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中爷爷李克农在隐蔽战线默默的做了很多重要的统战工作和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参与了与张学良谈判的全过程。1936年2月他受中央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与张学良谈判,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经验,得到了张学良的信任,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毛主席赞扬他“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的好”。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终于同意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逼蒋抗日”。他又和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后,爷爷李克农受党中央委派,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相继创建了八路军办事处,完成了很多紧急而繁重的任务。为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于1937年2月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红军联络处,他任处长,联络处的工作一是用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央的联络,二是开展统战联络工作。1937年8月,日军把战火烧到上海,我党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将陕北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和秘书童小鹏在南京组建了八路军办事处,我爷爷到达南京后,任办事处处长,率领办事处的同志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实施开展了工作。并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100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并把他们分别送到各解放区和延安,部分愿意回家的给路费送回家乡。
1937年在南京被保释出的部分女同志
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我爷爷安排好南京办事处撤离的事后,最后和叶剑英、刘志坚、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等7人才撤离到武汉。按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处长是钱之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长江局,我爷爷任长江局秘书长,协助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并主管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工作十分艰巨。1938年10月,日本侵略战火已烧遍了半个中国,硝烟弥漫,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广州沦陷,武汉也危在旦夕。
1938年5月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屋顶花园,右起李克农、夏子胥、李伦、赵瑛、童小鹏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爷爷带领办事处100多名同志,从武汉撤退,经长沙,于1938年11月20日辗转到达桂林,成立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我爷爷担任处长,领导办事处工作并代表中共南方局领导党的组织工作。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三位一体,同时也是南方局桂林通讯处和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负责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同时做桂系和广大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
桂林八办旧址
他一到桂林就首先开展了争取桂系坚持抗战的工作,拜会了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他们谈的很融洽,黄认为李克农坦诚待他,可以相交。后又见了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众多上层要人,并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维护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为八路军办事处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局面。我爷爷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里,利用当时当地的有利条件,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文化和宣传工作。桂林的各种抗日文化活动空前繁荣,一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云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号称桂林文化城。像茅盾、郭沫若、徐悲鸿、田汉、夏衍、范长江等文化名人都到过桂林。在桂林光是出版社书店就有120多家,抗日剧团也有20多个,报纸有5、6家,如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我爷爷还自己亲手编写了“坚持抗日不投降”,“反左右倾”,“日寇暴行”等剧本,办事处还成立了党的的宣传演出队伍,上街演出,我爷爷自己也去演活报剧。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政治影响波及全国,为全国树立了一面旗帜。
我爷爷作为我党情报战线的创始人之一,部署收集南方地区和国统区的情报工作,建立了很多地下工作的情报网。谢和庚是我党派到广西的秘密共产党员,我爷爷为他们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出谋划策。谢和庚为白崇禧起草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建议书“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就是周总理和我爷爷帮他修改的,由白崇禧交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很重视,接受了其中某些建议。为此,谢和庚深得白崇禧信任,升任白崇禧的上校机要秘书,为我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我爷爷又挑选了中共的朋友,爱国民主人士,桂系亲信刘仲容作为与谢和庚之间的联系人,负责秘密联络工作。李宗仁对刘仲容也很赏识,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作为桂系代表,与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联系,因此他取得了与我党联系的合法身份。我爷爷指导他打入到李宗仁身边工作,后来刘仲容成为桂林行营的参议。通过这两条渠道我党取得了李宗仁、白崇喜与蒋介石之间的大量机要情报,为党中央在抗日战争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当时建立的这些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撒下的种子,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都开花结果,为取得战争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办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筹集和转运军用物资,大到汽车、汽油、医疗器械,通讯设备、前线用的电台,小到棉衣、棉被等物资都是通过八办输送到解放区。这里是国统区经南宁到越南海防的唯一海外通道,通过这条通道接收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许多进步青年和海外华侨大约800多人也都是通过桂林八办转到解放区和延安。办事处专门设立了交通运输科,科长是龙飞虎。办事处的仓库和电台,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路莫村的转运站。1939年我爷爷了解到国民党柳州军需库运到大批军毯,就派龙潜和李中伯去多次交涉,领到两万条军毯运到了新四军所在地。这项工作非常繁重和艰险,运输途中经常遭遇到日军轰炸、国民党军队阻扰,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央决定撤销桂林八办。我爷爷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后最后和十几个工作人员及一个警卫班一批走的。由于和广西桂系上层关系很好,李济深还派人送来亲笔信“清洗桂林,克农快走”。临别时我爷爷把心爱的景德镇白瓷小茶壶送给房东黄旷达留念,还有一些书籍用品都留给了房东。房东的儿子黄熙解放后任桂林八办纪念馆主任,多次来北京见我父亲,我父亲把我爷爷的徕卡相机及一些生活用品赠给了纪念馆,并帮助纪念馆解决了部分的资金及汽车等事情。爷爷当时带着八办的100多人和我奶奶及姑姑李冰、父亲李伦,分批从桂林撤到重庆。在撤出桂林到重庆的途中,遇到了国民党的多次刁难,路上遇到一位交通站的上校要搭车,他把十八集团军当成是是十八军的,我爷爷就将计就计,让他上车,和他一路聊天,所有关卡均由他出面交涉,顺利到达了重庆八办。受到周总理、董必武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见到亲人分外高兴,他自豪的说“林蔚(在广西的蒋介石亲信)难不住我们,是李济深礼送出境的”。蒋介石迫害他们的阴谋宣告失败了。
经历艰难辗转于1941年2月,到达了延安。爷爷的五个子女中,大姑李宁、大伯李治、二伯李力已于1938年由办事处副官龙飞虎护送到了延安,一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全家人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非常高兴,特地在延安枣园爷爷住的窑洞前,照了一张全家福。
撤回延安后,爷爷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长期领导和主持情报和保卫工作。这期间,他参与领导了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特别是着力建立了中情部西安情报系统,使之逐步成为我党开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给党中央及时地提供了决定政策行动的很多重要机密情报。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先辈简介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1926年入党,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央特科,1931年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中央联络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组建了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任西安、南京和桂林八办处长。1941年到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李靖 李克农孙女
1968年入伍,昆明军区58医院,1971年入党。1978年转业,先后在北京邮电医院、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后管理局工作。2006年退休,现为家国家风宣讲团和井冈山红军人物研究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