛：本名杨季康，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等等。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位于上海昆山路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和原东吴大学法学院院址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江苏师范学院改办为苏州大学。东吴大学旧址是中国少有的保存较完整的早期教会大学校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建筑群，是功能延续着的“活着的遗产”。东吴大学旧址的建筑风格独具特色，采用了哥特式建筑的基本元素，如尖拱、飞扶壁等，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如中式飞檐、花窗等。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建筑艺术水平，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旧址内的建筑群包括林堂、孙堂、葛堂等多座建筑，这些建筑从1901年至 1936年间陆续建造，至今保存较为完好。它们是中国近代建筑的重要实物例证，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2013年3月5日，东吴大学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的办学历程，是教育救国理念的生动实践。在国家危难之际，东吴大学的师生们以教育为武器，通过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推动学术发展，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国家力量的凝聚。
东吴大学的实践表明，教育在抗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培养专业人才，满足战争时期的社会需求，还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教育救国理念在东吴大学的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办学的经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迁徙办学过程中，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如何在困难条件下维持教学秩序，如何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如何加强师生之间的团结协作等。它们对于当今高等教育应对各种挑战，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东吴大学师生们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坚守教育理想，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存教育火种、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这种精神不仅激励了当时的人们，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东吴大学的抗战历史，是一部展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壮丽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坚守信念，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日战争中的东吴大学，在战火的洗礼下，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办学，为国家和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学校师生们在艰难困苦中展现出的爱国情怀、学术坚守和社会担当，成为东吴大学历史上光辉的篇章。这段历史不仅是东吴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为民族复兴奋斗的生动写照。
抗战时期的东吴大学以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在战火纷飞中保存教育火种，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办学历程、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能够深刻体会到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东吴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杨永清题写的校训
2、东吴大学教学楼孙堂
3、东吴大学南迁曲江办学校舍
4、东京审判庭审现场
5、高文彬 查找到《东京日日新闻》“百人斩杀人竞赛”报道
6、高文彬发现的那份《东京日日新闻》，揪出“百人斩”元凶
7、中国检察官顾问赴华北收集日本战犯罪证 右四为倪征燠
8、向哲浚宣读对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进行起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