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生死掩护 
今年三月，阳光洒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带来丝丝暖意。我坐在电脑前，正在评论我们银河悦读举办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发表的部分文章。这时，母亲通过微信和我视频通话，几句寒暄后，问我银河悦读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征文的情况。我就给她简单介绍了一下征文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母亲听后，眼神变得悠远起来：“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你外祖父。你外祖父是1919年出生的，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正赶上“卢沟桥事变”爆发。那时候，咱们国家被日本鬼子侵略，我也曾经和你说过。你外祖父的家乡河北省清河县很快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面对日寇，你外祖父所在县城的旧军警和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退。你外祖父一看他们面对日寇不抵抗，就拉着一部分有骨气的兄弟参加了挺进华北敌后的八路军队伍，并从1941年10 月开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 从事公安 保卫工作，肩负着保卫根据地机密、打击日伪军特务的重任。”母亲接着说：“他很少主动提起那些事，可能是为了保密吧。但离休以后，他想曾经给咱们字县里的学校介绍过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艰苦卓绝。平日里也和我们时不时谈起。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三年了。到上学以后才课文里了解抗日战争的故事。”
由此笔者想起我外祖父逝世以后，党组织给他撰写的生平，在职业生涯部分，是这样记录的：“周瑞峰同志1941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南六专署公安局司务长、武城县公安局、故城县公安局科员、股长等职务。1951年起任衡水专署供销社保卫股长，石家庄专署晋县供销社干部科长，石家庄专署钢厂科长等职。1962年8月任武城县公安局副局长、教导员。1975年10月任武城县第一棉厂副厂长。1983年12月离职休养……”
据周瑞峰同志生前对笔者的母亲讲：1942年4月29日，冀南大地被阴霾笼罩，“四二九”反扫荡突围作战打响。在激烈的战斗中，部分党政军机关的干部战士因为战场环境复杂，或者在突围战斗中体能耗尽，或者是打光了自己手枪里的子弹，没有能成功突围。
他们清楚自己一旦被俘，敌人定会不择手段逼问情报，为了不让机密泄露，为了给我军争取继续抗战直至胜利的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与日寇殊死较量。武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公安局长梁振芝，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以自己的生命为冀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突围成功争取时间；女干部小李，面对日寇的逼问，咬紧牙关，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未吐露半个字；冀南军区文工团的教导员姐姐，带着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小八路，用稚嫩却坚定的身躯阻挡敌人；冀南行署财政干校的学员们，手无寸铁却依然勇敢抗争；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警卫营的四十九位战士，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保密之歌。
他们的英勇牺牲，掩护了已经突围成功的我军主力部队，成为冀南抗战史上永不磨灭的光辉篇章。
就在冀南的党政军机关以及主力部队艰难突围到安全地带后不久，负责清点人数的机关的同志眉头紧锁，声音焦急又沉重：“报告首长，咱们有不少同志没归队！”冀南六专署党委和军分区党委立即开会，研究营救没有归队的同志们的方案，并下发通知：“马上组织营救小组，回去找！一定要把同志们安全带回来！”
负责回村寻找那些没有归队的同志们的交通员们迅速行动，一路小心翼翼地摸回霍庄村。村子里弥漫着死寂的气息，往日的烟火气荡然无存。带队的交通员老张，缓缓走进村子，手中紧紧握着枪。“都小心点！”他压低声音对身后的战友叮嘱道。
当他们走进村子，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感到悲愤不已，他们看到的只有老乡们在哭泣，并讲述着因战场环境复杂，而没有突围的战友们直面日寇时的从容和不屈……
一位老乡哭着对老张说:“我们的孩子对小鬼子的逼问，那是铁骨铮铮啊……每一次严刑拷打，换来的只是他们更加愤怒的呐喊：小鬼子，你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每一次利益诱惑，得到的皆是轻蔑的冷笑：小鬼子，休猖狂，你们作恶多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营救小组的同志还x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小鬼子在霍庄 将誓死不向其说出我抗日根据地的机密的八路军和根据地干部杀害以后，又在村子里折腾了三天，而我们的老乡 就 将一些没有被小鬼子发现的八路军战士认作 自己的亲属，掩护起来。这就让小鬼子的折腾，都成了徒劳。老乡们还把被敌人杀害的同志们的遗体收殓以后入土为安。因为老乡们说他们不能再让曾经保护过他们的孩子们受委屈……
回到冀南六专暑机关的新驻地后，老张快步跑到首长面前，眼含热泪且声音带着悲愤：“首长，我们到霍庄村了，只找到了牺牲的同志们和村子里的父老乡亲的墓地，是老乡们让牺牲的同志们入土为安的……”首长一听，眼眶瞬间湿润，他缓缓摘下帽子，沉痛地说：“老 张，别哭， 这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下地狱！”周围的同志们纷纷围拢过来，有的握紧了拳头，有的眼中满是怒火。一位年轻的同志大声吼道：“首长，一定要向日寇讨还这笔血债！”
还有一位年轻的同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以后，悲愤地失声痛哭：“那些没有归队的兄弟姐妹没有牺牲，等把小鬼子打到地狱里，我们就去找那些在霍庄同小鬼子较量的兄弟姐妹，他们会归队的……”
笔者的外祖父，就是在这场惨烈战斗后，临危受命，从冀南六专署公安局奔赴武城县公安局，并继续和他的战友一起，同盘踞在武城县的日伪当局斗智斗勇的。
或许他和无数投身抗战的根据地军民一样，在踏上这条抗争之路时，或许无法预知抗战还要持续多久，也未曾考虑过个人生死。他们心中只有一个质朴而坚定的想法：将日寇彻底驱逐出中国的土地，让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能够摆脱日寇的奴役。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漫漫硝烟里，根据地公安战线仿若一座隐蔽却至关重要的堡垒，默默承受着狂风骤雨。公安战士们肩负着守护根据地机密的重任，行走于虎穴之中，每一步都踏在生死的刀刃之上。
当公安战士的身份不慎暴露，日伪军便如嗅到血腥味的恶狼，瞬间围拢。日寇深知这些公安干部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妄图以金钱、权势的诱惑，或是皮鞭、烙铁的酷刑，撬开他们的嘴，获取那足以摧毁抗日根据地的情报。但他们低估了这些铁骨铮铮的英雄。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公安战士们眼神坚毅如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誓死保守抗日根据地的机密。他们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畏生死的勇气，挺直脊梁，直面日寇的凶狂。他们坚如磐石一般的对日寇的回应，让抗日根据地的机密如同深埋地下的宝藏，坚不可摧，也让日寇在一次次失败中陷入绝望的泥沼。
本文根据笔者的母亲周英华提供的周瑞峰同志生前回忆整理。
冀南六分区，位于冀鲁两省的结合部，卫运河的两岸地区。北临德石路，东接津浦路，南临邢济路，西靠四分区的南宫、新河等县。1940年前，由于这一区域处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边缘，日寇统治较严，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运河两岸的工作，开辟运东，冀南区党委于1941年春建立运东地委、运东专署，辖清河、武城、恩县、德县、平原、禹城、高唐、夏津等县。1941年11月除保留运东地委，加强运东各县的工作外，又建立了六地委，辖冀县、枣强、故城、清河、垂杨和武城六县，运东地委由六地委代管。六地委建立后，积极贯彻党的正确政策，加强对敌斗争，进一步巩固、扩大、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尤其是1942年经过“四•二九”、“六•一一”“九•一二”三次大“扫荡”之后，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我分区党政军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根据地不但未被摧垮，反而更加巩固、更加扩大了，抗日战争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一、“四•二九”前的形势与工作
1942年春，我冀南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先后占领了冀南的全部县城及重要集镇，并在各主要据点之间构筑了数条交通干线，沿线修筑了大量碉堡，约五、六里路一个，同时县交界处挖封锁沟，妄图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在我六分区境内，枣南、武城、故城、清河、清凉江两岸地区的段芦头、黄金庄、谢芦集、南白塔、乔村、大营、娄子、恩察、三郎、白佛寺等都有了敌人的碉堡、据点，并在重要据点间都修筑了公路，公路两侧挖了沟，在根据地分割成若干个小块，使抗日斗争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敌人的“蚕食”“扫荡”中，汉奸特务活动猖獗，到处刺探我军的情报。敌人经常集中优势兵力，对我活动的地区进行反复“扫荡”。
由于敌人的反复“扫荡”，根据地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垂阳、清河、故城大部分地区为敌人所“蚕食”，我们活动很困难。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六分区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武北、枣南地区。六地委、六专署、六分区的领导机关也主要在这一带活动，这时六地委书记赵一民，组织部长吴罡，宣传部长王东宁，社会、敌工部长潘荆章，武装部长杜景云。六专署专员郭鲁，秘书主任吴大羽。六分区司令员邹国厚（四月邹国厚调走，易良品接任六分区司令员），政委先后是夏祖盛、文建武。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适应斗争形势，中央要求全党积极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冀南军区1942年3月2日发出《为打开严重局面，分遣小部队的命令》。刘伯承、宋任穷同志3月24日发出对冀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地委根据区党委和上级指示精神，在军事上积极布署到敌后活动，加强了敌区、敌占区工作，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发展游击战争，打击小股出动的敌伪军及汉奸特务分子。六分区部队在枣南、武北、冀县等地分散活动，破击敌人的公路及封锁沟墙、电线，宣传教育民众，组织武装民兵，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在组织建设上进行精兵简政，精简上层，充实、加强县级和区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力量。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地委还组织派出了武工队，在武城、清河一带的接敌区开展工作，主要是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群众，就地坚持斗争。到四二年“四•二九”前，虽然敌人加紧进攻，整个冀南区斗争形势日趋严重，但六分区运西的枣南、武北地区仍为我所控制，成为冀南当时最大的一片根据地，也就成了敌人大“扫荡”的重要目标。
二、“四•二九”战况
当我们正在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时候，日寇在其蚕食分割的基础上又展开了更为残酷的进攻，妄图将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消灭在枣南、武北地区，以达到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4月29日，敌纠集其十二军及独立一、七、八等混成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三万多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在北起龙华、故城附近，西至垂阳附近，南至曲周一带，东至运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内，对我六分区的武城北部及四分区的邢济路南两地区突然展开空前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此时我冀南区党委、行署机关、干校、文工团、报社、银行等单位正在武北一带休整。“扫荡”开始后，冀南领导机关全部被围于武城一带，战斗十分激烈。在主力部队掩护下，经几次突围，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绝大部分人员冲出重围，主要领导同志全部安全脱险。但部分非战斗部队及少数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被敌冲散，经群众掩护和我们联络收容，多数同志陆续回到本单位。在突围中也有些同志壮烈牺牲。
我六地委机关，由赵一民、王东宁同志领导，在枣南里祥一带，佛晓发现敌人由西南向东北压来，估计是敌有组织的“合围”。地委迅速研究后，决定向西南转移，以避开敌人的“扫荡”。地委、专署、分区机关立即向西南方向运动，从敌扫荡部队的空隙中转移出去，很快跳出了包围圈，到达枣强、南宫、冀县交界处柏庄、冯村一带。地委组织部长吴罡同志，此时在枣南的大营、娄子以南一带活动，和群众一起反“扫荡”。专员郭鲁同志正参加行署召开的会议，随行署在武北军王庙一带活动，战斗开始后，随机关和部队往外冲到了河西街附近的宋唐庄后，带领警卫和失散人员向北到孝兰，后又转到枣南崔浒回到了里祥专署驻地。
敌人大“扫荡”展开后，安了不少据点，进行反复“清剿”，抢劫村庄，残杀我干部、战士及群众。日寇在霍庄村将我被俘的负伤干部、战士、学生49名，集体杀害在一个坑里。另一处，将我几十名干部、伤员、群众全部刺死，制造了残绝人寰的霍庄残案。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寇共杀害我干部、战士、学生及群众300多人。
4月29日傍晚，我们了解到区党委机关被围的情况后，马上开会研究，并于当晚向各县及基层组织下达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干部和群众迅速收容我被冲散人员，抢救我负伤的同志，掩护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保障他们的安全。通知下达后，地委又连夜组织人员，组成收容队，到敌“扫荡”后的地区去寻找掉队的同志，当时有不少同志就是被我六分区收容队救回。对于负伤的同志，地委、专署还组织了慰问团，到各个伤员同志住处进行慰问。
在“四•二九”大“扫荡”中，由于枣南、武北抗日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发扬了革命爱国主义精神，在收容、掩护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掩护我干部战士，青年人扮成“夫妻”，老大爷、老大娘认“儿子”、“女儿”，将干部战士藏在柴堆里、地道里，面对敌人的刺刀，无所畏惧，用自己的生命掩护和转移了数百名干部、战士和伤病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