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圣经简明导读
什么是希伯来圣经以及旧约
构成希伯来圣经或基督宗教旧约的诸多文本，无论从各方面衡量都是属于西方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从一方面来说，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应该归功于它们的文学性质，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来自这样一个实际情况，这些作品都被认作是神圣的经文，无论是在犹太人中还是基督徒当中，它们都被看作是最具权威的，这种情况在别的文学经典中是不具备的。但是把它认作是一部圣经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各具非常不同的意义。有些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们把圣经看作是上帝启示的圣言，所有叙述当中没有任何细节是会出错的。而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当中，另外一些人仅仅是把它看作是西方宗教基础建设时期的一个见证而已。
经文中不同的真经
希伯来圣经和圣经旧约并不是一回事。
希伯来圣经是包括二十四部书的合集，其中分为三部分（三分法）：法律书（Torah），先知书，杂集，后者有时被以Tanak相称。
法律书共包括五书：创世纪，出谷纪，肋未纪，民数纪，申命纪（传统上称梅瑟五书）。
先知书被划分为前先知书的四书（若苏厄书，民长纪，撒慕尔纪，列王纪；撒慕尔纪1和2以及列王纪1和2分别是被划作一部书的）以及后先知书的四书（依撒意亚，耶肋米亚，厄则克耳和十二小先知书；十二小先知书是被划作一部书的，包括欧瑟亚，岳厄尔，亚毛斯，亚北底亚，约纳，米该亚，纳鸿，哈巴谷，索福尼亚，哈盖，匝加利亚，玛拉基亚。）
杂集包括十一部书：圣咏集，箴言，约伯，雅歌，卢德传，哀歌，训道篇，艾斯德尔，达尼尔，厄斯德拉-乃赫米雅（看作一部书），编年纪（1、2被作为一部书）。
基督宗教圣经称此为旧约是相对于新约而言，其中暗喻着旧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新约所取代。然而，这里却有极大的分歧，在基督宗教各派系之间，关于旧约到底包括哪几部书。
新教的旧约与希伯来圣经内容大致相同，除了几部书的次序安排有所不同而外。最初的五部书没有不同，但被称作梅瑟五书而不是法律书。撒慕尔纪，列王纪，厄斯德拉-乃赫米雅，以及编年纪分别都被划作是两部书，再加上十二小先知书，这就一共形成了三十九部书。前先知书被看作历史书，其中包括编年纪和厄斯德拉-乃赫米雅。达尼尔也被划作先知书。而后先知书则被移到全集的最后部分，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指向新约所致。
罗马天主教真经包含数部书，是希伯来圣经以及新教圣经所没有的：多俾亚传，友弟德传，撒罗满智慧篇，德训篇，巴路克，耶肋米亚书信（巴路克6），以及玛加伯1和2。更加出奇的是，达尼尔书中以及艾斯德尔传包含部分章节，在希伯来圣经当中是找不到的。就以达尼尔为例，其中阿匝黎雅的祈祷和三个年轻人所唱的歌，就被穿插于达尼尔3之中，还有苏撒纳以及贝耳和龙的故事。
这些多余的经文在新教术语中有个专有名词“伪经”（字面意义是“隐藏着的”）。而天主教经常把它们看作是“正经”或“第二手真经”经文。这也是在事实上承认它们并不包含于希伯来圣经当中。
圣经为什么有诸多不同的真经？
希伯来圣经的成形要跨越数百年的时间，到最后定型是在公元一世纪。
法律书在公元前五世纪已基本成书，但在晚于此的一段时间里依然有所增加和修正。
先知书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形成公认的目录。我们发现一些涉及法律书以及先知书的引用，就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德训篇当中，同样在死海古卷里面也有相同的材料。而达尼尔书，大约于公元前164年完成，希伯来圣经却并不把它包括在先知书之内，这或许暗示着先知书到此时早已事先确定成集了。
杂集：德训篇的前言当中也提到另外一些杂集作品属于权威著作，但是其中却并没有确切开列这些作品的名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一世纪。这个时期杂集作品大多对犹太教经文的引用（其中包括对新约的引用），仅仅是提到“法律书以及先知书”。圣咏集有时甚至只是作为第三项名目添加进去。初次有人提及希伯来文杂集权威作品的确定目录，时间已经接近公元一世纪的末尾。犹太历史学家若瑟确认目录总数为二十二篇，而犹太教4厄斯德拉末世录却提到总共二十四篇。很可能这两处不同的篇目实际所想到的是同样数目的篇章，但若瑟却把其中一些作品给整合起来（民长纪和卢德传以及耶肋米亚和哀歌），而4厄斯德拉却把它们分别计作四部作品了。
希伯来真经的确定经常是和俗称的雅麦尼亚理事会有关，其成立于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由一批公认的犹太教拉比组成的权威讨论组。然而这却是误导性的，说它是一个雅麦尼亚理事会，因为这让人想到类似基督宗教大公会议那样的聚会。这些位拉比聚会讨论的是一些经书的重要程度（训道篇和雅歌），然而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宣布了一份经文的正式篇目。但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公元70—100年），人们首次发现有人提及一个权威性的确定篇目。
希伯来圣经之中所包括的经书，只是当时流行于犹太教中各种宗教性作品很小一部分的选集。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品被保存于希腊文经书当中，这些经文被早期的基督徒们所采用，但是却流行于以色列之外犹太人团体之中，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省等地。据传说，法律书曾经应埃及国王，费勒戴尔普斯二世普特乐米的要求，翻译成希腊文，就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上半叶，由七十二位长老完成。这个译本就成为后人所知晓的圣经旧约希腊文译本或者称为七十贤士本。这个名称直到以后扩展成为最终全部希腊文译经总集的名称。后来这个较大的合集包括一些原以希伯来文写就的经文译书（比如，德训篇，1玛加伯），甚至也包含一些以希腊文成书的经文（2玛加伯，撒罗满智慧篇）。亚历山大省的犹太人并未设定一个具体范围来局限这些神圣作品的数目。而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团实际上在公元二世纪初就被驱逐出境。那些沿用犹太人希腊文经书的基督徒们，继承了比希伯来圣经更加扩大而且更流畅的一个总集。此后还有更加可观的一些流变，关于旧约的经书目录，在之后数个世纪中教会神长们的引用过程里面。
当杰罗姆于公元400年把圣经翻译为拉丁文时，他的译本是基于希伯来文的。同时他也翻译了一些希伯来圣经中没有的经文，而只是把它们当做是次等地位的经书而已。他的译本，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拉丁文圣经，影响极大，流传范围极广，然而基督教会的沿用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接受的是那个扩大本的希腊文真经。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首倡复古到希伯来文真经，尽管他当时也翻译了所谓的伪经。为了对路德做出应对，罗马天主教会于十六世纪中叶在特伦特大公会议上界定了其原有的扩大本真经。
由以上论辩所显而明见的是，构成希伯来圣经经书的目录，以及基督宗教旧约的流变，其演变过程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各不相同的各种真经最终是由各种宗教团体所甄别决定的。基督宗教理论经常惯于划一条严明的界线于经书和传统之间，但实际上经书本身也正是传统的产物。它的内容以及形式正是决定于宗教权威们所作出的决议。
圣经的文本
现代英文圣经译本是基于希伯来圣经的印刷版本，以及主要的一些古老译本（特别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翻译）。这些印刷版本本身就是以古老的手稿为基础的。就以希伯来圣经为例，其中最主要的稿本来源于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几乎比希伯来圣经真经目录确定晚了一千多年。这些手稿中所存的文本被称作马索拉文本，或者MT。耶里哥南部库木兰附近洞穴中死海古卷的发现，始于1947年，让所有圣经文本的手稿重见天光，除了艾斯德尔和乃赫米雅之外，它们的出现要比这些手本早一千年还多。古卷中最古老的文本出现时期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这些文本大多都与马索拉即MT相合，但仍有一些出现不同而接近于希腊文本。
还有一些起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的希腊文圣经手稿残片。最古老的完整的手稿始自公元四世纪。希腊文的译本一般来说文学性极强，完整地反映了希伯来文本的整体全貌。然而在许多方面，它们还是马索拉文本有极大的不同的。耶肋米亚以及约伯传的文本要短得多，以希腊文相比于希伯来文。死海古卷当中包含着希伯来文耶肋米亚文本，非常接近于希腊文，尽管另外一些稿本是接近于MT的。
现在看起来很可能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之间文本的不同，并非出自翻译者之手而是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那就是希腊文圣经是基于一个较短的希伯来文本。这种情况也真实存在于1撒慕尔纪16—18以及相当篇章的另外文本当中。同样也有各种不同版本形式的希伯来圣经文本，流行于公元前第三、第二和第一世纪。在有些情形之下，希腊文圣经或许保存了比希伯来更古老的一些文本形式。举例来说，耶肋米亚篇章之所以更短一些，很可能这个文本形式要比希伯来圣经中所保存的更古老一些。
由此则显而易见的是，根本没有必要去辩说圣经文本上有关文字的一些是非曲直。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不敢确定圣经中的文字究竟应该怎样算是确实无疑的。这却并不是说圣经中的文字不是信实可靠的。死海古卷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从整体上说，历经数千年的时间，依然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延续性，存在于圣经文本的传承过程当中。然而即便对稍近流行的数本英文圣经稍加留意加以比较的话，显然在圣经文本中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区域及因素存在。我们并不拥有一份完美无缺的最原始经文的抄本。我们只拥有一些距最原始创作数世纪之后的抄本，而且这些抄本在本身之间已经是互异可见的了。
圣经和历史
圣经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成形的，它的内容甚至语词的演化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圣经浸润于历史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大多数它的篇章都是讲述以色列民族的故事，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对历史的叙述。对于大多数犹太史以及基督宗教历史来说，毋容置疑这些故事都是设定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然而在最近的200年当中，有关古老社会另外一些信息浮出水面，经由考古发掘以及古老文学作品的发现等。这些信息经常与圣经中的描述发生冲突。
圣经年表
下面是来自圣经文本资料中时间年表的大概：
亚当到大洪水1656年，十代（创世纪5）
大洪水到亚巴郎290年，十代（创世纪11）
亚巴郎到雅各伯及其家庭迁往埃及290年，三代（创世纪12—50）
寄居埃及430年，三代（出谷纪12：40）
征服客纳罕5年
民长纪470年
撒乌耳以及达味时代过渡期
按照1列王纪6：1，撒罗满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时间在出谷纪后480年。这个数字与民长纪中的年数记载并不相合。
撒罗满之后的一代，王国一分为二：
以色列（北部王国）生存了200年
犹大（南部王国）存在了335年
接下来就是巴比伦流亡时期，紧接其后的就是流亡后或者重建圣殿时期。
北部王国以色列及其首都撒玛黎雅的陷落，还有犹大王国及首都耶路撒冷的毁灭，让我们把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和近东的历史紧密衔接起来。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同样也记叙在亚述以及巴比伦的历史资料当中。从这些历史记录里面我们得到以下数据：
公元前722年，撒玛黎雅陷落
公元前597年，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巴比伦人征服
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第二次被征服，圣殿被毁，接着流亡巴比伦。
如果我们从被毁的日期返回头去，再加上以色列和犹大国王的年数，我们就得到了如下数据：
大约公元前950年：撒罗满
大约公元前1450年：出谷纪
大约公元前1876年：雅各伯及其一家人迁往埃及
大约2100年：亚巴郎
十七世纪爱尔兰的英国圣公会的主教詹姆斯.乌舍尔曾做过著名的推断，创世纪的开始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
现代学术研究普遍采用的是君主制时期圣经的年表，因为它与非圣经资料来源在许多方面有所吻合。只是出谷纪和族长的资料，其日期的确定被认为很有可疑。族长们的活动时期很不真实，时间的跨度在110至175年之间。而在埃及的430年时间仅仅渡过了三代人。大多数学者把出谷纪定在大约公元前1250年，然而现在出现了许多问题，学者们不敢确立族长们甚至出谷纪确切的历史来源。
无论是圣经记述或者是现代学术研究，都把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出现置于公元前两千年的后半叶，而现代重建则倾向于此千年当中的后250年，即大约公元前1250—1000年。圣经数据把它置于大约两个世纪还早。
这个年表的呈现预示着这样一个倾向，以色列民族的出现在近东历史舞台上属于后来者。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已繁荣了一千五百年之久，这才有以色列各支派出现在视野当中。
第二个所预示的倾向就是，圣经文本所写成的日期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真正的日期之间，存在有跨越数个世纪的鸿沟。传统上，法律书被认为是梅瑟的著作，可是很早以来已经显而易见，梅瑟根本不可能是其作者。现在事情似乎已经明朗了，整部希伯来圣经是在后流放时期最终成书的，或者可以说是在圣殿第二次重建时期，是在书中所描述事件发生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圣经研究的方法
构成希伯来圣经大部分作品的创作过程在数个世纪当中经历了几个时期。因而圣经文本当中也就产生了断代以及不相吻合的许多情况，这起码也在表面上反应了一些复杂而不同的历史背景现象。
圣经学术研究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力图解构圣经文本各方面特点的研究结果：
源流批判。十九世纪圣经的“文学批判”，最初是被理解为源流的甄别（源流批判），特别是针对于梅瑟五书而言。这个阶段的圣经学术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来自德国学者尤里乌斯.威尔豪森（1844—1918），他的著作出现于1870及1880年代，而且至今盛名不衰。
形式批判。与此相对的是另一位德国学者的著作，赫尔曼.古恩克尔（1862—1932），出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源流批判。形式批判聚焦在圣经文本的一些较小的架构方面，比如说创世纪中一些个体的故事上。古恩克尔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文学形式及类型的重要性，以及文本内涵的社会定位之重要性方面。古恩克尔同时还扩展了研究范围，有效地利用了新近获取的巴比伦文学方面的材料，以与圣经原有的材料做充分的比较。
编校批判。形式批判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它试图把圣经文本割裂成小的片段。就在二十世纪中叶，一种反剥离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编校批判学说。此种学术的聚焦点，注重于较小的篇章被整合在一起时编者所采取的方式上面，研究编者如何按照自己的神学议程表来整合材料的。编校批判的经典著作同样出自德国学者之手，格尔哈德.冯.雷德（1901—1971）以及马丁.诺斯（1902—1968）。编校批判所展现的是一条绵延不息的长流的开始，其兴味直到如今依然在学术研究中沿承着，它的着重点投在更晚一些而不是更早一些的文本形式上。
考古学。上面提到的学术研究全部发源于德国，而最为流行的圣经批判学却发生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一个不同种类的学术传统在北美发展起来，它极大注重于考古学方面，把考古作为圣经文本一个独立的佐证来源。考古发掘同时也能有助于完备圣经材料背景方面的悬疑。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北美学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W.F.阿尔布莱特（1891—1971）。阿尔布莱特当然也充分运用了古代近东的文学资料，以作为圣经中应被理解的背景悬疑的解释。阿尔布莱特的以色列历史观，经由他的学生约翰.布莱特（1908—1995的作品而得到经典的呈现。
在阿尔布莱特的一生当中，考古学当时被认为是佐证圣经描述的历史性的有效手段（不必在全部细节上加以支持），尽管难免也有所抵牾之处（比如，考古学家们根本没有发掘出若苏厄时代耶利哥那座坚城陷落的证据）。但是到了这个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年代，潮流所向反而指向了这个专题。考古记录以及圣经描述之间所发生的分歧，似乎更加趋向于超过两者之间曾有的暗合。
现代研究方法
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圣经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各种方法纷呈毕现。在这里我只是要着重叙述一下两种比较宽博的主要潮流，文学批判的崛起以及社会学方法的影响所在。
文学批判。圣经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无论它还有多种多样的功能，任何严肃的圣经研究都必须以文学的成分为基础。然而文学学术研究又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种类。就从1960年代开始，圣经文学批判学受到了一种称作“新批判学”运动的深重影响，这是英语文学里兴起的一种研究潮流。新批判学是一门正统的学术运动，它所强调的理论是任何文本的意义，只能从文本本身做深层次的发掘，并没有必要扩展到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背景方面问题的探讨。由于受这种方法的强烈吸引，研究的注重方向也就指向了文本本身。但是其本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置各种描述因素于不顾，由此也难以从这个方面澄清或解释文本本身。在普通的文学研究之中，也有一种反对新批判学正统倾向的运动兴起，这个运动称作“新历史主义”，它比较注重历史背景信息的重要性，但依然保持其着重点在文学文本方面。
文学批判兴起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越加看重圣经文本的最终成书。从整体上说，这是一种鲜明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圣经作品与现代小说或者论文并不可同日而语，并不受一般文学规则的约束。在许多情形之下某些篇章是比较松散的纂集， 各书之间约定俗成的划分也与文学的连贯性并非一码事。决不能以单一的阅读方法来对待像这样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要理解圣经作品的“创作艺术，”那么文本的最终形式就决非唯一可参阅的。文学规则及类型诸方面问题只是基础，尚且我们面对的是古代的文学规则和类型，而非现代文学作品所能理喻的了。
社会学方法的成就。近期圣经研究的第二种潮流倾向，就是日渐加剧的社会学方法的运用。这一类方法同样也是千类万别的。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传统的历史批判的进一步扩展，目前它们把文本看作是对历史情景的反映再现。圣经研究社会学理论最基础的贡献，或许要算是它们已经意识到，在翻译方面并不持重于客观公正，解释也都是以人的兴趣为主，并以此为出发点而形成了现在的全貌。从一方面来说，圣经文本本身反映的也是各作者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兴趣所在。这种观点自然是充分地沿承了形式批判所坚持的社会定位的重要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译者也具有自己的社会定位，女权主义学者们不厌其烦地指出，圣经学者里面男性族长制的设定，而且并不讳言自己的日程表以及致力方向。犹太学者们也曾指出，基督宗教的翻译者们也经常为理论上的假设所左右。但是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对于难能预料以及情趣所向。近期“后现代主义”学者们最显而易见的收获就是，日复一日对圣经文本中最微不足道的人物以及兴趣所向的关注，这是此前的圣经学者们小而化之的一个题目。女权主义学者们在这方面算是领先了。
