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枇杷

　　立夏前的梅雨季，老城区的枇杷树开始泛黄。青石板路上的积水映着斑驳树影，熟透的枇杷“啪嗒”砸在伞面上，惊飞了蹲在墙根剥毛豆的娭毑——她抬头骂句“促狭鬼”，手里的竹篮却不自觉往树底下挪了挪，等着收集这场“黄金雨”。

　　长沙的枇杷树多藏在旧时光里。太平街的贾谊故居旁，有棵三人合抱的老枇杷，树干上的苔痕比石碑上的铭文还要绿。听守故居的张伯说，这树是光绪年间种下的，那时街尾的糖坊熬枇杷蜜，香气能漫过整条麻石巷。如今糖坊变成了奶茶店，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手机在树下拍照，却不知树杈间的竹匾里，晒着的枇杷干仍是老味道，皱巴巴的果肉里裹着几代人的甜。

　　我家巷口的枇杷树长在矮围墙上，枝桠探进王嗲嗲的天井。每年端午前，王嗲嗲就搬来木梯，用带铁钩的竹竿勾枇杷，金黄的果子落进搪瓷盆，发出“咚咚”的闷响，像极了他收音机里的老评书。“细伢子接住！”他总爱把最先熟的几颗抛过围墙，我和阿芳踮着脚在水泥地上捡，果皮上的绒毛蹭得掌心发痒，咬开时汁水顺着指缝流到手肘，甜里带着微酸，混着砖墙上青苔的潮气，成了童年最黏腻的夏天。

　　校园里的枇杷树最是热闹。雅礼中学的老枇杷就长在教学楼后，每当金黄挂满枝头，值日生的扫帚总在树下打转，不是为了扫落叶，而是等着捡被风摇落的“漏网之鱼”。教导主任举着扩音器喊“不准爬树”，自己却悄悄在办公室泡枇杷茶，玻璃罐里的果肉沉了又浮，像极了我们在课桌上度过的时光——表面是泛着光的金黄，内里藏着青涩的核。

　　去年回长沙，发现街头多了些移栽的枇杷树。高架桥旁、绿化带里，整齐的树干上挂着稀疏的果，叶子被汽车尾气染得发灰。但老社区的枇杷依旧倔强：冬瓜山夜市的霓虹里，有户人家在阳台种着盆栽枇杷，塑料盆里的泥土少得可怜，却还是结了七八颗果子，橙黄的颜色在油烟里格外刺眼，像极了主人挂在阳台的旧灯笼，破破烂烂却暖人心窝。

　　枇杷黄时，总能想起2021年在鄂州机场工地的日子。疫情封控最严的时候，工地被铁围界隔成孤岛，连村口的老枇杷树都成了可望不可即的风景。某天清晨，我看见围界外的田埂上，戴斗笠的李大爷正用竹竿挑着竹篮，篮子里躺着几颗用报纸裹着的枇杷，金黄的果皮在晨雾里发亮。“伢子们在里头搞建设，莫亏了嘴。”他隔着铁丝网喊话，竹篮晃悠悠递过来，报纸上还印着前一天的天气预报，枇杷带着晨露的潮气，蹭掉的绒毛落在围界的铁丝网上，像撒了把碎金。那些在工地集装箱里度过的日子，因为这几颗跨越围界的枇杷，有了泥土的温度——原来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记得给异乡人递来一把甜。

　　如今在长沙机场工地，午休时常见同事们围着绿化带里的枇杷树打转。这些移栽的树苗还没来得及扎根，结出的果子小而酸涩，却成了我们聊起故乡的引子：有人说起福建老家的枇杷林，有人怀念云南山坡上的野枇杷，而我总想起王嗲嗲的搪瓷盆、李大爷的竹篮，还有奶奶罐子里的枇杷蜜。工地上的推土机碾过杂草时，偶尔会惊起藏在叶间的小枇杷，青果滚落在安全帽旁，像颗未及成熟的乡愁——民航建设者四海为家，却总能在异乡的枝头，找到与故乡重叠的光斑。

　　深秋路过烈士公园，看见园丁在给枇杷树修枝。褐色的剪口渗出透明的树脂，像树在流泪。但我知道，这些带着伤的枝桠，会在来年春天抽出新叶，把疼痛变成结果的力量。就像老城区的拆迁公告贴在枇杷树上，树影依然在青石板路上摇晃，把金黄的果子洒在搬离的纸箱上，洒在推土机碾过的泥地里——有些味道，早已长进了这座城的骨头里，任时光怎么磨，都带着最初的甜。

　　长沙的枇杷啊，是青瓦上的月光，是麻石巷的糖霜，是每个离乡人想起时，舌尖泛起的微酸与回甘。它不似洞庭枇杷的肥大，也不像云霄枇杷的蜜甜，却独独带着湘江的潮气、老灶的烟火，和街坊邻里间“接住喽”的吆喝声，在时光里酿成了一首带绒毛的诗，每一颗都是这座城藏在褶皱里的，不轻易说出口的温柔。而我们这些在机场工地上追着时光奔跑的人，终究会明白：所谓四海为家，不过是把各地的枇杷甜，都酿成了心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