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铁血柔情

       战争，带给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但总有一些不屈不挠的人们，面对枪林弹雨殒身不恤。那些贯穿苦难辉煌的家国情怀，绽放出闪电般的生命芬芳。

        一

       1941年1月，苏中茅山，白雪皑皑。月光依稀的午夜，怀胎十月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文化干事阮方，随着转移队伍艰难行进在巉岩峭立的密林中。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山野寂静，紧接着杂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狡猾的日寇早已在这条险要山道上悄悄布下陷阱，只等目标出现便鸣枪收网。

       就在10天前，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皖南增派重兵，新四军军部安排兵站、医院等直属保障机构，先行分批向东、北方向紧急转移，阮方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也在转移之列。此时，她与军部特务营营长程业棠结婚刚满一年。

       枪声响起的瞬间，阮方陡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她挣扎着攀上侧峰的山腰，黑暗中又被葛藤绊倒，怎么使劲也爬不起身来。眼看日寇嗷嗷逼近，身后的一个战士急中生智，一脚将阮方踹下了芒草茂密的山坡。幸运的是，半山坡上一棵粗壮松树挡住了她，阮方后脑在树干上重重一磕，旋即陷入了昏厥。

       阮方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昏暗的茅屋里。原来，在她跌下山坡昏迷不醒后，两个战友躲过日寇的追兵，又返回山腰救起了她，并冒险穿过鬼子长龙似的篝火阵，送到正给新四军当向导的游击队贾队长家。

       茅屋隐于山坳深处的竹林间，两个战友已去追赶队伍，阮方也被换上村姑的衣裳。可她不知道，与她茅山遇险几乎同时，200多公里外的皖南茂林，程业棠正陷入命悬一线的绝境。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部队9000余人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战斗异常激烈，排成长龙阵形的行军队伍瞬间被冲散。程业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特务团政治处主任，他率领特务营3连付出数十人牺牲的代价，掩护军机关部分非战斗人员从铜山岭突出重围，向长江岸边转移。

     “哇……”黎明时分，一声清脆啼哭倏然打破山坳的宁静，也唤醒了迷糊中的阮方。阮方强撑着睁开眼，依稀闪入眼帘的是一张眉清目秀的粉红小脸，耳畔也响起贾队长母亲的声音：“妹子，是个漂亮男娃哩！”那一霎，一种陌生而久候的幸福感电流般贯注全身，她颤抖着声音喊了声“大姐”，便泪如雨下。

       然而，追兵犹在, 阮方的上海口音和军人气质，无疑都是潜在的威胁。她亲了亲尚未喝上一口母乳的孩子，狠着心把襁褓递给了大姐，踉跄离去的一刻，阮方眼噙着泪一步三回首，最终一咬牙消失在雾霭缭绕的莽莽林海中。

       二

       阮方祖籍扬州，幼年时随父母到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音乐家何士德、麦新等组织上海国民救亡协会宣传团前往抗战前线演出，时年16岁的阮方随团奔赴皖南，成为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名文艺女兵。

       1939年，阮方因才华与工作双出色，脱颖而出担任了战地服务团文化干事。恰是这一年，她遇见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长征战士程业棠。

       生长于安徽大别山区的程业棠，祖上三代都靠撑船摆渡为生，他才读两年私塾便辍学上了码头。16岁那年赶上家乡闹革命，他扔下篙竿扛起了梭镖。

       长征途中，程业棠率领连队打阻击，百十号人的连队打得只剩7个人。突围中大腿连中两弹，他咬牙把手指伸进弹孔，把两颗子弹全抠了出来。剧痛加失血让他昏倒在路边，过路老乡以为他已牺牲，就铲了个洼坑给草草掩埋了，可他在坑里睡了一夜又活转过来，拍拍泥土继续赶路，硬是走到了延安。

      1938年5月，党中央抽调一批中央机关和八路军干部南下，加强新四军的骨干力量，程业棠奉命辗转到皖南，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1大队政委。

       这些惊险曲折的战斗经历，对于崇拜英雄的阮方来说，正是她生命中的渴望。1940年春节，经组织批准，阮方与大她9岁的程业棠喜结连理。

       1941年1月，阮方茅山脱险后追上队伍，一路昼伏夜行，直到一个月后渡过长江，始知发生了皖南事变，军部特务团减员过半。阮方心急如焚，却无从打听程业棠的确切讯息，便随着队伍继续北上，归建到新四军第4师。

       虎口脱险固然惊心动魄，却远不及夫离子散带来的创伤。之后无数个激战间隙、宿营之夜，只要是一闭上眼睛，那张粉红小脸总在阮方的眼前闪现。

       殊不知千里之外，程业棠也在日夜翘首期盼着妻子的消息。

       皖南铜山岭突围后，程业棠率部渡江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苏中军区特务团团长兼政委。其间他一直在设法寻找妻子，首长和战友也帮他四处打探，结果真找到两个同姓名的“阮方”。想到分别时妻子已然身怀六甲，程业棠愁肠百结，但他相信坚强聪慧的妻子不会屈从于命运左右，一定还在顽强战斗着。

       1944年底，热心帮助程业棠寻妻的贺子珍弟弟贺敏学，给他带来一个喜讯：阮方在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工作。两个月后，组织上把阮方调到苏中军区，担任第4军分区巡视团长。这对分别4年、历尽劫波的烽火伉俪终于团聚。

       至此，程业棠才知道自己4年前就做了父亲，孩子出生当日便托付给了老乡。而紧随着惊喜交加而来的，则是一缕痛彻心脾的愧疚和牵挂：茅山地区还处在日寇铁骑的践踏之下，不知道这苦命的孩儿如今漂泊何方？

       三

       时光荏苒，转眼8年过去。1949年底的一天晌午，一辆军用吉普沿着蜿蜒山道驶入茅山密林深处，第三野战军某师师长程业棠与担任野战军文化部主任的妻子阮方，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叩开了一间绿竹簇拥的茅屋木门。

       仍然是那片山坳修竹，依旧是那种泥墙茅屋。许是等候这一刻的到来已经很久，大姐眯着眼认出了一身戎装的女军人——“你是新四军妹子吧？”

       虽是久经战火，但那瞬间一股悲怆冲击胸腔，令阮方禁不住潸然泪下。倚门而立的大姐尚不满50岁, 可已过早地满头银发，身腰佝偻。一个俊俏的男孩拽着她的衣襟躲在她身后，扑闪着明净的双眸打量陌生来客。直到大姐拽他到身前教他喊人, 孩子才怯怯地学叫一声：“新四军叔叔！新四军阿姨！”

       来山坳寻子前，程业棠与阮方反复商量，说好见面时不露声色，视情形再定是认领还是放弃。但相见的一瞬，看到眼前孩子眉宇间透出的相貌特征，还有年龄身高的测算，阮方瞬间就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孩子，积压8年多的思念顿时如岩浆般喷发出来，再也无法自抑，冲上去一把将孩子紧紧搂进怀里。

       披染着冬日午后温暖的阳光，曾经是茅山游击队战士的民兵营长，按照阮方记忆中的描述，带着他们夫妇俩翻山越岭，找到了数里之外的那个救命斜坡。伫立山腰的一刻，虽然已是时逾8年，阮方仍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年那株拦腰救命的百年苍松，遒劲伟岸地矗立于青山白云间，葱翠华冠遮蔽着半壁山坡。往下不到20米即是断崖，对面壁立千仞，幽谷深壑之间氤氲弥漫。难怪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夜，日伪军洋洋自得地在山脚下燃火布阵，倘若没有游击队战士们穿林过涧的引导，纵使天兵神将也是插翅难逃。

       更让阮方震撼的是民兵营长噙泪说出的一个秘密。那天凌晨，游击队战士带着阮方从山后追赶队伍。他们前脚刚走，敌人后脚就把整座山围得水泄不通，护送新四军脱险的游击队贾队长，回家看望母亲时遇伏被捕，这个才19岁的贾家独苗儿子，任凭怎么折磨也不肯吐露一字，就在屋后被残忍枪杀。

       但劫难远未结束，日寇探听到曾有新四军女战士在茅屋产下婴儿，便一次次地进山搜寻，可除了找到竹林里的那座新坟外别无所获，恼怒之下一把火烧了茅屋。大姐背着出生才几天的婴儿，餐风露宿，四处躲藏，直到鬼子投降才返回山坳里。附近乡亲们看她母子俩无处栖身，赶来帮忙盖起了这间茅屋。

       听到这里，早已浑身颤抖的阮方再也支撑不住，面向茅屋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抱头“哇”地痛哭起来——整整8年多时间，3000多个夜夜惊心的日子，这个素昧平生的山里人家，为保护一个降生险境的新四军血脉，宁愿付出失子毁家的牺牲而绝不放弃。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分？又该叫我拿什么去报答啊！

       四

       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留宿东厢房的程业棠夫妇，辗转反侧不能入眠。

       初见时刻，孩子口中那声“新四军叔叔、新四军阿姨”的稚嫩呼唤，虽然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仍然那么清晰地回响在俩人耳畔，带给他们深深的酸楚和感动。历经漫长多舛的时光，淳朴的大姐心底仍珍藏着这个美丽称谓，她甚至不知道这支队伍已经改编为解放军，仍以朴素的良知坚守着一份承诺。

       程业棠和阮方发现，大姐带孩子住的西厢房，昏暗的油灯亮了一整夜。虽不知大姐为何彻夜未眠，却感应到某种潜在的不安气息。第二天凌晨天还没破晓，夫妻俩就悄悄驱车下了山，他们毅然做出了一个痛苦而欣慰的选择。

       晌午时分，他们再次回到茅屋前，蓦然发现大姐正牵着男孩的手，站在高大的枫树下。面容洁净的孩子换上了新棉祆、新棉鞋，上面残留着簇新的线头，肩上斜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背包。大姐双眼中隐约显出缕缕血丝，不知是用眼过度还是哭泣所致，但眉宇间的一丝恍惚和悲戚，却是毫无掩饰地写在脸上。

       这情景仿佛一幅送子出征图，其意不言而喻。程业棠与阮方飞快地对视一眼，霎时间双双泪花盈眶，原来善良的大姐非但没有对他们心存丝毫戒备和抵触，反而默默地做着让生身父母领回孩子的准备。只是8年心血付出，何忍一朝割舍？那一刻，他们不敢问也不敢想，赶紧从车上搬下新买的棉被、衣物，还有红糖、菜油等食品，又将一个装有当月工资的信封搁在杉木桌上。

       时光仿佛静止下来，只有山风的轻拂如泣如诉。蓦地，阮方蹲下身去一把搂紧孩子，脸贴着脸良久久不肯松开，直到身后的程业棠轻咳一声，才猛然松手，掩面奔向吉普车。离开山坳前，程业棠向一脸惊愕的大姐敬了个庄重军礼。

       吉普车扬尘而去，瞬间消失在密林中，山坳间又恢复了宁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只是懵懂的男孩抬起头，蓦然发现娘亲脸上正滚落两行清泪。

       阮方姊妹共3人。1941年3月，阮方于转移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受伤，在新四军第4师野战医院养伤期间，又写信劝说远在上海的弟弟和妹妹相继参加新四军。1944年9月，时任营长的弟弟在抗击日寇“扫荡”中壮烈牺牲，铸成阮方心中的又一道伤痕，但她无怨无悔，始终以“满门忠烈”引为自豪。

       程业棠，安徽六安人，1912年出生，1928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征战无数，长征途中，曾率部强渡嘉陵江、三过大草地、浴血河西走廊，先后9次负伤。1944年3月率部参加车轿战役，之后连克童家甸、九门闸、南坎等日军据点。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第2师师长，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第13步兵学校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程业棠1986年9月辞世，直至火化后，留在将军身上50多年的最后两块弹片，才离开了他的身体。

       阮方，江苏扬州人，1921年出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中四分区巡视团长、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化部主任、解放军第82医院政委、合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政协合肥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阮方与程业棠共生育8个子女，对于抗战岁月留下的托子之痛，夫妻俩一生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97年阮方逝世后，身边7个子女看到母亲撰写的回忆录，才知道还有一个命运凄婉的哥哥，以贾姓生活在茅山深处的山村里。

       他们遵从父母心愿，未去打扰这个对自己身世浑然不知的哥哥。但父辈亲人、山里乡亲们穿越烽火的铁血柔情，却深深注入了他们的生命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