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钱塘潮涌处 烽火铸学魂
之江大学历史底蕴深厚，校园占地广阔，建筑风格独特，这里拥有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校园内保存着十五六幢历史悠久的建筑，包括主楼慎思堂、都克堂、科技馆、图书馆、经济馆、红房、绿房、灰房等。这些建筑保留了古罗马建筑的风格，保留了大量红砖建筑，展现出非凡的历史韵味，被誉为“东方剑桥”。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江大学旧址，现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之江大学的前身为1845年于宁波创立的崇信义塾，1867年迁到杭州，后历经发展，从1907年起，在杭州秦望山麓二龙头修理建新校舍，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先后落成，1911年2月正式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弯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1914年正式定名为之江大学。校园建筑布局高低错落，与空间环境融为一体，背依月轮山，面临钱塘江，风景秀丽，校园建筑融合中西风格，独具韵味，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会大学。
之江大学注重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采取西方优秀办学经验，重视英语和体育教学，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在学科设置上，之江大学在文、理、工等多领域都有建树。其工学院的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专业颇具声誉，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文学院在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孕育了一批人文社科领域的杰出学者；理学院则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上成果斐然。学校注重学术研究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他们不仅在专业领域造诣深厚，还积极传播先进的知识与理念，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之江大学还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多所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联系，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方法，使学校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理念上始终保持与国际接轨。这种国际化的视野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学校在学术领域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之江大学 慎思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江大学的师生们同样义愤填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的暴行。在杭州学联的组织下，之江大学的学生们积极参与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活动中。他们在前往南京的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到闸北东站时，车站方面因惧怕日军而不敢开车，学生们毫不退缩，毅然选择步行到城站，与浙大、西湖艺专等学校的同学会合后一同奔赴南京。在长达36个小时的行程中，学生们仅吃了一顿饭，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回校后，教育厅长张道藩前来劝学生安心读书，学生们对其言论十分气愤，当场群情激愤，张道藩见状仓皇离去。此后，学生们还举行了罢课，以表达对当局不积极抗日的不满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随着战火的蔓延，杭州很快陷入危机之中。之江大学宁静的校园开始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之江大学所在的杭州地区遭受了日寇的狂轰滥炸，校园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日军的空袭给之江大学带来了直接的破坏。校园内的部分建筑被炸毁，图书馆的珍贵藏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等遭到严重损毁。师生们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之江大学师生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仇恨，他们深刻认识到，在这场民族灾难面前，必须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方式抗击日寇侵略。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杭州沦陷的危险日益临近。之江大学不得不考虑学校的存续问题，为了保护师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的教育资源，避免遭受日军的进一步破坏，学校决定进行艰难的西迁。这一决策不仅是对学校命运的重大抉择，也是之江大学师生在民族危亡时刻坚持教育、抗击侵略的坚定决心的体现。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进袭杭州，学校奉命被迫迁移，先迁至安徽屯溪。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杭州后，之江大学校舍惨被日军征用，成为日军宪兵司令部。校内的天文台等一些建筑，也在日军的轰炸中被无情炸毁，校园内一片狼藉，往日的宁静与美好不复存在。然而，屯溪的安稳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日军的不断推进，屯溪也不再安全。1938年2月，之江大学不得不再次踏上迁徙之路，这次他们来到了上海公共租界。在租界内，之江大学并与沪江、东吴、圣约翰、金陵女大等校合作，假广学会大楼为教室。设文、商、工3个学院，文学院设中文、英文、政治、教育4个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4系。除原有教师外，又增聘林汉达、孙贵定、马叙伦等学者教师，学生470余人，教师60余人。学校考虑到战时的困难，增加免费学额，在教学上除培养专门基础知识外，还注重职业技能训练，以增加学生就业机会，教育系的学生常在课余到中小学兼课。之江大学师生坚决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保持民族气节。在上海“孤岛”时期，学校附属中学等坚持办学，不向敌伪势力屈服，为学生提供了正常的教育环境，避免了学生受到奴化思想的侵蚀。
（之江大学钟楼 草坪）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公共租界也陷入日寇的控制范围，之江大学再次被迫转移。学校先后辗转至福建邵武、贵州贵阳花溪，最终抵达重庆。在这漫长且艰辛的迁徙过程中，每到一处新的落脚点，师生们都要迅速适应艰苦的环境，重新搭建教学场所，恢复教学秩序，为追求知识和培养抗战人才而不懈努力。
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师生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如路途艰险、生活条件艰苦、教学资源匮乏等，但他们始终坚持办学，弦歌不辍，为学生们在烽火岁月中摆下了一张张“宁静的书桌”。
在西迁的艰难岁月里，之江大学始终坚持办学，将教育作为抗击日寇侵略的有力武器。尽管面临着教学资源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师生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事业的执着。
之江学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迁徙过程中，学生们成立抗日宣传队，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思想，组织募捐活动支援前线。1938年，部分学生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留在学校的学生则通过组织读书会、举办讲座等形式，传播进步思想。之江大学成为了浙西南地区重要的抗日文化阵地。
在教学方面，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课程内容，如军事训练、战时经济、抗日宣传等，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实际应对战争的能力。同时，各学科的教师们克服困难，尽量保证专业课程的正常教学。他们用简单的教具和生动的讲解，将复杂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许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论文，为学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生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学习热情。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之江大学的学生们成立了多个抗日宣传团体，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周边地区，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通过演讲、演戏、张贴标语等形式，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侵略。
在文化传承方面，之江大学的师生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学校在迁徙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图书和文物，但师生们依然积极收集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他们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如诗词朗诵会、书法绘画展览等，以文化的力量鼓舞士气，坚定师生们抗击日寇的信心。在迁徙过程中，之江大学师生承担起保护文化遗产的重任。他们将学校图书馆的珍贵古籍和文物妥善转移，避免了日军的掠夺与破坏。例如，明代孤本《武林梵志》在师生的精心保护下得以完整保存。此外，学校还组织力量抢救民间文化，记录地方戏曲、民歌民谣，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之江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坚守，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校长李培恩始终与师生同甘共苦，带领大家克服困难；教师们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艰苦环境中潜心教学；学生们在战火中坚持求学，以知识报国。这种“烽火弦歌”的精神，不仅激励了当时的师生，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之江大学的师生们在抗战时期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团结互助的品质，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应对，努力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由于粮食等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师生们自己动手，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粮食等农作物，以补充食物来源。在穿着方面，大家互相帮助，将旧衣物修补、改制，尽量延长衣物的使用时间。对于其他生活用品，师生们也秉持着节约使用、物尽其用的原则，如纸张反复使用，文具用到无法再用为止。在简陋的居住条件下，师生们一起动手修缮房屋。他们利用当地的材料，如木材、竹子等，对破旧的庙宇、祠堂进行改造，增加通风和采光设施，搭建简易的床铺和桌椅，努力让居住环境变得相对舒适一些。同时，大家还注重环境卫生，定期打扫居住场所，减少疾病的传播。面对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学校组织了一些懂医学知识的师生成立了简易的医疗小组，为师生和当地百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他们通过采集当地的草药，自制一些简单的药品，用于治疗常见的疾病。此外，师生们还积极宣传卫生知识，提高大家的自我保健意识，预防疾病的发生。
尽管办学条件艰苦，学校仍尽力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师们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活动。没有足够的教材，教师们就自己编写讲义，油印后发给学生。在缺少实验设备的情况下，教师们通过讲解原理、演示简单实验等方式，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各种学术讲座和讨论活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之江大学图书馆）
在迁徙过程中，之江大学始终将教育放在首位。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学校的教学质量并未因此下降。束星北是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当时，在贵州贵阳花溪办学期间，物理学教授李政道的导师束星北，尽管教学条件简陋，实验室设备短缺，但他凭借丰富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将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讲解得深入浅出。他常常利用有限的资源，自制实验教具，为学生们演示物理现象，激发学生对物理学的兴趣。
1944年贵阳吃紧，之江大学又迁到重庆，在校友会帮助下，与东吴、沪江大学合作，成立三校联合机构，1945年春，工学院在重庆复课。在迁徙过程中，尽管办学条件艰苦，但学校始终坚持教学活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安排，尽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之江大学在抗战时期不仅承担着教育育人的使命，还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学校的师生们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战争年代，保护和传承文化对于维系民族精神至关重要。校的图书馆在迁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困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依然将大量珍贵的图书资料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些图书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的校址，图书馆尽可能地开放，为师生们提供学习和研究的资源。教师们利用这些图书资料，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著作，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同时，之江大学还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师生的精神生活。学校组织了诗歌朗诵会、戏剧表演、书画展览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师生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在诗歌朗诵会上，师生们朗诵着爱国诗歌，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痛恨；戏剧表演则以生动的形式展现了抗战时期的故事，让师生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正义的力量；书画展览上，师生们用笔墨抒发自己的情感，描绘祖国的山河和抗战的场景。学生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学习。在昏暗的教室里，他们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在课余时间，他们相互讨论问题，共同进步。由于图书资料匮乏，学生们珍惜每一本可用的书籍，常常互相借阅，仔细研读。为了弥补学习资源的不足，他们还利用学校有限的图书馆资源，摘抄重要的知识点，建立自己的学习笔记库。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主动帮助成绩较差的同学，共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难题。教师们也会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进行辅导，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坚持学业。这种互助学习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增强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和凝聚力。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战争形势严峻，但师生们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他们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诗歌朗诵会、音乐会、文艺演出等，丰富课余生活，缓解紧张情绪，鼓舞士气。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师生们的才艺，也让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和美好，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心。
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让之江大学的师生们更加坚定了爱国信念。他们将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学习和工作的动力，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之江大学的学生们也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他们深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知识是改变国家命运的力量。只有努力学习和工作，才能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和抗战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爱国信念成为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因此，无论学习条件多么艰苦，他们都坚持学习。许多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宣传抗日思想、组织募捐活动、慰问抗战将士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之江大学钟楼 旧影）
在抗战期间，之江大学保留了文学、历史、经济、工程等专业的核心课程，如文学院的中文、英文、政治、教育等系的专业课程，工学院的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等系的专业课程，确保学生能够系统学习专业知识，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打下基础。为适应抗战时期的社会需求，增设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课程或讲座，如抗战形势分析、军事理论基础、民族文化与抗战等。这些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抗战局势，增强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激发学生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尽管处于战争时期，之江大学仍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在文学、历史、经济、工程等领域学有所成，这些人才分布在各个领域，有的投身于军事战线，为抗击日军英勇战斗；有的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传播知识，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有的在经济领域，为国家的战时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他们成为了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也为国家的战后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江大学的教师们在坚持教学的同时，也不忘学术研究。在文学领域，有教授进行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并发表相关成果。著名文学家夏承焘在辗转迁徙的艰苦条件下，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他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词学，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和自己积累的资料，撰写了大量关于词学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为中国词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林汉达1939年秋回国后，受聘为上海之江大学英语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他编著出版了多种英文读本与教材，如《英语文法 ABC》《英语》等，以其扎实的英语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资料，这些教材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影响力，有助于提升之江大学的英语教学水平。1941年，林汉达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正式出版。在书中，他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主张用整体、联系、动态的观点和方法代替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和方法，在国内教育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1941年之江大学内迁后，林汉达留上海开始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对语文改革的研究旨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先后出版了多种读物，为后来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在经济学方面，教师们关注战时经济问题，开展关于战时经济政策、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为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学校还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活动，组织学术社团和研讨会，培养了学生的学术能力和创新思维。
陆蠡1926年考入之江大学，是一位坚贞的爱国者。抗日战争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他坚守出版岗位，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并接待、掩护在沪的地下党员，为抗战文化做出贡献。他经历“九一八”“一二八”，特别是“七七”“八一三”抗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祖国和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日益深重，陆蠡的爱国救亡意识与日俱增。他曾与巴金、曹禺等63位作家一起，在抗议日本侵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发出“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畏惧”的呼号。1937年8月，吴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筹建分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几年中，在敌机轰炸中出版的书籍竟达数百种，还有十几种丛书。期刊《少年读物》因有抗日内容被强令停刊，他又先后主编了《少年读物小丛书》和《少年科学》。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而且是宁死不屈的抗日烈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驻上海租界，由于在沦陷后的上海坚守文化工作岗位，他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不顾胞妹的劝阻，亲自去巡捕房交涉，便遭关押。后被解到汪伪政府所在的南京审讯，不久由巡捕房转到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刑审数月，惨遭杀害，临刑时年仅34岁。陆蠡的著作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囚绿记》已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必修2第3课；以及粤教版选修4第5课，和语文版九年级上册第二课，及沪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四课）等，曾翻译俄国屠格涅夫的《罗亭》，英国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和法国拉马丁的《希腊神话》。1983年4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之江大学校友朱生豪（1912年－1944年），原名朱文森，浙江嘉兴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1929年秀州中学毕业，并被秀中校长推荐保送杭州之江大学深造并享受奖学金待遇。大学二年级时参加“之江诗社”，他的才华深得教师及同学的称赞。“之江诗社”的社长夏承焘老师评价他说“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之江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当选为委员，担任文书股工作，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33年夏，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编辑，参与编辑《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又为《少年文库》作注释。1935年春，开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准备工作。1936年春着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36年8月8日译成莎剧《暴风雨》第一稿。此后陆续译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9部喜剧。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打破了英国牛津版按写作年代编排的次序，分为喜剧、悲剧、史剧、杂剧4类编排，自成体系。他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的人之一，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带有牛津版莎士全集和部分译稿。寓所被焚，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已交付的全部译稿被焚。8月26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后辗转至新塍、新市等地避难，稍得安宁，即埋头补译失稿。1938年夏，重返在上海租界“孤岛”中恢复开业的世界书局。1939年冬应邀入《中美日报》社任编辑，为国内新闻版撰写了大量鞭笞法西斯、宣传抗战的时政短文《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日报》被日军查封。12月8日，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和法租界。冲入“中美日报”馆，朱生豪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再次收集的全部资料与译稿，历年来创作的《古梦集》（旧体诗词、译诗）《小溪集》《丁香集》（新诗）等诗集以及为宋清如整理的诗集两册一并被毁。
（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1943年在贵阳颁发的聘任书）
之江大学校友张理京（1919年－1999年），是我国著名数学家、翻译家，《美国与中国》《丘吉尔回忆录》等原著的译者。张理京凭着优良的数学学识和中外文的深厚造诣，翻译了《微分学》和《积分学》教材，并与曹鹤荪合作翻译了《工程数学》一书，深受学生欢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五六十年代哈军工等国内名校理工科必读的教科书，为日后两弹一星的研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
之江大学校友潘希珍，笔名琦君，1929年，随伯父迁居杭州，入杭州弘道女中读书。1936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宗师夏承焘。抗战时期曾在上海汇中女中任教，后又担任之江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江大学内迁后，1942年返乡受邀于永嘉中学任教。潘希珍的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童话均有成就，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并被译成美国、日本、韩国诸多文字，深受海内外读者推崇。她的文学作品，在台湾一版再版，被称为台湾“文坛恒星”。改革开放后，琦君的文学作品在大陆也成为畅销书。
之江大学的学生们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抗日思想，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还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开展募捐活动，为抗战前线筹集物资和资金。许多学生毕业后，毅然投身到抗日的战场，为保卫祖国、抗击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一些教师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帮助。比如，有的教师参与了军事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有的教师为抗战物资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
在抗日战争中涌现一批表现英勇的之江大学学生，作为之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施宜积极在学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同学参与抗日活动，团结和发动进步学生，为抗日救亡事业贡献力量。他还引导和培养了一些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在学校中宣传抗日思想，为壮大抗日力量做了许多工作。钱存学在施宜的影响下进入之江大学，协助施宜开展工作，成立了之江大学学生青年会，把之江的学生进一步发动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抗日相关的学生运动，后因工作需要被组织安排到苏北新四军三师的修械所工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贡献力量。郁文，原名翁郁文，1944年在浙东抗日根据地鲁迅学院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之江大学参与组织学生运动，担任地下党主办的上海《联合晚报》记者和《青年知识》杂志特约编辑、撰稿人，利用舆论阵地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盛静霞是之江大学的才女，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四十首《抗战组诗》。这些诗词气势磅礴，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誓死救国的必胜信念。她以笔为武器，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激励着身边的人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于再，1937年在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抗战爆发后，他和同学江腾等人毅然前往重庆。1938年3月参加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九师政训队，随军在湘鄂一带从事民运工作。之后进陕甘宁边区陕北公学学习，同年6月，受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去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师工作，参加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他随部队突围，在奉节县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冬，参加青年远征军驻印运输队，转战缅甸、印度战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抗战胜利后，之江大学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重返杭州校园。战后的之江大学校园已是满目疮痍，日寇的占领和破坏，让曾经美丽的校园变得破败不堪。教学楼、图书馆、宿舍等建筑遭到严重损毁，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大量流失。面对如此困境，之江大学的师生们没有退缩，他们在学校管理层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校园重建工作中。学校首先进行了校舍的修复和重建工作。师生们齐心协力，清理废墟，筹集资金，聘请工匠，逐步恢复校园的建筑。同时，学校还积极联系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寻求支持和帮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学楼、图书馆等重要建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在教学方面，学校也迅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师们重新整理教学资料，修订教学计划，迎接新的学生。之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培养的人才也纷纷回到学校，有的成为了教师，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则以校友的身份，为学校的建设提供支持。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之江大学逐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复校后的之江大学规模开始扩大，1946年秋季注册学生达874人，1948年8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三个学院（即文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抗日战争中的之江大学经历了艰难的迁徙和发展历程。在战争的洗礼下，之江大学的师生们始终坚守教育阵地，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积极参与抗战活动，为抗战胜利和国家的未来培养了人才，同时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艰难时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之江大学师生在抗战时期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启示现代教育要将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让学生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鼓励学生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之江大学以其独特的姿态，在民族危亡之际坚守教育使命，展现出令人敬仰的爱国情怀，谱写了一曲弦歌不辍的壮丽篇章。之江大学的这段历史，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艰难岁月中顽强前行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在校园中的深刻体现。之江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成为了学校历史中最动人的篇章，也为中国教育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之江大学师生用行动证明，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精神的传承；在国家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抗争，同样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这段历史启示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教育的火种永不熄灭，民族的精神永远屹立。
抗日战争时期之江大学的经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启示。之江大学在抗战期间坚持办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和战后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在艰难环境中弦歌不辍，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教育传统，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与坚守。之江大学师生们的爱国行动和英勇事迹，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不懈奋斗。
之江大学的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教育具有强大的力量。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教育能够培养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才，为民族的复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力量。之江大学师生们在抗战期间，正是凭借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不屈，才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此外，之江大学在抗战时期与社会各界的紧密合作，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面对重大困难和挑战时，学校与社会各界应该携手共进，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危机，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抗战时期的之江大学，在烽火岁月中坚守教育使命，传承文化精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之江大学的上述经历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之江大学的“烽火弦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