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一百六十五
汉景帝去世后，汉武帝刘彻登基做了皇帝。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第七位皇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刘彻是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之子。刘彻初封胶东王，七岁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继承皇位，在位五十四年，功业甚多：对内，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严禁诸侯王参政，不拘一格提拔有才之士为侍从以备顾问，裁抑相权，依靠亲信、近臣参与决策，形成中外朝制，又设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郡国的控制；经济上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文化上建立正规的察举制，令郡国举孝廉及秀才、贤良方正等；实行尊崇儒术的文化政策，设五经博士，在京师长安兴建太学，又令郡国皆立学官。对外，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又征服闽越、东瓯、南越、卫氏朝鲜，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对于这样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资治通鉴》卷十七做了详细记载，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儒家思想。原文如下：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元年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示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冬天，十月，汉武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人才，汉武帝亲自以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进行策问，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所谓‘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子孙能够长久地统治，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险的却很多；原因是他们任用的人不合适，所采用的治国方法也不是正道，因此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衰败。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败，但并不是治国之道不存在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时，他追念往昔先王的德政，振兴衰微，弥补弊端，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国之道再次焕发光彩而复兴，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来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衰在于君主自己，而不是上天降的命运不能改变；如果君主的言行违背道理，就会失去统治的根本。作为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从而使朝廷端正；朝廷端正了，才能使百官端正；百官端正了，才能使万民端正；万民端正了，才能使四方边境的人端正。四方边境的人端正了，远近的人没有敢不归于正道的，而且没有邪气夹杂在其中，这样就会阴阳协调，风雨适时，万物和谐，百姓繁衍，各种福祉、吉祥的征兆，没有不全部到来的，这样王道就实现了！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中不出现河图，我的主张大概无法实现了！’这是孔子自己悲伤本可以出现这些祥瑞之物，而自己却身份卑贱不能招致。如今陛下贵为天子，拥有四海的财富，处于能够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着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具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且恩泽深厚，智慧明达而且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并且喜爱贤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相应的反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教化，百姓的行为不端正。百姓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古代圣明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南而坐治理天下，没有不把建立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在京城设立太学来教育国民，在地方设立学校来感化乡里，用仁来熏陶百姓，用义来砥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那时的刑罚很轻但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教化推行，社会习俗美好的缘故。圣明的君王继承乱世之后，扫除乱世的痕迹并全部去除，重新恢复和建立教化并加以推崇；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遵循下去，五六百年都不会衰败。秦朝废弃了先圣的治国之道，采用苟且的治理方法，所以仅仅立国十四年就灭亡了，它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社会习俗浅薄恶劣，百姓轻浮顽劣，违法乱纪、抵触抗拒，竟然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私下打个比方：琴瑟的声音不协调，严重时就必须把弦解下来重新安装调整，然后才可以弹奏；处理政务如果行不通，严重时就必须改变政策和方法，然后才可以治理好。所以汉朝自从取得天下以来，一直想要把国家治理好，但到现在还没有治理好，其失误就在于应当进行改革却没有进行改革。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了成功。董仲舒强调了礼乐教化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教化可以引导百姓行为端正，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减少犯罪，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繁荣。这表明教育和文化在社会治理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君主的思想和行为对国家的治理有着决定性影响。君主需要端正自身，以身作则，进而影响朝廷、百官和万民。这体现了儒家“正人先正己”的思想，强调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实行必要的改革，当原有的治理方式行不通时，必须进行变革和更新。文中以秦朝的短亡和汉朝虽欲治却未能善治为例，指出不及时改革会导致治理的失败，说明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不能因循守旧。董仲舒还强调了人对道的主动作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表明人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弘扬和践行正确的治国之道，而不是依赖道来提升自己。这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