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抗战岁月九死一生的延安娃娃
一部抗战史也是一部儿童生活的血泪史。
抗战时期最悲惨的是难童，他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流浪要饭、垂死挣扎。美国著名的女记者斯特朗在描述中国战场悲惨的镜头是：“遍地血腥的中国，只能听见哀哭无援儿童的声音！”
为了解决前线抗日将士的家属、烈士遗孤及抗日工作者的子女抚养、教育和生活等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下，经周恩来、王明、邓颖超、宋庆龄等人呼吁并联合中国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依中学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庆龄出任理事长。
1938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第一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在延安南柳林正式成立，并举行盛大典礼。毛泽东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之后，为防止日军飞机轰炸，保育院迁往延安北75华里的安塞县小草峪村。
1940年又成立了中央托儿所，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极困难时期，孩子们受到很大影响。宋庆龄联系美国洛杉矶的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为托儿所捐赠了大批食物、药品和衣物等。为了表示感谢，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由于抗日战争持续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在延安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的救助儿童、保育儿童的能力和范围，已经达不到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5年6月1日，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第二保育院，朱总司令亲自为延安第二保育院选址，康克清妈妈亲自领导成立了延安第二保育院。
当1946年国民党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延安的各保育院立即开始撤退、行军、长征。一提起长征来，我们都熟知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各保育院组织起了娃娃的“长征”，1——3年的时间，数百名从1岁——7岁的保育院的儿童们，经历了上千里的“长征”，在人民军队战士保护下、在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的保护下，做到了无一人掉队、无一人伤亡、无一人传染上疫情，最后都转移到了安全的解放区。娃娃的“长征”，这在我国战争史上也创造出了奇迹！
延安各儿童保育院，从抗日战争创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1年多时间，共接收保育了5000多名儿童。这些儿童都成长为新中国各方面的栋梁之才。
我是1945年3月8日在延安出生的，我亲身经历了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那段波澜壮阔历史。我常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地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唱起的一首歌，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坐在葡萄藤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和历历在目。妈妈讲的故事总是那样的动听、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百听不厌，我们总让她再讲一遍！再讲一遍！
一.我是被猫妈妈看着长大的
1944年底，毛主席有一个大手笔，为了把我党的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组织了一只南下支队的部队，从延安向南方征战，父亲刘型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父亲出发时，我还没有出生。
【图1. 1945年5月松柏（三八)八十二天】
我1945年3月8日出生时，那时我妈妈在延安党校二部学习，我急匆匆地来到这个世界，妈妈没有来得及到延安的中央医院去生孩子，我就生在了延安党校二部，妈妈的宿舍里，是妈妈的党校二部的同学朱琏阿姨给接生的。
朱琏阿姨是一位妇产科医生，1935年入党，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位女党员。1936年她创办了“朱琏诊所”，这是石家庄市委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解放后，她曾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妈妈说：因为我生在了妈妈的宿舍里，朱琏阿姨接生时，没有什么帮手，我生下来后，朱琏阿姨累的都晕到了。
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那时解放区很困难，当时延安的卫生条件比较差，老鼠较多，经常有老鼠咬了小孩的鼻子和耳朵。八路军想了许多办法：有的堵老鼠洞，有的把小床吊起来。
【图2. 1938年程宜萍于延安抗大】
我妈妈下班回来，看见我的嘴也被老鼠咬了一下，她很心疼，怎么办？她很聪明！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只小猫看着我，她把小猫拴在小床腿上，绳子不要太长，小猫跳不到小床上去，老鼠也不敢来了。有小猫代替妈妈看护我，妈妈又可以安心地到党校二部去学习了。
我1岁多以前，就是被猫妈妈看着长大的。
我上小学时，妈妈给我讲我小时候真实的故事，我感到又新奇、又好玩，很有意思。我被妈妈为革命工作忘我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妈妈经常给我们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事情，并且一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们也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我从小总是捡哥哥、姐姐带补丁的剩衣服穿，无论男式、女式的衣服、裤子，我穿着都非常高兴。甚至我的小孩，上小学时也是穿带补丁的衣服、裤子去上学，那时，生活改善了，许多家庭都不给孩子穿带补丁的衣服、裤子了。班主任老师说：一看你们家孩子的穿戴，就知道你们家是老革命的家庭了！
二、娃娃们在马背摇篮的故事
现在回忆起妈妈讲的故事，已经是80年前的事情了。
1946年冬，我一岁多，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党的政策是：要暂时放弃延安，以后再打回来。为了前线的将士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在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妈妈指导下1945年6月1日，建立起来延安第二保育院。
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亲自点名调机枪营的营长（团级）张枳昌来做延安第二保育院当院长，因为，他有文化又有战斗经验。
临要撤退时，康妈妈到保育院做了动员，她说：“3天后，我们要撤离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叔叔、阿姨都高声回答：“能！”。
这时，我们的部队出发了，当时我母亲程宜萍在延安第二保育院任院部支部书记，我和姐姐随保育院撤退。队伍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359旅的战士们临时打下这个据点，在汾河的薄冰上用树棍搭起了二尺多宽的临时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保护着五个后勤单位悄悄地过封锁线（延安中央疗养所、晋绥解放区民工运输大队、延安中央托儿所、中央党校三部妈妈队、延安第二保育院、及零星过封锁线的同志），延安第二保育院是最后一个过封锁线的，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
过封锁线的纪律是：大家都要静悄悄的，不能喧哗，延安第二保育院带了将近150个孩子过封锁线，最小的就像我是1岁多，大一点的像我的爱人梁汉平4、5岁，100多个孩子，能不哭、不闹吗？太难做到了呀！当时，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叔叔、阿姨的教育个个都像小八路一样，都特别遵守纪律，没有人喧哗、没有人哭闹！
张院长把大队人马分成了小队，当时，母亲负责着公家的6个孩子和保育院的两个文件箱（所有人员和孩子们的档案）、公家的6个孩子里包括我和姐姐2人，这个小队有1个保育员、2个饲养员、3个警卫员。母亲分配好队形，。她把强壮的大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走在前面，给我和姐姐分配了个小儿骡子，骡子背上，放着两个垛子，一边垛子里是我姐姐，一边垛子里是我，走在中间。她骑着大马，一边放1 个文件箱，上面放上马褡子，走在最后压阵（2015年原延安第二保育院——北京六一幼儿院，70周年院庆时，我才第一次看见这一对文件箱，将近1米长，这文件箱又宽又大，我想母亲在行军中，带着这一对文件箱也实在是不容易的。）。
三、妈妈我没死还活着
由于天黑，儿骡子掉了队，延安第二保育院最后一个过桥，临时桥已经快坏了，路不好走，儿骡子太小，走路打幌，在过桥时，一脚踩到了冰上，滑倒了，它双腿一跪，结果把我和姐姐连垛子带孩子都摔到冰河里去了。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母亲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耳朵说悄悄话：“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淹死了”。
当母亲听到了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同时都掉到冰河里的消息时，她已经过了同蒲铁路5公里了。她感到真是天打五雷轰，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她眼泪刷地涌了出来，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亲生的孩子，她真想立刻返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哪怕是看看孩子的情况也好，但是，她知道：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党的人，但公家的一对文件箱和四个孩子更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呀！这一对文件箱中放着所有干部、战士的档案和150名孩子的档案，八路军战士们将来打赢了仗，要凭着这两箱档案找到自己的儿子呀！她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她流着热泪，没有回头，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
在八路军救助我们的过程中，队伍后面又悄悄传颂着：“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行军途中，母亲倍受煎熬。有的阿姨回忆说：回头看程宜萍时，天黑，看不清脸，但是能看见脸上，两行热泪在月亮的照耀下闪光。
【图3.1946年在延安第二保育院行进的路上，程宜萍保护的一对文件箱（将近1米长，又宽，又大）现在放在北京六一幼儿院的院史展览中（北京六一幼儿院是原来的延安第二保育院）。】
在我们旁边的359旅的18岁的小战士全超，不顾一切地跳下河去抢救，第一次救出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气了，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的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
第二天，在天亮前当部队要放弃这一拉锯区，最后在村子里再搜索一遍，在老乡家里发现我和姐姐，还有大人陪着，还没等大人说话，我姐姐抢着说：“我爸爸是刘型，我是小八路。”原来我死了是误传。
359旅的付志华叔叔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打了二十多天仗，才把我们送到陈赓将军的太岳军区的韩洪镇。
陈赓将军通知延安第二保育院，让母亲程宜萍到韩洪镇等待着我们，母亲等了十几天，一天，有两个民工抬来一个担架，抬到母亲身边，母亲这时心理非常忐忑，她不敢掀开盖在孩子身上的被子，她生怕一边孩子是活的，一边孩子是死的，当发现我们姐妹两人都活着时，她高兴极了。
我掉到冰河里，估计是呛出了肺炎，那时，没有医、没有药，在部队背着我们战斗的二十多天中，我一直发高烧不退。送到我母亲跟前，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母亲拿我也没有办法呀！部队里有个卫生员，跟母亲商量：我们只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母亲同意了。卫生员手上有1片阿司匹林，他说：这是大人的药量，给1岁多孩子吃下去，如果体温立刻降下去，孩子必死无疑，如果体温一点、一点降下去，孩子还能活。
母亲给我吃了药，看了我3天3夜，每到夜里，怕我突然死去，没有看见，点1盏油灯，看不清楚，就再点上1个油念，看看，我还活着，再褪下去1个油念，因为。她也没有钱买油呀！3天以后，我出了一身疹子，体温逐渐低降了下去。我的生命是母亲细心照料的结果、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是八路军给的！
在太岳军区，陈赓将军和傅涯阿姨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美国的牛奶罐头。解放后，妈妈经常带我们去看望傅涯阿姨。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院长张枳昌，在行军的路上，开会表彰了母亲，并用在延安生产的马兰纸，给程宜萍写了表扬信。
母亲在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敢于担当、在危难中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为了党和革命奉献一切的优秀品质，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母亲的心胸非常宽大，她非常长寿，2013年春节初四母亲病逝了，她104岁。
我的身体是在战争年代受到了创伤，所以从小身体就不好，从小总咳嗽、发烧、感冒，后来转成慢性气管炎，再后来发展成为了支气管扩张，经常吐血，做了左下叶的切除手术，支气管扩张的病，仍然不好。
我的爱人梁汉平和我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学，我们从青梅竹马走到了一起，他为人正直，对我特别负责，退休后他认真学习黄帝内经，研究起中医来了，一直帮我调理身体，所以我这个破船不倒，今年活到了80岁和延安第二保育院（现在北京六一幼儿院）同岁、同庆！
我退休以后，和梁汉平一起去讲述红色故事会，讲述他的父亲梁金生烈士的故事、讲述我的父亲老红军刘型长征的故事、讲述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每逢遇见敌机轰炸时，他们都趴在孩子们的身上，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的动人的故事……。
我的妈妈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妈妈的故事，永远伴随着我的一生，我要把妈妈讲过的故事，永远讲下去！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奉献终身的牺牲而换来的！让孩子们继承前辈们的奋斗精神！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完）
作者：刘松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